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兵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天人三策》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天人三策》是由汉武帝的3 篇策问加上董仲舒的3 篇策对构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传统的观点只注重研究《天人三策》中的董仲舒思想，而忽略研究其中的汉武帝的思想，这是很不应该的。笔者认为，《天人三策》既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天人三策》揭示了汉武帝在执政初期的一些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他后来在执政方面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在这几篇策问中找到其思想滥觞。汉武帝在这3 篇策问中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1) 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2) 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3) 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董仲舒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策对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本人的施政方针以及汉代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第一策：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

《天人三策》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问题历来争论较大。从《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一些材料来看，似应确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因为，《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1]131。”汉武帝即位之年在公元前140年，六年之后即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驾崩，第二年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参加策问。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董仲舒，但提到了“文学之士”和“公孙弘”，董仲舒应是与公孙弘同时参加策问的。对于这一点，《汉书》记载得更明确些。《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1]60。”这里明确指出，董仲舒等人是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参加策对的。

依据以上的论述，汉武帝在征召贤良文学之士进行策问时已执政六七年了。此时，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从其所发出的策问来看，汉武帝当时主要有两个问题让他感到困惑：

第一，世道的盛衰到底是应归之于“天命”，还是应归之于“人事”？这个问题也是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汉武帝说：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1]1094？

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五帝三王的那一套政令措施，在“圣王”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但是后来就逐渐走向了衰败，一代不如一代，到夏桀、商纣时期就“王道大坏”了。在最近这500年里，“守文之君，当涂之士”都想效法“先王之法”以匡济这个世道，但是并不能扭转这种日渐衰败的趋势。汉武帝问，如果这种趋势应归结为“天命”所致不可复反，那么人们成天劳累匆忙，“夙兴夜寐，务法上古”又有什么用?如果应归之于人事，那么这是因为君王所施行的政令措施出了差错吗？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1]1096。

董仲舒认为，国家的治乱废兴不是由什么“天命”主宰的，而是由于君王用人不恰当，其政令措施不合正道造成的。就以周代为例，周初的文王、武王开创了伟大的“文武之政”，但是他们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到周厉王、周幽王时就彻底衰亡了，但这并不是“周道”本身的衰亡，而是因为周厉王、周幽王不遵循“文武之政”才走向衰亡的；在周厉王和周幽王之间的周宣王通过“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不就使“周道”粲然复兴了吗？所以，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这就说明世道的盛衰不是取决于天命，而是取决于人事，董仲舒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受命之符安在”以及“灾异何缘而起”的问题。汉武帝自即位以来，“受命”的祥瑞未曾出现，而灾异之事却频频发生，这或许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现实背景。据《汉书·武帝纪》记载：

(建元二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蚀之；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九月丙子晦，日有蚀之；

(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建元)五年，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

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面对汉武帝关于“灾异何缘而起”的策问，董仲舒回答道：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1]1096。

董仲舒认为，“受命之符”是存在的，它来自于上天，是上天要某人当王的表示，比如武王伐纣时有“白鱼入于王舟”，这就是“受命之符”，是上天的意思表示，这是祥瑞。除此之外，“灾异”现象也是上天对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如果统治者骄奢淫逸，残害忠良，废弃德教，独任刑罚，使得诸侯背畔，民众不满，那么就会导致邪气产生，阴阳不和，妖孽出现，这就是“灾异”产生的原因。写到此处，董仲舒笔锋一转，将其理论锋芒直指汉武帝的现行政策：

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1]1097。

董仲舒认为，对于上天来说，它常以阳居大夏之时，以“生育养长”为其功能，以阴居大冬之时，将其置于“空虚不用”之地。这说明，天是“任阳而不任阴”的。阳为“德”，阴为“刑”，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天是“任德不任刑”的。王者效法上天，也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现在废弃先王的“德教之官”，独任“执法之吏”来治理百姓，这就是“任刑”的做法，是与天道相违背的。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董仲舒虽然一方面否定世道的盛衰由上天注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君王的行为会导致上天分别做出“祥瑞”或“灾异”的反应。因此，董仲舒在第一策的前面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1]1096。

董仲舒认为，上天对人君是饱含“仁爱”之心的，它会尽量地扶持和保护君主。即便君主做了错事，上天也不会叫他马上灭亡，而是现出一些“灾害”或者“怪异”之事来提醒他，叫他改正；只有一而再、再而三不知悔改的，上天才会最终让他遭受败亡。因此，君主只要不断地努力就行了：努力学习，就会知识渊博而智慧明达；努力推行正道，就能不断积德，建立大功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家是带着很重的感情色彩来理解和看待上天的，这与道家所说的“天地不仁”的观点是不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如下3 点建议：

1) “正君心”。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1]1097。”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会“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徠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1]1097-1098。”人君摆正自己的良心，不仅可以使人间的朝廷、百官、万民、四方得“正”，还能使天地之间的万物如阴阳、风雨、五谷、草木得到润泽，使祥瑞之物纷纷到来，这就是董仲舒“以人感天”的思想。

2) “立教化”。董仲舒认为，汉武帝本来是应得到祥瑞的，但是他没有得到，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树立教化之道，没有端正天下百姓的行为。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1]1098。”要“立教化”，就必须“立太学”“设庠序”，用“仁”“义”“礼”等内容教育百姓，这样就能使风俗醇美，黎民安居乐业。

3) “更化”。董仲舒认为，周代晚期“大为亡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继承“周之末世”，本应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但是它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以乱济乱”“尽灭先圣之道，颛为自恣苟简之治”，让天下的民众遭受伤害，结果统一天下14年就灭亡了，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汉朝继承秦朝而拥有天下，现在的局势犹如“朽木”“粪墙”。因此，要想把天下治理好，就必须“更化”。他说：“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1]1099。”

二、第二策：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

董仲舒的第一次策对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书·董仲舒传》说：“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于是，汉武帝发出了第二道策问，这次策问是紧紧围绕“帝王之道”这一话题而展开的：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1]1099！

汉武帝在这段话中关于“帝王之道”的策问可以分为3个方面：

第一，政治方面：君王是应“无为”还是“有为”？舜垂拱无为而能使天下太平，而周文王却要忙到太阳偏西都顾不上吃饭，但他们都把天下治理好了。那么君王到底应该“逸”(无为)还是“劳”(有为)呢？汉武帝提这个问题，或许是受汉初黄老思想的影响，因为黄老思想的基本主张就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就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或许汉武帝所提的这个问题体现了他对汉初以来一直盛行的治国方略的反思：我是该继续沿用黄老道家这一套呢，还是该改弦更张？

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首先分析了舜“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和周文王“日昃不暇食”的原因。他说，尧在位的时间长达70 多年，后来舜继位之后，沿袭了尧的做法，又以大禹为辅佐，所以能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但是，周文王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处在商纣王统治的时期，商纣王杀戮贤良，残害百姓，使得天下大乱，人民惶恐不安，在这种局势下，周文王重用贤能，关爱百姓，所以他每天忙到太阳偏西也顾不上吃饭。因此，董仲舒认为：“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1]1101。”帝王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有“劳”与“逸”之别，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造成的。

第二，经济方面：尚“俭”还是尚“文”？汉武帝提这一问题的背景或许是，西汉建立初期，物质极度匮乏，连皇帝坐的车都无法配备四匹清一色的马，宰相只能坐牛车，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40年的文景之治，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很充裕了。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1]511。”“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515。”因此，汉武帝的这一策问是针对汉代已经发生变化的经济条件而提出的。对此，董仲舒说：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1101。

董仲舒这段话的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 旌旗、宫室、服饰等物是用来表明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有德之人的，因此它们是各有其法度的；2) 俭朴并不一定是圣人一成不变的标准；3) “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由此可见，董仲舒并不一味主张俭朴，而是主张依照法度行事的。

第三，法律方面：是否应该使用“刑罚”以治国？对此，董仲舒首先阐述了周初的几位统治者是怎样治国的。他说，周武王奉行仁义之政，平定那些残害百姓的人，周公制礼作乐，到了成、康时期，国势强盛，监狱里40 多年空无犯人，这些都是仁义教化的结果，并不是用刑罚能做到的。但是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1]1101。”可见，董仲舒是反对任用“刑罚”，而主张施行“德教”的，这与其在第一策及《春秋繁露》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汉武帝在第二道策问中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功烈休德未始云获”的问题。他说：

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1]1099-1100！

汉武帝认为自己每天兢兢业业，以先前的帝王为榜样，思考如何才能持守这至尊大位，还亲自耕种籍田，劝勉百姓施行孝悌，慰问勤劳，抚恤孤独，极神尽思，但是并没有收获什么美好的功德，现在的局势反而是“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对汉武帝所提出的问题，董仲舒从4个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1) 关于“功不加于百姓”的问题，董仲舒认为，这或许是因为“王心未加”所造成的。他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1]1101-1102。”“王心未加”的意思就是没能像过去的圣王那样以“仁爱之心”对待老百姓。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董仲舒说：“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1]1102!”意思是，只要汉武帝能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和建议，并诚心诚意地去推行这些建议，那么就能使自己成为圣王。2) 关于“求贤未获”的问题，董仲舒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平时没有培养人才所致。他说：“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1]1102。”平时不培养人才，却要想得到贤能之人，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得到文采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应怎么办？董仲舒认为，应该“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他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1]1102。”3) 关于“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问题，董仲舒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长吏不明”造成的。他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4) 关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的问题，董仲舒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行的官僚制度造成的。现行的官僚制度讲究门第出身，讲究资历深浅，所以不能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对此，董仲舒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1]1102～1103。”诸侯、郡守都尽心于求取贤才，天下的优秀人才都能被推举出来，就能实现像三王那样的丰功伟绩，得到像尧舜禹那样的名声。

三、第三策：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

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围绕“天人古今”的话题展开的。这或许是因为汉武帝和董仲舒在第一策中都提到了“天命”或“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因此，汉武帝在第三次策问中说：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1]1103。

汉武帝在这一策中所提的问题主要有3 方面：1) 关于“天人”的问题；2) 关于“古今”的问题；3) 关于“先王之道”的问题。对此，董仲舒一一作了阐述：

第一，关于“天人”的问题，董仲舒的观点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1) 关于“天”，董仲舒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1]1103。”2) 关于“人”，董仲舒提出了人“超然异于群生”而“贵于物”的思想。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1]1104。”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是一致的。3) “天”与“人”之间是相互感应的。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1]1104。”4) “圣人法天”。董仲舒说：“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1]1103~1104。”圣人(君王)既要爱民，还要养民，并对人民施行教化。所以，董仲舒说：“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1]1104。”由此可见，在“天人之际”的问题上，董仲舒最终还是归结到君王应怎么做这一点上来了。

第二，关于“古今”的问题，董仲舒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古代注重“德教化民”，所以天下没有一个人犯罪坐牢，而当今社会废弃德教，化民无方，所以百姓为了追逐财货就纷纷犯法。董仲舒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1]1104。”2) 古代社会治理得非常好，而现今社会与古代社会比起来相差很远。董仲舒说：“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1]11063) 董仲舒还对尧舜的“寖明寖昌”和桀纣的“寖微寖灭”之道做了分析。关于尧舜，董仲舒说：“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具体说来，“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所以他们最终能“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这就是他们的“寖明寖昌之道”[1]1106。关于桀纣，董仲舒说：“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1]1106。”

第三，关于“先王之道”的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几个方面的思想：1) “道”是“万世无弊”的。他说：“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1]1106。”“先王之道”经历千万代都不会有弊端，因而人们反复实施它都不会感到厌倦。2) “王者”会一直沿袭这“道”，其原因就在于“道”是来源于“天”的。董仲舒说：“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1]1106-1107。”3) “先王之道”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主要是因为各自所处的实际情况不同造成的。董仲舒说：“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1]1106。” 4) 董仲舒还提出了“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1]1106的思想。

四、《天人三策》的价值

《天人三策》是研究汉武帝和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过去，我们只注重研究其中的董仲舒思想，而忽略了对其中的汉武帝思想进行研究。通过仔细研读《天人三策》，我们发现，汉武帝在这些策问中所提的那些问题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或者是萦绕在他头脑中的重要问题。比如，汉武帝在第一策中提出的“受命之符安在”和“灾异何缘而起”的问题，就体现出了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即“迷信鬼神”。司马迁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2]。”而他后来大搞封禅运动，其实也是这种性格特征的体现。

又如，他在第二策中所提出的关于政治上是“无为”还是“有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当时已经发生变化的政治形势下提出的。当时，黄老思想的最有力支持者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汉武帝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说明他本人已开始对黄老思想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他向贤良文学提出这个问题，也有向他们进行试探并征求他们意见的意味，而其后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弃“道”向“儒”的政策于此已见端倪。又如，他在第二策中所提出的在经济上是尚“质”还是尚“文”的问题，其实也是以当时已经发生变化的经济形势为背景而提出的，而他后来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做法也可以从这篇策问中窥见端倪。这些都说明《天人三策》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汉武帝虽然在第二篇策问中提到了是否任用刑罚的问题，而董仲舒在3 篇策对中都反复申明“任德教而弃刑罚”的主张，但是汉武帝并没有采纳这一主张，而是走了一条酷吏当道、繁刑重敛的法治路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当然，《天人三策》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董仲舒的很多思想。董仲舒在这3 篇策对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天人感应”“正君心”“任德教而弃刑罚”“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举贤才”“不与民争利”“大一统”等思想。这些思想主张的价值在于：1) 他们与保存在《春秋繁露》中的很多思想相一致，从而证明了《春秋繁露》中这部分材料的可靠性。如“任德”而不“任刑”的思想，就在《春秋繁露》的很多“阴阳”篇中一再出现，这说明这些材料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靠材料；2)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对汉代及以后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董仲舒在第二策中提出了“兴太学”的思想，而《汉书·董仲舒传》里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可见，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就得到了实现。还有，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大一统”思想也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我们就不必多说了。

[1]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3.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