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枫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特别自由灵动。它源于古代笔记，形式灵活，篇幅不限，内容不拘一格，既可叙古今中外奇闻野史，也可抒思古感今伤春悲秋之情，市井人情、历史经纬、哲理思辨无不囊括其中。作家的人生历程、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等，都是决定散文风格的重要因素；散文又总是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的，是作家学识修养与时代潮流交融激荡的结晶。纵览一个时期的散文，往往可见一个时代世态人情的嬗变。如民国的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对社会变迁的书写，表现文化转型时代文人的矛盾心态；17年中秦牧、杨朔的散文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热切向往；新时期以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反思历史，关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职责；上世纪末余秋雨、董桥等的文化散文，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为散文增添了理性的深沉；当下一些优秀的青年散文作家如李娟、刘亮程关注文学与自然的对话以及社会剧烈变化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赋予了当代散文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说，一篇篇散文，就是一段历史多姿多彩的横切面，也是一个作家生命历程和思想情感朴素直白的履历表。

李致同志是我的老前辈老领导，我们亦师亦友，他的做人、为事和作文都让我受教匪浅。他出生于旧式大家庭，成长于“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时代氛围中，受鲁迅、巴金等进步文学家的影响，学生时代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不满现实、渴望光明的文章。但后来因时代历史的原因，他被迫中断了创作，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洪流冲破对思想的束缚，摒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桎梏，李致同志又开始重拾创作。他长期从事青年、出版、文艺和宣传工作，担任过总编辑、党政领导、文联主席等职务，一生既有风平浪静的安逸光阴，也有几次经历暴风骤雨的危急时刻，有狂飙突进的燃情岁月，也有壮志难抒的阴郁日子。在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接连不断的身份转换、起伏跌宕的生活经历、优秀人文作品的大量阅读，使李致同志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丰厚的思想资源的滋养。这一时期，他回顾几十年风雨，写出大量以“往事随笔”为总题的散文，收入《往事》《回顾》《昔日》《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的人》等几部散文集。这些作品情感丰富，内容广泛，是了解李致同志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特别是其中一些历史、文化、革命题材的作品，是他一生坚定理想信念，执着追求真善美，为国家民族兴盛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心路展示，也为研究考察新中国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提供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

李致同志的散文纵横捭阖，时间跨度长，内容涉及面广。从时间的纵向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的种种往事历历可见；从人间百态的横向看，旧式家长、革命者、建设者、文学艺术家、底层劳动者等各色人物一一展示。读其散文，恍如徜徉于深远悠长的历史长廊之中，两边墙上画框中一个个历史瞬间从幽黯的迷雾中缓缓浮现，黑白的画面逐渐变得绚烂斑斓。其平实质朴的文字总是蕴含着浓烈的感情，爱憎分明，感概良多，点滴日常事，映射的却是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如《大妈，我的母亲》记叙“我”的大妈，一位封建地主家庭妇女的一生经历，侧面展示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人情世态的变化，歌颂了人性的纯真善良；《看戏遇兵》《七星岗》以看戏与宪兵起冲突、买书被特务监视两件事，活画出反动政府的狰狞嘴脸，表现了人民对严酷压迫的不屈抗争和对美好自由生活的热切向往；《捐寒衣》从“我”不吃午饭省下钱捐给抗日战士做棉衣、抵制日货摔坏心爱的玩具、跑警报目睹敌人暴行等事中，表现抗战时期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释放出火热的爱国激情；《失去自由的日子》记载了“我”作为被捕学生的一员，亲眼目睹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进步人士并关押审讯的过程，展示出国民党统治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疯狂；《蹬三轮》《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1969年春节》《特殊的纪念日》等文描写“文革”期间“我”被责令蹬三轮和交出信件、关牛棚、烧信件等事，刻画“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际，流露着深深的无奈和伤痛，又于苦难中始终保持对真理和公义的执着信念，读来催人泪下；《终于盼到这一天》叙说“我”听说四人帮倒台的经过，洋溢着目睹祖国上空乌云驱散的喜悦，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赤诚情怀；《川剧团访欧演出日记》主要记录川剧团在欧洲各国的演出状况，不仅表现了在封闭将近20年后，中国艺术对世界产生的日益巨大的影响，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推动新时期文化发展振兴的热情，更是当代川剧演出活动和影响的重要资料，对四川乃至中国当代艺术活动研究来说都有重要价值。作者把自己多年见闻娓娓道来，不事雕琢，不由得让人回想起共和国数十年风雨历程的点点滴滴，心潮起伏，思虑悠远。

李致同志总是把人的经历言行作为记述的中心，从具体的人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事情上生发开去，这是窥见历史真相的有效途径。德国人格奥尔格·西美尔在《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中曾说：“历史认识的理论可以定义如下：其探究的对象也是各种人物的构思、意图、愿望和感觉。换句话说，人是历史认识的主题。”而在各色人群中，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意义上文化的记录者和传承者，为社会运行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他们往往具有比别的群体更加敏锐的触角和更加深刻的见解，是预知风浪来临的海燕、变革急流中的弄潮儿、时代精神的风向标。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对他所处时代世界更精确的反映，考察他们的精神世界，则更有可能了解一个时代的底色。李致同志对知识群体生活和思想的记述，特别清晰地反映了时代风貌。他有一组记20世纪40年代成都进步青年团体“未名团契”“破晓社”众成员的文章因此显出重要价值。众所周知，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进步青年的活动，由于各种原因，缺乏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革命火种的燃烧极其隐秘，而大多数地下党人都把光荣隐藏，在当时就不可能为外人所道，加之这一批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是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具有独立思想和民主观念，他们不为“三十亩地一头牛”，而为着理想，为着信念，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迎来了新的天地。遗憾的是，建国后不少人重新被打入“地下”了，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他们曲折多变的故事，他们惊险多舛的命运，他们出人意料的结局……到现在就更渺然难知。现在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主要源自带有艺术夸张色彩的影视作品，不仅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而且大多缺乏真实性。而比较有说服力，尤其兼具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可读性的口述历史、回忆录等还是太少。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显然不能仅仅依靠面目刻板的历史教科书、学术典籍和宏达叙事的“意义”阐释层面。从私人忆旧的细碎点滴记载中挖掘时代大潮对普通人的思想冲击、命运改变，还原当时社会暗流涌动、岩浆蓄积的原生状态，从而营造出鲜活的在场感，更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比如《大姐，我叫了她半个世纪》，记录了一群普通青年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于内战前夕如何串联起来，成立团体，参加声援反对内战集会等活动；《忆贾唯英》记叙了解放战争时期，“我”的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党员贾唯英加入进步青年团体“未名团契”，在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广交朋友，帮助中学生创办“破晓社”，引导青年学生读进步书籍、关心政治、讨论时事，并推荐“我”入党等事件。这些记载从私人生活的角度展现了进步思想与学生的满腔热血融合汇流，形成改天换地的强烈意志，进而影响国家命运的过程。其他还有《再见，三哥》《十二桥前的思念》等，记载在国民党统治下地下党员、爱国学生、进步人士的精神面貌和活动情况。大姐的成熟执着、三哥的正直忠诚、“贾姐姐”的热情坚毅、杨伯凯的长者风范……把模糊不清、千人一面的“革命者”化成了一张张富有个性的面孔，各自风采熠熠，个个亲切鲜活。可以说，小人物、大事件，小片段、大历史的独特叙事视角，赋予了李致同志作品以特殊的情感张力。

李致同志的散文具有丰沛的文学审美价值。他长于细节刻画，往往寥寥数语，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跃然纸上。如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记述，在《我所知道的张爱萍》中写自己代表四川人民出版社请张老出诗集，张老自谦地笑道：“我那个算什么诗？豆豉、萝卜丝……”在《怀念贺龙同志》中写贺龙不要别人叫自己首长，说“什么手掌、脚掌呵！”这些原汁原味的大白话，生动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质朴、本真、平和，读来可喜，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众多记人的篇章中，李致同志对文学家、艺术家的记叙尤为眼光独到。李致同志是巴金老的侄儿，自己也从事文艺工作，因此与文化名人多有结交，熟悉他们的生平和言行，这成为他写文化人事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始终以一颗善感的心去看待名人，对他们赋予“同情之理解”，绘制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文化名人剪影。李致同志写四爸巴金的文章最多，水准也最高，他用一支摇曳多姿的笔描画出巴金作为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凛然严峻和作为师长甘为孺子牛对后学晚辈的关爱照拂：巴老以文学做武器与国家和民族的敌人作斗争，不屈不挠，战斗到底；甚至对自己，他都以超人的毅力严格要求，他主动退还部分稿费，他提倡讲真话，对自己的言行深刻反省，反对修自己的故居，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他鼓励青年人多读书，多思考，“在生活的急流中搏斗”，自己出钱买书送他们；他患病手抖仍坚持为读者签名并称他们是“衣食父母”；捐出大笔钱款支持文学事业。巴老的铮铮风骨、坦荡胸襟、练达人情都得到了全面表现。在这些文章中，李致同志总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对尊者的恭谨。在《要有信仰》一文中他写巴金对自己十分关爱但也不乏批评，叹息“我说过我欠了巴老很多债，将认真反思和努力清偿”。《不知如何弥补》标题就是表达自己对工作太忙以至于无暇看望巴金的愧疚，一再地说“我真不知如何弥补这些遗憾和过失”。除了巴老，著名文学家曹禺、沙汀、艾芜、马识途，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谐剧创始人王永梭、剧作家魏明伦、徐棻等也在李致同志文中惊鸿照影，留下片段写真。李致同志用朴实的文字，对这些知名人物赋予深深的尊重、理解和同情，不仅记述其言行轶事，更力图刻画出一代革命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的写作因此也具有了炽烈真诚的情感内核。

说到这里，我想，任何读李致同志文章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他字里行间洋溢的“真”：真挚、真实、真性情。巴金曾经赠李致同志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又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就我多年所见，李致同志在公私两方面都严格奉行做好人（绝不是当下盛行的“庸俗好人主义”）、说真话的宗旨。李致同志对家人和朋友充满真挚情谊，在《姨妈》中，写自己当年因为经济原因，没有给姨妈购买卧铺车票，感到“无地自容”，又对后来姨妈去世不能再见十分遗憾伤怀；《带来光和热的人》中写自己对为供养家庭而付出艰辛劳动的三爸李尧林的孺慕之情，当得知李尧林的坟墓因破四旧被铲平时，“心像刀割似的绞痛”。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李致同志与朋友的感情更多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同志情谊基础上，在《再见！三哥》一文中革命战友三哥仙逝后，他不是一味悲痛，而是放言：“我们的信仰不会变，到时在马克思那里再见！”，显出共产党人的豁达豪情。也许读者很奇怪，为什么我言必称“李致同志”，这在《找回名字》中，可以知道答案。受贺龙、胡耀邦等革命前辈的影响，李致同志对别人称呼自己官衔很不适，明确要求无论职务高低，党内一律称同志。这本是党内一贯的传统，但现在往往被各种“首长”、老板等奇怪称谓取代，导致领导称呼符号化、庸俗化，我想，这是李致同志等前辈革命者所不愿见的。李致的真，更体现在他对自己过失、错误的严厉自省上。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就是在“文革”中贴了时任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一张大字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事显得如此平常，以至于同样干过这事的很多人后来再也回想不起来，而李致却为此不安了数十年。在《大姐，我叫了她半个世纪》中，他说，自己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满足于顶住压力没有乱揭发，敢于实事求是写材料，但后来知道破晓社结识的大哥余文正还能做到不怕划不清界限，帮助受难友人大姐贾唯英的家属，这让他感到非常惭愧，说：“大哥是巨人，我是矮子。大姐，我相信你能原谅我，但我必须责备自己。”一般人往往宽以待己，而李致同志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十分严苛，对自己作毫不留情的剖析，其为人之真诚、胸怀之磊落，展示出老一辈革命家令人敬仰的高风亮节。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卑微、真诚与虚假、正义与邪恶……凡此种种的世态炎凉和人事沧桑，更见出讲真话、吐真情的不易。也或许正是有了这些的经历，李致对信守巴老所言的“真”有了更刻骨铭心的自觉。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巴老之间建起立了灵魂与灵魂之间沟通的桥梁。对个人荣辱得失举重若轻，对历史事件秉笔直书，对真理、真实孜孜以求，对真亲、真感自由抒发，不怕“丢脸”，不惮大胆暴露自己、解剖自己，这不正是巴金老《随想录》所追求的人格和精神境界吗？

历史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混合而成的长河，过去投射于现在，现在影响着未来，记忆因此就成了超越时空的现世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旧事故人的追忆，并非一种单纯的怀旧式感伤，回溯历史也不仅仅是了解已经发生的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品味和体验其他人、其他时代、其他地域的思想、理念、情感，并将之与自己当下的遭际融合，获得精神资源和思想养料。如抗战时期，文学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小说、戏剧和电影，田汉写《岳飞》，郭沫若写《屈原》《南冠草》等，就是用历史英雄人物的斗争精神鼓舞人民的抗日意志。当前，中国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保守的、激进的、进步的、落后的……各种思想激烈碰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村与城市……各种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交织融合，既有的仪礼伦常被打乱、重组、拼贴，一元化的指导思想面对各方的冲击和解构，不少人陷入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思想空虚的精神危机中。面对这纷繁复杂的情势，如何正确认识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有现象，李致同志笔下那些革命者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信仰和执着情怀，李致同志面对人生起落那所具有的淡定、平和，也许能为某些干涸的心灵提供滋养。

人生如书，人格致远。李致同志对理想信念、历史功过、人事是非、毁誉成败坦然直书，对别人不吝理解同情，对自己不惮苛刻剖析，在他身上，兼具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和优秀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的书写从叙事中见真情，在平常中蕴伟力，于细微传递正能量，不求技巧花哨，难见华丽辞藻，却具有直抵读者内心深处的强大穿透力。他的散文，是文学作品，也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录，在四川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