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罗婧奇

以治理雾霾推动减排

文/徐 楠

就国内多省市严重的雾霾现象和中国减排进程，中外对话记者徐楠采访了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

中国代表团出现在2013华沙气候大会（COP19）谈判会场上的时候，大范围的雾霾依然在国内蔓延。这将怎样影响中国的减排进程？

姜克隽：治理雾霾对于强化中国减排政策来说，将是很大的促进。现在已经非常明确：重点污染地区不要对煤炭使用的增长抱任何幻想，这个指标只能往下降。短期看来是瞄准雾霾和大气治理，长期看来是让减排成为驱动经济体系的核心指标。

现在各地官员都找不到出路，以前搞工业、搞园区、把企业和投资吸引来，地方GDP拉上去，就有政绩，现在需要找到新的政绩增长点。越来越多的地方，希望以碳目标和生态目标来驱动。国务院也决定将民生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交通、环保作为投资和拉动经济的领域。地方政府特别担心坏天气会带来经济成本的明显上升，这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所以说针对治理雾霾的需求，可以作为一个有利的政策出发点。

中国发改委有关人士已经透露，目前正在研究“十三五”计划中写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可行性。这是不是雾霾的严峻形势带给中国减排政策的正面影响之一？9月出台的“大气国十条”，是否抓住了这个政策机遇？

姜克隽：目前我们正在为“十三五”目标做研究储备。中国国内政策走得很快，因而可能在国际谈判中走得更激进。这次的“大气国十条”体现出了很强的政策力度，进程远远快于我的预想。最初我们研究能源总量控制目标时，没人相信中国能做。现在看来国内政策有可能再次把（煤炭消费）峰值来临的时间推向更早，接下来的“十三五”计划，全局性的政策目标应该会更快。

这意味着，中国在“十一五”、“十二五”两次刷新总量控制目标体系之后，可能在“十三五”目标制定中更大幅度地刷新减排政策体系？

姜克隽：通过“十一五”计划，中国实践了能源强度目标，“十二五”处于能源总量和能源强度双目标的交织状态。从这10年的现实来看，能源强度目标很难对中国减排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它以GDP为基数，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难免出现统计上的水分。“十三五”最好完全过渡到能源和CO2两个总量目标，一个为主，另一个相对配合。

2013年12月25日，石家庄雾霾持续，“灰黄”圣诞。 摄影/CFP

现在大气雾霾明显推动了国内的政策环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有可能写入“十三五”规划，这样就会给减排政策体系带来新的引领性因素。

中国的气候决策机构和机制是否需要调整？

姜克隽：能源局着眼于实际操作，不关心谈判，比较务实；工信部已经设立了一个碳强度目标。中国工业消耗70%的能源，工信部作为工业主管部门，感受到的压力也很明显，做了大量研究。

从机构设置来说，发改委气候司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谈判功能，但它应该是一个气候政策管理部门，足以把气候变化政策推得很强。这方面政策如果一味保守，有可能有损于国家利益。不能给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打掩护，等着环境事件或环境灾难来促成改变。

综合以上分析，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减排前景？

姜克隽：在全球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技术分析，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前提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和1990年相比减排30%左右，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强有力的减排行动。

中国经济结构将在2020年之前发生重大变化，绝大部分高耗能工业产品产量在此之前达到生产峰值，开始下降，能耗上升的很大一部分驱动就消失了。同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到2013年，风机成本和光伏发电装机成本的下降更为明显，在沿海地区一些风力发电成本已经可以和燃煤发电相竞争，在终端用户侧，一些光伏发电成本也已经具有成本竞争性。中国近期和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不断被提高。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更有利于低碳建设的持续投入。强有力的气候政策，会促进中国技术的全球领先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这个峰值判断完全可以形成中国的谈判优势。中国可以和其他气候领先国家一道，促进全球减排，打造新的国际地位。

按照现在的情况，中国GDP在2018年会超过美国，2030年会等于美国加上欧盟和日本。到那时候，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减排的出资国。今天所有的一切政策设计，都要为那时候做准备。

同时，中国的排放快要接近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国家利益需要重新定位，必须重视中国的角色变化。一切都不应该成为阻碍减排、重构经济和政策体系的理由，这个未来方向是明确的。

当然，很好的政策设计和资金投入是前提。我对此非常有信心。所有迹象都表明：以煤炭为基础的高排放道路已经到头了。

“中国考虑加速治理污染问题”

文/皮利塔·克拉克 译/马 拉

中国的领导人既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注，也高度重视全球污染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表示，中国正在考虑以快于外界预期的速度治理污染问题。

斯特恩爵士表示，在对2016年至2020年中国下一个五年期国家发展计划内容的讨论中，“我们听闻中国可能将目标设定为让温室气体排放在2025年以前达到峰值”。斯特恩爵士是2006年《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的作者，他在中国工作了25年。

他表示：“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中国在讨论早于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期，而现在他们在讨论2025年。”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其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种气体被认为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人造温室气体。因此，中国未来的排放目标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来说至关重要。这项行动预计将于2015年末在巴黎形成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

虽然斯特恩爵士强调称，他无法透露中国下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最终可能包括哪些内容，但他表示，他曾听说中国可能正在考察能使减排幅度显著高于预期的其他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设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绝对量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像现行目标那样旨在降低所谓的排放密度，或每单位经济产出排放量。

他认为中国的煤炭使用量很可能较某些人的早前预期更快地到达峰值，甚至可能早于2020年。而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严峻形势。

“中国目前面临多种形势的共同作用：中国的领导人认为现行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他们既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注，也高度重视全球污染问题。”他指出。

左：2013年12月26日，上海外滩，陆家嘴的高楼建筑隐在雾霾之中，游客拍照留念难寻地标建筑。 摄影/杨奕/CFP右：吉林，大雾笼罩下的桥只见装饰。 摄影/CFP

人工降雨：中国减霾的秘密武器

文/林 娜

“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来一场人工降雨就像是对重症病人进行急诊，可以暂时缓解空气污染。然而，要想真正根除雾霾污染，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在尝试通过戒烟及禁止露天烧烤等方式防控大气污染后，中国官员又想到了以人工降雨消减雾霾的方法。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气象局近期下发的《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称，中国气象部门在2015年将具备重污染天气条件下采取气象干预措施，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主要为人工降雨）消减雾霾，改善空气质量的能力。

该文件的出台契机是中国2013年以来开展的高调的治理大气污染运动。是年七月，环保部门宣布在两年内投入1.7万亿治理大气污染。

由于中国2013年雾霾日数创下50余年来的最高记录，因而有关部门想通过人工降雨消减空气污染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今年早些时候，兰州、成都和武汉等地就已将人工降雨列为重度污染天气的应对措施。

中国早有利用人工降雨唤回晴天的先例，尽管目的不全是为了消减雾霾。2008年8月，北京为了保障奥运会开幕式的顺利，使用了人工降雨。其后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曾考虑通过在天气恶劣时人工降雨以改善空气质量。

据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共计增加降水4897亿吨。

专家们对于人工降雨消减雾霾的效果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专家郭学良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人工降雨对清除雾霾有较好的效果，但前提是必须有降水形成的条件。

“人工增雨关键在于增雨的成本和效果，”大气污染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刘俊峰指出，“效果若理想还可以解决北京的缺水问题。”

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则表示，人工降雨对于治理大气污染只是权宜之计。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来一场人工降雨就像是对重症病人进行急诊，可以暂时缓解空气污染。然而，要想真正根除雾霾污染，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除减霾效果外，人工降雨消减雾霾的可行性也同样遭到怀疑。中国气象学会会员、全国人工影响天气咨询评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延超就表示：“按目前人工影响天气，尤其是人工增雨的技术水平，要通过人工增雨的方法减少雾霾、改善空气质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人工影响天气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人工增雨需要有合适的云层，其中包括含水量、冰晶浓度等微物理条件，在雾霾天气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条件。”洪延超补充道。

可见，消减雾霾的解决之道仍漫长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