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俊　姬少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大别山的辉煌历史与一代伟人邓小平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在致力于实现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中，邓小平以“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的伟大风格和顾全大局、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亲自率领大别山党政军民英勇奋斗，勇当战略反攻的前锋，使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战略转折地，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这段经历使邓小平难以忘怀，后来他回忆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

邓小平与大别山

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自西向东绵延起伏270余公里，主脊为长江与淮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这里南接长江，可威逼宁汉，北抵淮河，可俯瞰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逐鹿中原必争之地。

邓小平与大别山的不解之缘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8月25日，从大别山走出的两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1938年1月，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以后十几年，这支以大别山红军为基础的英雄部队一直由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邓小平对大别山的认识和了解由此与日俱增。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这里是建立中共党组织较早、群众基础深厚、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革命风暴发源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红军的摇篮，先后诞生了红十一军、红十二军、红一军、红四军、红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10支红军部队，创建了以新集（今新县县城）为红色首府、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创建了全国六大战略区域之一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成为江淮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初期，从这里进行的中原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崇高荣誉。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做出了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战略决策，并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指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统一领导南征行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迅速调集第一、二、三、六（以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一部为基础）的4个主力纵队12.4万人组成了第一批南征部队，史称刘邓大军；随后，又调集由中原突围主力部队（原新四军第五师）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十二纵队，组成了第二批南征部队。当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从大别山走出的三批子弟兵（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第五师），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肩负起重返大别山、实施战略反攻的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至7月28日，刘邓大军经过28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4个师部6万余人，俘敌高级将官5名，缴获野炮、山炮64门，击落敌机4架，击毁坦克2辆，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

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刘伯承、邓小平就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直出大别山”。

8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部署跃进大别山的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我们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邓小平强调：“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也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所预料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

刘邓大军的伟大壮举：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刘邓率二、六纵为中路，一纵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三纵为东路，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进程中，邓小平多次向所有进军大别山的部队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激励着全军指战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战胜一切艰难险阻。8月17日至8月22日，刘邓大军主力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等重重障碍，一往无前地进军大别山。8月23日至24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路部队于敌军前堵后围的险恶情况下，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精神，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和凶猛阻击，在汝南埠大小雷岗和大小王店一带杀开一条血路，架起了浮桥，胜利闯过了汝河这个险关。

1947年8月25日，六纵一部解放淮河北岸重镇息县县城。8月26日深夜，在尾追敌军临近的紧急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在息县大埠口小王湾召开作战会议，部署抢渡淮河。会后，刘伯承亲自到淮河探察汛期水势，做出部队徒涉淮河的决定。8月27日，刘邓大军主力越过最后一道天险——淮河，胜利到达千里跃进的目的地——大别山。邓小平对刘邓大军渡准记忆尤深，他于1989年11月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山战略要地，敌军就以23个旅的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合击而来。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北线牵制、南线展开”的战略部署，并具体指定了各纵队展开的区域：即一纵在豫东南，二纵在鄂皖，三纵在皖西，六纵在鄂东。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邓小平高屋建瓴揭示了其重要战略意义：“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新华社电评：千里跃进大别山使“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刘邓大军先敌进入大别山后迅速打开了局面。9月5日至9日，刘邓大军一、二纵主力在商城北部河凤桥与敌五十八师连续激战，给敌军以重创。9月18日，国民党五十八师新十旅二十九团由商城前出至城西20公里的钟铺一带，企图阻止刘邓大军攻取商城。当日，集结在商城附近的刘邓大军主力奉命歼灭该敌，于次日拂晓向敌发起攻击，歼敌一部。9月20日，刘邓大军第一、二纵队以大部主力连续从西南、西北两面向钟铺外围敌阵地猛攻，以一部由东向西直捣钟铺，战至下午，敌伤亡惨重，弃阵突围，被解放军全歼。这次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取得了进入大别山以来首次歼灭战的胜利。9月26日，刘邓大军第一、二纵队主力在光山县南部斛山寨重创敌第八十五师。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9月27日在光山县砖桥文氏祠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主题是坚持大别山斗争，增强部队纪律和斗志，明确扎根大别山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极大地提高了全军将士克服困难的信心、勇气，鼓舞了战士们战胜敌人的斗志。10月8日至10日，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在六安县东南发起张家店战役，一举歼灭敌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毙敌900余人，俘敌少将旅长汤家楫以下官兵47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7门，各种枪械数千支。10月26日至27日，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刘邓大军主力在广济北部发起高山铺战役，一举全歼敌四十师师部及其所属的3个旅、5个整团，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1.26万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并击落敌机1架，取得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外线作战的空前大捷。10月29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宣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两个月以来，胜利实施了战略展开，共计歼敌3万余人，攻克了23座县城，“我们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为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原局于10月中旬决定在大别山解放区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经过紧张的筹备，鄂豫、皖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于11月中旬正式建立。至此，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下辖8个地区33个县、人口达1200余万的根据地。

1947年12月1日，蒋介石为解除心腹之患，遂集中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展开全面围攻，企图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为了打破敌军对大别山的“总体战”，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内外线粉碎敌人围攻、坚持大别山的指示，决定组成前、后两个指挥所，分兵作战，实施战略再展开。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曾回忆道：“刘邓首长决定分兵对敌，在研究作战部署时，小平同志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考虑到刘司令员年纪大一些，提出让刘伯承同志带一纵及中原局机关去淮河以北。刘伯承同志不同意。小平同志说，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于是，由刘伯承司令员率后方指挥所和一纵向外线淮西区展开，十纵和十二纵向外线桐柏区、江汉区展开；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率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第二、三、六纵队坚持内线斗争。

邓小平的伟大风格：“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

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全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最能体现邓小平伟大风格的时期。

邓小平对大别山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评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这也表明了刘邓大军要在大别山站住脚的坚定信念。为了减轻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压力，在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的斗争中取胜，中央军委下达了“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指示，这就使邓小平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能够得到外线的有力支援。然而，邓小平却宁肯“在大别山背重些”，也要为外线歼敌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7年12月10日，邓小平送走刘伯承的当晚，即与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一起率领前方指挥所东进，指挥留在大别山区的第三、五、六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党政军民，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内线斗争。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是在敌重兵压境，敌我经常遭遇的险恶形势下进行的。敌我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每天竟有40多个旅相互周旋于大别山区，战斗十分频繁。于是，出现了一种战争奇观：一条山路，敌我都想争着走；一个村庄往往成为双方预定的宿营地。无论是行军或是宿营，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

“关键时刻方见伟人作用，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战事险，军情急，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事关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全局。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指挥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主帅——邓小平，早已做好了“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的思想准备。他以坚毅的神态、生动的比喻向部队连以上干部做动员：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来“投篮”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九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邓小平这种一切为全局着想的伟大胸怀，为了全局敢于“啃硬骨头”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指战员更加英勇地与强敌展开殊死斗争。

在敌重兵围攻中，怎样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站在战略全局的位置上考虑问题，不仅勇挑重担，表现了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而且善挑重担，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克敌制胜的策略，显示了卓越的智慧和才能。根据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大别山中心区合击的态势，鉴于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作战的地形特点，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实行“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并围绕这个方针确立了克敌制胜的斗争策略：第一，留少数地方武装在中心区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则向外分遣，这既可集中大部队机动灵活地歼灭分散之敌，又可在外区解决部队给养。同时，将敌人牵制到更大的范围里兜圈子，将其拖走、拖散、拖瘦，以减轻中心区的压力，并使留下的地方武装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根据地。第二，在作战上，采取以纵队为单位，适时分遣与集结，打小歼灭战，即以小对大，以弱耗强，以大对小，以强击弱。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寻机歼敌。第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求部队积极寻找敌人的弱点，进退时都取进攻态势，“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破坏交通、物资，消耗疲敌。按照上述方针和部署，我二、三、六纵迅速撕开敌军的包围圈，牵着敌人的鼻子大周旋，地方武装则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对刘邓主力的大规模合击扑空之后，气急败坏地进行更加残酷的“进剿”、“追剿”和“清剿”，使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部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南线三军密切配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围攻的指示，陈粟、陈谢两军发起破击平汉线的作战。12月19日，粟裕报告中央军委：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围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有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之打算。对此，他提议陈粟、陈谢两军要长期配合刘邓，直至完全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指示他们以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策应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2月22日电告中央军委：“这次敌人不管陈粟、陈谢，不管王纵（王宏坤第十纵队）、赵纵（赵基梅第十二纵队），使我奏效，江汉、桐柏展开，而我大别山野战兵团，又已分别跳出包围圈，于全局仍属有利。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由此可见，邓小平始终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分析形势，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这个电报中以顾全大局的伟大风格，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他还建议中央军委将刘邓大军第一纵队留在淮北，参加陈粟大军作战，以便外线大量歼敌。

邓小平这种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崇高品格，历来都是令人敬佩的。抗战时期，当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到延安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邓小平奉命留在太行山前线，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工作，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6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独当一面，勇挑重担，出色地完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重要使命。在重庆谈判时，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抢占太行山腹地，逼迫中共在谈判中屈服。为了争取重庆谈判的胜利，他和刘伯承敢挑重担，率部投入著名的自卫反击战——上党战役，以3.1万兵力取得了歼敌3.5万的辉煌战果。这场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之战，有力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如邓小平所常讲的那样：“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这就是邓小平所一贯思之、行之、倡之的全局精神和身体力行的可贵品质。

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仅以500多人的警卫部队做掩护，历经艰难困苦，与敌人日夜周旋于深山峻岭之中。他指挥各个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实施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清剿”。六纵辗转于大别山南部地区，先以分遣有效地调动分散敌军，随后抓住敌军一个团孤军防守广济县城的有利时机，从英山急行军100余公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广济城，一举全歼守敌1800余人。二纵、三纵活动于大别山北部和皖西地区，佯以野战军主力在冰天雪地里大踏步进退，连续转战千余里，拖着敌人的数个主力师，胜利地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瘦的艰巨任务。鄂豫、皖西两区地方部队也抓住有利时机，打了多次歼敌数百人的小歼灭战，在大别山反围攻的第一个月里，刘邓大军就歼灭敌正规军及土顽1.5万余人，先后收复县城10余座，取得了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苦难与辉煌：“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脚），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这时，他虽然又黑又瘦，但双眼炯炯有神，身着单薄的自制棉衣虽不足抵御严寒，但坚毅的身躯却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彰显了邓小平举重若轻的伟大风格。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三种前途估计中最好的前途。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这一战略行动对于实现战略反攻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起“决定性的战略作用”。陈毅也为此向毛泽东进言：“正因为他们在大别山拖住了敌人，各地才能顺利转入进攻，各地打了不少胜仗。”并向党中央建议：“要讲记功的话，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评价这次战略行动的意义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它也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此后不到两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光荣诞生了。（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