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靖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费正清发自内心地感叹：“1979年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30年的疏远状况，也结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50年的奔走呼号。”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汉学泰斗，费正清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之一，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生中曾有5次以不同身份来到中国。20世纪40年代他曾受聘于美国政府，两次被派往中国，与周恩来、乔冠华等人有过多次接触。他的学术主张对中美关系曾产生重要影响；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他曾率领美国第一批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忱接待。他的学术观点曾经影响过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他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的交往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初次拜访“周公馆”

1941年8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已经在哈佛大学任教5年之久的费正清，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被征召到华盛顿情报协调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简称COL）。1942年9月，他以华盛顿驻华代表的身份，被该机构派往中国重庆，历时一年零三个月，1943年12月返回美国，在这期间，他第一次接触了周恩来。1945年9月，他又重返中国，这一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与费正清又有过多次往来。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同年4月，南方局正式组建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组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等人。1940年12月后，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外事组，组长仍为王炳南，副组长为陈家康和龚澎，工作人员有蒋金涛、罗清、李少石、章文晋、沈蓉等。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章汉夫、乔冠华，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孟用潜、刘尊祺、刘思慕等，以及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醒等同志也参与南方局的涉外工作。当时，这是党的一支较稳定地开展涉外工作的队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巩固，中共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南方局与美英在华各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了。除继续保持与英美驻华大使馆、美军驻华司令总部的联络外，还加强了与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

费正清也清楚地认识到，作为毛泽东和延安派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领导的办事机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共产党方面的窗口，从那里可以得到外国新闻机构所需要的延安方面的消息。1943年6月，经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学生，时任《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白修德介绍，他结识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一位聪颖而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龚澎，并与她成为朋友。龚澎是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早年在北京时就曾与费正清有过交往。通过龚澎，他开始结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

在1943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费正清清楚地记录了他第一次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周公馆”的情景。

“周公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需要走进一条临近悬崖的死胡同，路过求进学校，这里有15个文化和赈灾机构，以及美国大使馆的办事处，然后再经过蒋介石公馆的大门、行政院，到达路尽头的一幢白色大房子，那是戴笠的住处。接着突然拐入盘绕于悬崖边的小胡同，胡同两边都是货摊和各种店铺，以及缝纫店、糖果店等，十分拥挤。然后再沿着挤满人群而泥泞打滑的小路走50码，这时突然又拐入一个门廊，这就是你要找的周公馆。”

初次见面，周恩来非凡的领导能力就使费正清深深叹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在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时不时也蹦出一些英语，好在有龚澎为我们双方作补充翻译。”“随后，龚澎介绍我认识她的未婚夫乔冠华。”后来，周恩来、乔冠华等人不仅与费正清建立了朋友关系，还介绍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各种途径相继参加到美国新闻机构中去开展工作，使战时新闻处成了中共与美方联系的一个成功通道。

在战时的重庆和昆明，有许多被迫从北方南下的中国学者，生活窘迫。了解到该情况的费正清让夫人费慰梅从美国把药品和其他日常贵重物品，如名牌派克笔、手表等运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分发给在昆明的中国教授、学者们，作为对他们微薄薪水的补贴。当时，一支美国派克钢笔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生活急需时可以随时变卖为现金，补贴家用。为了帮助生活窘迫的西南联大学者，费正清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政进行有限干预。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使国际社会逐渐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的存在和作用。费正清功不可没。

主张美国与中共建交

1945年9月，当费正清以情报协调局驻华新闻处处长的身份第二次来华时，结合他的所见所闻，他以不同的方式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政府视为盟友。他还预测毛泽东及共产党会获胜，主张美国要与中共尽快建立关系。

1946年6月4日，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和妻子费慰梅（时为美大使馆文化专员）等一行，于当日下午四时由北平乘专机抵达张家口。

张家口作为华北重镇，于1945年8月23日从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光复，是由八路军收复的190多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第一次在城市中就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进行了全面的尝试，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

这是费正清第一次到中共管辖的地区参访，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我们拜访了最高长官聂荣臻将军，随后我与威尔玛（费慰梅的英文名）一同在挤满热情洋溢年轻人的剧院作了演讲。”这是费正清在中共地区仅有的一次露面，“虽然当时也很想去延安看一看，但一直没有凭空编造出合适的理由去延安”。

在重庆谈判将要取得成果的时候，重庆中共代表团为答谢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新闻处，在当时最豪华的胜利酒店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费正清回忆道：“晚宴分为两桌，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大家都显得兴奋而充满活力。周恩来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歌，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而叶剑英则用筷子敲着桌子和玻璃杯进行伴奏。他们唱起了延安歌谣，相互敬了几次酒后，我们也唱起了美国内战时期的歌曲。”27年后的1972年，当费正清再次应邀来到中国，与周恩来见面后重提此事时，俩人彼此都记忆犹新。endprint

“被”出版第一部中文著作

从张家口访问回来之后，1946年9月，费正清在美国著名的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反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力图纠正美国原有错误的对华政策。他在文章中指出：“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而不是以政治言论自由作为党的前提的。要知道经济改善的迫切，我们可以从千万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中明白地看到。……当一个党员加入以后，党的训练，改变了他的生活。为大众而工作，为党而效忠，变成了一个宗教式的信徒，这样就逐渐磨灭掉少数的、自私的目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共产党的领导居于有利的地位，而获到广大的民心。”他在文章的最后断言：“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中国革命，最终发现自己将会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仅是在美国，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快，著名翻译家李嘉将此文翻译成中文后，最早发表于1946年9月29日上海《新民晚报》上，并将文章的标题更改为《费正清论中国时局真相》，但对于原文有所删减。后来，上海的《文萃》杂志和香港的各报，均按照《新民晚报》上的内容进行过转载（详见《美人所见：中国时局真相》，现实出版社，194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第一任交通部长章伯钧等人，当时都分别在1946年出版的《民主》《中华论坛》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费正清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预见与胆识。

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我曾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带着谨慎的自豪重新于1974年出版成书《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来考察，费正清本人未必知道，早在1946年10月，中国的现实出版社就将李嘉翻译的全文，以《美人所见：中国时局真相》为书名出版，成为费正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比后来他出版的《美国与中国》还要早两年。费正清在日记、书信，以及晚年的回忆录中，始终没有提及这本书。而目前国内外的费正清研究学者，也一直将《美国与中国》作为他的第一部著作。

潜心研究中美关系问题

1946年7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重新开始了他曾中断5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积极投入到中美关系问题的讨论之中。1948年7月，费正清根据其两次到中国的经历，形成综合研究成果，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得到了美国政界、学术界，以及中美两国广大公众的普遍赞誉。后来，该书成为尼克松访华之前重点阅读的书籍之一，1989年已修订到了第五版。

作为哈佛学派的开创者，几十年间费正清培养了1000多名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其中100多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学生分散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预见性和判断力，甚至超过了中国人——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学术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费正清对于推动中美关系方面的贡献，最终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承认。有一次，基辛格就中美恢复邦交问题请教费正清。费正清向基辛格讲述了中国历代的朝贡制度，指出依照此种制度和传统心理，任何外国元首的登门拜访都将被毛泽东所接受；而美国总统出访，则无历史与任何现实政治上的负担。费正清还将他在1966年12月发表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外交传统》论文，以及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赠送给了基辛格。基辛格后来评价说：“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交流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上海公报结束了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此后，我们开始收到周恩来发出的访问中国的邀请，一切都是间接的。”5月13日，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费正清及夫人一行六人，作为中美关系破冰后第一批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的美国历史学家，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6月16日，乔冠华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费正清和夫人，以及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等人。周恩来、乔冠华和费正清等人一起在著名的“迎客松”画像前合影留念。周总理同费正清愉快地畅谈了他们30年前在重庆初次见面的情境。费正清回忆起在重庆的一次宴请时，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唱起了中国当时抗战歌曲时的场景，周恩来当时轻声地笑了起来：“我想我不会唱得太多吧！”

合影之后，他们来到能容纳20人用餐的安徽厅参加晚宴，周恩来亲自挽着费正清夫人的手臂进入宴会厅。索尔兹伯里在他后来出版的《北京及更远处》一书中，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境：“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门口，我们站成一排，鱼贯而入，费正清走在第一。周恩来身着灰色中山服，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跟来宾一一握手。”

宴会中，“在座的人在周的要求下，都脱掉了上衣，大家谈笑风生。席间共有中国人8个，美国人9个”。费正清提出了语言学生和教师的交流，询问派遣留学生到哈佛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宴会持续了4个小时。费正清在会见中发现周恩来喜悦的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刚毅与顽强”，他说周恩来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大臣，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他们却不知道，周总理当时已患膀胱癌，病魔正吞噬着他有限的生命，削弱着他那似乎无止境地为国为民服务的精力。而这一次会面，也成为费正清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交流。

与邓小平的会谈轻松幽默

时间转瞬之间到了1979年。

1月29日早晨，已有179年历史的白宫显得分外整洁，南草坪进行了装饰。约1000名欢迎者挥舞小小的中美两国国旗，向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欢呼。endprint

上午10时，卡特总统走出白宫，欢迎仪式开始。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多贝尔夫人向卡特介绍主宾邓小平和夫人。然后，由卡特向邓小平夫妇介绍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夫妇、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夫妇、艾伦将军夫妇等。

此时，白宫南面的国会大草坪上，按照接待国宾规格，礼炮鸣放19响。待最后一声礼炮响起，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南草坪正中的演讲台。乐队先后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美国国歌。

这天，是邓小平访美过程中极为繁忙的一天。上午与卡特会谈后，邓小平在中午与国务卿万斯一起来到国务院共进工作午餐。邓小平爽朗地在席间简短致辞，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人说是美国的胜利，有人说是中国的胜利。我认为，应当说是中美两国人民的胜利。”

晚7时，国宴开始，共140余人赴宴。宴会完全是美国式的，国务院的一位美籍华人书法家用两国文字书写了菜单和座位姓名卡。从卡特的老家——佐治亚州穆尔特里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茶花使宴会充满温馨的气氛。

与卡特和邓小平夫妇同桌的有众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著名女影星雪莉·麦克莱恩。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与夫人也应邀出席，主持人特别安排费正清在第一夫人和女影星之间就座。

“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大概是被视为30年来积极提倡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派的代表，如今如愿以偿。然而我并没有为此制订计划，所做的贡献还不足。”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女影星雪莉对邓小平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表示了钦佩之意。邓小平笑道：“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也设立奥林匹克奖牌的话，也许我有资格获得这项奖励的金牌。”

邓小平对于费正清40年代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以及回到哈佛大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的细节都非常了解。这时他当面询问：“您贵庚？”

费正清回答：“我已经72岁了。”

邓小平说：“我今年74岁。”

费正清说：“您还是满头黑发，而我早已谢顶了。”

邓小平幽默地说：“这证明您脑筋用得太多了。”

费正清本想通过敬酒的方式，来一同追忆周恩来，随后再提议举行一场中国式的聚会。“然而我什么也没做，真的彻头彻尾的失败”，他后来回忆说。

1979年8月，费正清应邀陪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又一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西安和广州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还在北京大学进行了演讲，以庆祝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次他获得了补偿的机会。“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二晚宴中，副总统陪同副总理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邓小平对我促进恢复中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对此并不十分惊讶，借此提议为纪念周恩来而干杯，我们碰了杯。”

1979年，当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费正清发自内心地感叹：“1979年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30年的疏远状况，也结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50年的奔走呼号。”（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香港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