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留留

有魔力的人

◎张留留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要红了。微博粉丝与日俱增，我渐渐开始出门戴墨镜。但这样还不够，我的经纪人说，我的屁股上还欠一脚，把我像射门的足球一样，踢进声名的网里。于是给我找到了他，让他在报纸的重要版面，写篇关于我的深度报道——他那一支笔，据说捧红了很多人，经纪人要我珍惜这次机会。

我牢牢记得去拜访他的那一天。循着经纪人给我的地址，来到一条污水横流的小巷，我踌躇了一下，很后悔穿了新买的鞋。为了准备今天的约会，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置办行头上。我想起了手提包里的包子，那原是我精打细算的午饭。刻不容缓，我吃了包子，把唯一的袋子套在脚上，单脚跳着过了水坑。根据我一贯小心的做法，我特意拉低了帽檐，脱下了西装，排除了任何能让人认出、让我掉粉的可能。有两个孩子一直嘻笑着看着我，我想他们不会认出我的。

我的终点是靠北的一间小屋，在阴雨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破旧、肮脏。此时我心里犯了疑忌——这种地方，会是用一支笔捧红很多人的人住的吗？我的经纪人是否在夸大其辞，或者根本弄错了人？

门没有关，进去后跟外面一样冷。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一把椅子，一无所有——不，还有一点东西，那就是搁在地下、用来接雨水的大大小小的罐子。

“留得破罐听雨声。”这是他见到我第一句自嘲的话。也正是这句话，让我相信他还有两把刷子，是我要找的人。

“文章我已经写好了，你看一下吧。”他大大咧咧地说着，将几张稿纸扔到我面前。

什么？写好了？我吓了一跳。我们此前根本没有见过，经纪人今天是让我来把过去的经历跟他谈谈，然后再讨论写什么的啊！况且，整个屋子里没有见到一张桌子，也没有见到一本书、一张报纸，他是在哪儿写的、又是根据什么写的呢？

让我更大吃一惊的是，这篇名为《记青年创作新锐张小留》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我挽起裤腿、套上塑料袋跨越水沟的事情。要知道这件事刚刚发生，就算他在第一时间于窗口看到了我，可我进屋连十分钟都不到，不要说构思了，就是单单打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进文章，也令人难以置信。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功能？

也许那水坑存在已久，每一个尚未成名、忐忑不安、野心勃勃的作者，他们羞涩的囊中都有两个用塑料袋套着的包子，遇到水坑时都为了爱惜衣服而挽起裤腿，给新鞋套上袋子。要是我的假设为真，那这文章也没什么稀奇——在我来之前，他可能设想了多种我面对水坑时的表现，写了不止一个版本的文章，再对号入座，专门给我一个下马威。

我可不能让他吓住了，我把稿纸推还给他，“跳水坑的细节固然生动。不过，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我还是希望多谈一些跟读书和写作有关的事。”我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去，把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尽量摆出一副轻松、随意的姿势。“比如，在我幼年的时候，我曾经受教于一位姓郭的老者，他家里有很多书——”

“一位姓郭的？家里有棵桃树？”

“没错。”听他提到桃树，我心里一紧。

“我在你早期的文章中看过，你跳墙到这位老人家里，是为了偷树上的桃子。他是个盲人，目不识丁，家里并没有书。”

我面红耳赤了。说实话，早些年我从未梦想过自己会大红大紫，所以才会把这些不体面的小事写进文章来凑趣。要是我早有预感，我肯定要写一些“头悬梁、锥刺骨”、“囊萤映雪”、“苦学不辍”的事情，有谁不喜欢拥有高尚、大气、完美的过去呢？不过，发表这些文章的，我记得，可不是什么有名的杂志。其实，还是我掏钱包，这些杂志才肯发表的。现如今，这收费杂志倒闭很多年，大概只有图书馆还存有样刊，普通人根本是看不到的。

我把我的这层意思，除了交钱发文章之外，都告诉了他。

“你先往下看吧。”他挥手打断了我。

我一下子坐直了，端正屁股、并紧双腿、挺直后背，想要展示出一些气场来。可奇怪的是，当我以前面傲慢的姿态坐时，椅子结结实实、不摇也不晃，可当我试图坐正时，椅子咯吱咯吱响起来，屁股下、腰后面，似乎所有的部件都在移位、变形。我赶快跳起来，椅子又寂静无声了。

在这一起一坐之间，我觉得彻底被他打败了。这把椅子，又是他测试人的道具。渐渐地，伸直两脚坐在椅子上，变得不是那么自在和舒适了，因为这不是我自由的选择，而是被迫的结果。只有这样，我才能稳稳当当坐着，不让椅子讨厌地吱吱叫。

他坐在床上，俯视着四脚朝天的我，在他灰色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是厌倦和赶快写完的解脱，仿佛在说写文章跟一个裁缝锁一条裤脚没什么两样，大家谁也别装了不起。

为了掩饰尴尬，我把文章高高地举在头顶——因为那可恶的椅子——快速看了起来。

接下来，谈到了我和梯米尔的交往。他也是一位作家，才气也许有一点，可全被他的财富给拖累了。他终日忙着设宴，救济或招待写作同行，所以，他简直没有时间去安安静静完成一篇作品。但这也无所谓，以他的乐于助人和宾至如归，我们原谅他在作品里的细节瑕疵和逻辑的小小混乱。毕竟，就他的财富而言，他写得已经很好了。但他似乎对此并不满意，老是抱怨金钱、过多的饮宴拖累了他的才华，他不加节制地花钱，我们也不遗余力地帮他。当他千金散去的时候，大家都纷纷向他祝贺，他自己也很高兴，以为一个新的创作高度会到来。

但我们显然没说实话，他也高兴得太早了。在千金散去和创作辉煌之间，还有长长的一段不文一名、穷困潦倒的路要走，这条路不走到头，不体会世界的世态炎凉，休想写出一流的作品来。命运向他显示了自己的残酷：当梯米尔有钱的时候，他尚且能写出一些虽然内容风花雪月，但故事也颇可观，笔调轻松的作品来。起码适合他那个阶层的人，或者想了解富豪生活的人看。他整日为柴米发愁时，他也还是写这些东西，但不免让人觉得他在虚张声势、想入非非了。我不喜欢这样的梯米尔，我有先见之明，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祝贺他散尽家产的人。那时，我正经过作家基金会的推荐，在参加“作家培训大师班”的全封闭训练呢。

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却提到了我出现在梯米尔的酒宴上，毫不起眼地坐在桌子角落里狂吃不辍。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能吃的小胖子有一天会大红大紫。

在这段描写中，唯一合我心意的，可能就是“大红大紫”四个字了。至于梯米尔，想起他现如今的债台高筑、穷困潦倒，且笔风慢慢转向尖酸和刻薄，我想，最好还是不提为妙。如果我真的是“默默无闻”地出现在桌子的角落，那么，是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我的。况且，我也不是奔梯米尔而去的，也许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梯米尔搞错了，我从来没有出现在梯米尔的圈子里。”我字斟句酌，“事实上，我接到过邀请，但我没有去。我在勤奋地写作。”

还是那冷冷的灰眼睛，但我并不去看他，而是在两腿伸直、不能弯腰低头的情况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稿子的旁边加了个重重的“×”号。直到那时，我才觉得胸口舒了口气。

现在回忆起来，让我有胆量这么干的，是一直在叮咚作响的瓦罐。

我又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提到了我的妈妈。哦，妈妈，提到她我就落泪。自打妈妈过世后，我做梦梦到的房子里，都是空的。世界上不会有人比她对我更好，她从不坚持要我工作去养家糊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省吃俭用，把最后一个铜板寄给我。要是她能活到今天，活到我即将大红大紫的黎明，她该是最开心的一个！

自然，也不用说，为了我的成功，她也愿意付出一切。既然如此，那么……

在我沉吟的时候，他看出了苗头。

“又有哪里不对了？”依旧是那充满厌倦的灰眼睛。

“没有什么。”我打消他的疑虑，“一点小问题。您大概把我母亲的过世时间搞错了。”我放下稿子，把两只手叉起来搁在胸口，这样多少能减轻点两脚朝天的不自在，恢复一点自信。“我母亲不是五年前过世的，她是上个月二十八号才走的。”

“什么？！”我和他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他第一次出现了惊讶。

“在这里，我要透露一个秘密。医生早在去年夏天，就判了我母亲死刑。她之所以能活到上个月，是为了读我的新作《月亮从东边升起》。当时，我奔波于书桌和医院，彻夜不眠，伏案写作，为的是第二天好在母亲的床头读给她听。说来也怪，这作品比所有的抗生素都管用，我母亲已经掉光的头发奇迹般地长了出来，脸也恢复了光泽。可以这么说，我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比其他的病人都要安详、快乐。这大概是文学作品能够给予人的精神力量吧。要知道，那时，我的内心极度痛苦，情感悲痛到了极点，简直是上帝抓着我的手在写作。上帝知道要写什么，而我只是他的传声筒、打字机。大概正因这样，这部作品才获得出版社的青睐，得以在母亲过世后迅速出版——”

“五年前，令堂刚过世的时候，你在博客上写了一系列哀悼文章，难道，这也可以造假吗？”

我早就做好了脸红的准备。在五年前，我曾经想到过发表，可杂志的稿费少得可怜，让我觉得是对母亲的亵渎。我赌气把它们写到博客上，可关注者寥寥，跟我大张旗鼓的哀悼极不相衬。一气之下，我全删了它们——幸亏我删了它们，现在，这些文章可以换个时间重见天日了，一举双得，何乐不为？既然推迟几天或几年，一点也不能改变去世的事实，妈妈一定会很高兴改变一下时间和方式，来方便一下我的。我是她的儿子，我比别人更了解她。不是吗？

“关于我母亲的过世，我想我最有发言权。”我不想多说，在这篇稿子上，又打了个“×”。

“嗤，嗤！”回答我的是两声冷笑。“我的文章一经写好，从来不改！”

我承认有点儿周身发冷、局促不安。可我不会让他压倒我。他知道在面对谁吗？那是我，即将声名鹊起的人物，这是他为我写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我不会再找他的。这阴暗的房间，漏雨的天花板，大大小小的瓦罐，让我深深怀疑起经纪人的举荐——一个能用笔捧红很多人的写手，为什么自己不去大红大紫？被虚荣冲昏头脑，也是为这不能端正坐姿的椅子所气恼，我说出了终生后悔的话：

“以上提到的问题，请您务必按照我的意见去修改。鉴于您的经济状况，酬金先付一部分，其余等改完后再付。”我环视空空的四壁，留下了一个信封。

“我一个字也不会改，一个字也不会改！”是他的声音。我走出房门，重新挽起裤脚时，却发现没有把刚才的塑料袋叠起收好。寻思一阵后，我花了点小钱，雇佣一个孩子搬了几块砖来垫脚。

我深信他会改的。

果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看到了这篇文章——哦，不，混蛋，他竟然一点也没有改！愤怒之下，我拿起电话。

“请仔细看看，这篇文章跟你有关系吗？”他厌倦地说完，便挂了电话。

我这才注意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并不是《记青年新锐作家张小留》，而是《记青年新锐作家梯米尔》。

电话铃声不期而至，是一个朋友。“你知道吗？梯米尔红了！”他兴奋地对我嚷道。

这次是我挂的电话。

梯米尔红了。这个厚脸皮的家伙，竟然连我的母亲都接管了。我跑过去找他理论的时候，他正笑得两眼放光，很高兴地看到他又有回到过去生活的可能。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他冷冷地对我说。

我再次冲进肮脏的小巷，穿着我最昂贵的鞋子涉水而过。当我泥水四溅地跑到他屋子里去时，发现那儿已经人去楼空了。只有瓦罐还摆在地上，等着不知何时会落下的雨水。装了钱的牛皮纸信封，摆在不能让人端坐的椅子上。仿佛他料准了我会来。

经纪人怪我错失良机。“跟你说他有这种魔力，他写谁，谁就能红！”

我始终不明白的就是，他那支笔，捧红了很多人，为什么却无法捧红他自己？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