苏联全面改革的序幕，严格地说， 是赫鲁晓夫拉开的。当时，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除了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国防科技外，还有“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与同期的其他领导人相比，赫鲁晓夫较为清楚和明确地洞察了苏联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因此顶住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的重重压力，首先选择了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

赫鲁晓夫倾注了最大热情和精力的，是对斯大林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进行改革。赫鲁晓夫认为，导致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他一上台，就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改变农业计划，因为这个时期给予了农民更多的经济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明显好转。使l958年成为苏联农业生产有史以来的最好年景，也使他名利双收，获得了列宁勋章。赫鲁晓夫也比较注意改善公民生活状况，提高福利待遇。

但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的改革，盲目性还是很大的。在工业改革上，赫鲁晓夫没有认识到是计划经济体制管死了经济，也管死了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都缺乏积极性，而仅仅认为这是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结果。他把中央在物资、生产、工资等方面的很多权限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把许多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还在全国设l05个经济行政区，把以部门为主的条条管理改为以地区为中心的块块管理。改革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问题，只是在隶属关系上换了个新“婆婆”。老问题没解决，又带来“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泛滥的新问题。后来105个小经济区被合并为47个，部分经济权力又被中央收回，改革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赫鲁晓夫在对外关系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主动恢复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正常关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还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等。但他仍坚持与美国军备竞赛，并因把导弹偷运入古巴而差点引发世界大战，在肯尼迪以核战争相威胁时又匆忙妥协让步，被毛泽东抨击为“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

有人说，成功的改革，大致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改革者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一开始就确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但为了减少阻力而深藏不露。在实施过程中则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最终确立新的体制。另一种是改革者因为受自身眼界限制，拿不出明确战略的目标，只能根据眼前需要和力量对比，谨慎从事，随机应变，经过不断探索，最终寻求到旧体制的替代物。赫鲁晓夫的改革同第一种境界无缘，与第二种境界有些关系，但严格地说，他连第二种境界也未达到。他当政11年，可以说是改革的11年，除旧布新，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不仅涉及到党政领导体制、干部、监察、司法等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也涉及到工业、农业、商业和财政等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可以说百废俱兴。他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数，让人应接不暇；有的可以说独具慧眼，精彩纷呈；有的虽有成绩，同时夹杂着错误；有的很不彻底，前后矛盾；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正确成熟的指导思想，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旦面临的迫切问题解决了，或者困难有所缓和，赫鲁晓夫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甚至不知不觉又转回到老路上去。

应该说，赫鲁晓夫尽管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主观上未必是想搞竭泽而渔的“政绩工程”，更多地还属于“好心办坏事”。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也是与赫鲁晓夫的个性特点分不开的。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

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和他没能从体制上怀疑和突破斯大林模式分不开。他本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被深深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尽管他不断想出一些新点子，想改变苏联的旧貌，但他始终没有脱离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工作领导方法，用旧机制去推行新措施的典型做法，他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央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