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丹

文化与经济会师

在这里，文化是重要的财富之源，“明天的经济”已然在今天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

傩雕、古法造纸、鸟笼、马尾绣、侗族大歌……在它们生长的土地上，都绽放出了令人欣慰的文化力。它们不再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而存在，而已成为经济进步的新现象：

漫步在安顺周官的街巷，密集的“傩雕工作室”、“傩雕艺术基地”、“傩雕厂”显示着这个村庄的不同寻常。推门而入，红脸的关公、英武的岳飞，色彩艳丽浓烈，表情夸张怪诞，令人顿生穿越之感——2013年，整个周官村傩雕产值达到2000余万元。傩雕曾经只是傩戏的辅助工具，是跳傩戏必有的道具。而面具雕刻却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获得文化的独立，脱离对傩戏的依附成长为一个专门的文化艺术门类，对活跃地方经济、促进乡村文化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三都中和村、板告村、杨柳村，马尾绣收入成为绣娘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马尾绣产业对于村庄经济贡献率普遍达到35%以上。

在丹寨卡拉，一个不到600人的村庄，除了在外打工的十来人，剩余的村民在2013年里创造了650万元的产值——仅编制鸟笼一项。

在从江小黄，文化与经济走向了融合：2013年，靠侗歌展演全村收入1620余万元。今天的侗族大歌，并不游离于经济之外，歌唱这一心灵的精神的事业，也是物质的生产的事业，文化资源与文化经济合二为一。

在以造纸闻名的丹寨石桥，我们同样感受到：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在成为石桥经济发展的“助跳板”，文化与经济合龙催生了新的文化经济共同体。

傩雕、古法造纸、侗族大歌、马尾绣、鸟笼，均向我们展示：在文化已经萌生了经济自觉的地方，文化生产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力量。文化与经济不是天敌，它们应当而且也必须成为伙伴。文化不再意味着资金的消耗，文化本身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事实上，文化与经济的会师，既破解了文化的经济贫困，也消除了经济的文化贫困。在以小康建设为目标的时代平台上，如何开发文化的经济价值、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这不仅是文化建设也是经济建设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艺术与技术融合

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经济的村庄，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生产工艺、工具和手段的改进，使得生产规模与生产力获得了大发展，为精神产品转为文化商品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著名的“银匠村”控拜，制作一个纯手工的蝴蝶吊坠，技艺纯熟的银匠也要耗时3天，如果用机器模具，一个小时便能打出几十个。看起来略显粗糙的手工蝴蝶吊坠售价300元，而光滑细致的模具蝴蝶吊坠售价80元。在这里，精品与大路货并存，既满足了高端需要，又迎合了普通消费，个性化生产与规模化生产互为补充。

在南派鸟笼发源地之一的卡拉村，鸟笼生产大户杨福生夫妇借助台式钻床，大大提高了打孔速度，一天能生产出12只鸟笼，和没有现代器械帮助的日子相比，生产率提高了6倍，那时“一天做到黑，只能做出两只鸟笼”。

2013年，周官傩雕大户秦发忠的公司销售额超过200万元，近80%销售额在省外，销售渠道主要依靠网络：在网上谈好订单，通过支付宝下定金，生产完成后拍照网络传送给对方验收，合格后再划拨余款。另一个大户胡科伟使用数控机床批量生产简单的傩面具，虽然价格比不上手工作品，却大大满足了旅游小商品市场的需要。

在“中国马尾绣之乡”的中和村，一副马尾绣背带，要耗时1年才能绣毕，售价几万元。但是用马尾绣做装饰的民族服装和女士提包，却可以用机器批量生产，生意很是红火。

傩雕、银饰、马尾绣，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依存在特定的美感形式中，关联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情感、价值，有着独特的审美品格与美学属性。它们在文化的经济走向中，既以消费者为核心不断地推陈出新、适应时代的审美需要，又坚持民族文化内涵，守护民族文化个性。在这里，文化产品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以浓郁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 论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与此同时，知识的传递、科技的提升、信息网络的推动，使得传统一家一户、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逐渐通过村民联合、对外交流和贸易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这在卡拉、石桥、周官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和扩大规模化经营，这三个村庄都采用了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等现代组织方式，以优化资源，保障收入。

文化自觉与政策引导合力

文化自觉中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关乎着文化的未来：

石桥造纸专业户王兴武这两年一直琢磨一件事：怎么追赶日本的皮纸？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用纸分别从日本和贵州石桥订购，日本皮纸更柔软，价格是石桥皮纸的10倍。为此，王兴武专门去日本考察过。“我要超过他们！”王兴武发愿。

周官傩雕大户秦发忠计划投入280万元建造的博物馆年底即将竣工，总面积1160平方米，有演武场、艺术馆等功能。建成后将是贵州第一家以屯堡文化和傩文化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目前他已将傩雕工艺制作成了数据库，将地戏剧本整理存档，“把祖宗留下的遗产整理出来留给后人”，被秦发忠当作一辈子的事业。

将蜡染与马尾绣“混搭”，创制一张“中国名片”，是三都水族自治县金凤凰马尾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学正在攻克的课题。

——文化自觉与让一批熟悉民族文化、掌握文化传承、懂得经营管理的民间文化人才在市场中淘沙见金，成为文化经济的领军人物。

如何在政策层面推动文化保护和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转化，日本、韩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日本于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给予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相当高的社会地位，除了国家资助，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也会给予扶持。以2004年为例，当年国家对无形文化财的特别援助金额，个体项目是2.16亿日元，团体项目1.26亿日元。2001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审议通过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并于同年12月7曰公布实施，基本法为谋求能乐、歌舞伎、单口相声等古典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及大力支援传统艺能的表演提供了法律保障。

韩国于1998年制定“文化立国”战略， 2001年，韩国政府在原有的文化产业局基础之上增设文化产业振兴院。韩国政府授予全国最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有者”称号，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用于研究、扩展技能、艺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每人每月 100 万韩元的生活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使得其商业价值剧增，从而也带给当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经济回报，带动经济发展。

贵州一直在致力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育民、惠民方面的积极作用。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规定，通过推荐、评审、考察，省文化厅分别于2012年、2014年公布了两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囊括了茅台酒酿制技艺、苗族服饰、玉屏箫笛制作、彝族漆器髹饰技艺、牙舟陶器烧制技艺等28种民族文化技艺，以更好地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省文化厅非遗处透露，《2014—2020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正在制定中。

在周官、在卡拉，在中和、在石桥，在控拜、在小黄，田野上的人们不止追求耕种与温饱，他们需要更坚实的精神生活与更富裕的物质生活，用以安慰自己的生命，并使它多姿多彩。

流连在这里的人们，曾经为文化人类学而来，为文化社会学而来，为文化生态学而来。今天，我们为文化经济学而来！

“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它生存的蓝图，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将是它成功的指南。”我们走在文化村庄的田野上，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责任编辑/岳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