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雪松

人们还没从杭州“7·5”、长沙“7·11”两地的公交车人为纵火案惊魂之中缓过神来，7月15日，广州再次发生类似案件。人们不禁惊叹，如此密集的同类案件发生在同样的公共空间，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3起公交车燃烧案，场面惊人地相似。人们不免会想到作案手段的模仿效应。其实犯罪手段的模仿，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真正难以捉摸的，还是犯罪心理的模仿效应。

从去年制造厦门公交燃烧案的陈水总起，舆论就一直呈现出一种角力和扭曲的态势。一方面对逝者寄予同情，一方面细究制造公交暴力事件的犯罪分子，寻找犯罪动机。甚至有时候，无辜的逝者无人问津，而犯罪分子的家门已被各路媒体几近踏破。他们看上去似乎在揭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本质，实际上却有意或无意之间，在犯罪分子生存际遇的种种细节中，寄予了热切的煽情与深切的同情。而这种无底线的同情泛滥，极容易混淆视听，造成社会对犯罪的误读。用温暖与同情、人性与煽情的伪装把对公众安全的冷漠裹得严严实实，给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可恨的不是暴力犯罪实施者，而是制度。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一些“无悲剧不制度”的网络名人眼中，公交犯罪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一种宣泄，他们看上去是闻悲则怒，实际上是逢悲必骂体制。不错，任何一起有轰动效应的暴力犯罪，犯罪主体多多少少有着或引人注目、或发泄不满的内心诉求。但是，即便解决自身问题的渠道还不畅通，即便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幸、心境多么悲观，都不是可以将无辜的生命绑架到死路上的理由。舆论和媒体应对这样的暴力犯罪同仇敌忾，而不是为“博眼球”，争相挖掘犯罪分子的不幸遭遇。这无疑会淡化社会对于暴力犯罪的激愤情绪，转移民众客观分析和判断暴力犯罪的视线，转嫁社会矛盾，使得这些试图犯罪的分子，为自己像陈水总、包来旭一样实施犯罪，找到自我解脱的心理认同。

一个制造无辜生命悲剧的犯罪分子，其个人的悲情与公共的悲剧相比，谁轻谁重？一言以蔽之，我们可能难以控制犯罪分子心理的变态，但影响社会犯罪心理的舆论和媒体，心理万万不能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