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锡华

寻常和人打交道，很自然地亲近说话风趣、有人情味的人。中国人虽然受限于礼教、束缚较多，但传统文化提倡中和，也一样能容纳幽默、风趣的人生。近日翻书，读到袁宏道的《叙陈正甫会心集》，心有戚戚焉。

袁宏道是性情中人，自己有经验、对人有观察，因有“世人所难得者趣也”的感觉。一声感叹，正好折射出公安派崇尚性灵的人生趋赴。看袁宏道获任吴县与辞任吴县时给朋友的两通书信，足以彰显他性格中的率真：适性则行，违性则去。做派就像南北朝时的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故事脍炙人口。那天剡溪上雪花飘了一夜，王子猷也在山溪中整整折腾了一夜。让人困惑的是，明明是当事人发酒疯、瞎胡闹，后人却津津乐道了一千多年，称这就是率性而行的审美人生！《叙陈正甫会心集》显示袁宏道对趣的思考十分仔细，认定“趣”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并认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这话说得似乎有点绝对，一下就将趣味引向了神秘的方面。虽然学问好的人不一定有情趣，但学问做得好，一旦情趣起来，即如长袖善舞，更能将其演绎得出神入化，达到的境界自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当代学者钱锺书学问淹博，他能写长篇小说在学人圈子里已是一个奇迹，《围城》文笔诙谐、妙趣横生。如果用情趣做标准，对现代文学作品逐个进行评比，我绝对会投《围城》一票。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情趣生活与学问、知识相敌对，知识愈多愈无趣。幸好袁氏适可而止，改从生活实例来说明情趣的表现，效果确实很不错。

我们知道公安三袁与李贽友善，受李贽的思想影响，袁氏论趣便从童心说起。袁宏道认为，儿童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却能得人生之至乐，是“不知有趣，而无往而无趣”。由此类推：村夫野老，品愈卑，所求愈下，率性而行，无所忌惮，知趣、生趣、现趣的概率也最大。从袁氏的分析看，率真是情趣之源，但关键还在于这里的率真大多与人性中善良的部分联系着，给人的感觉便是两个字：亲切。袁宏道有一篇《山居斗鸡记》，写乡间小儿见两鸡相搏，一大欺一小，心生不平，愤而出头，帮着小鸡斗大鸡。旁观的大人笑他越界、多管闲事，反被孩子一通嘲骂：“较之读书戴乌纱与豪家横族共搏小民，不犹愈耶？”意思是大人中有不少势利鬼，昧着良心为虎作伥，跟着强的欺弱的。孩子虽小，凭着天性，居然对老子所说的“天道”与“人道”也有了感性的认知，助小鸡搏大鸡，看起来好像只是童稚的天真，其实合于“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一旁目睹了村野中偶发的这场斗鸡，有感于童心的一片率真，袁宏道逢人便说，说过之后，“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不管是与人同乐还是自得其乐，都让袁氏本不称意的人生有了放声一笑的好佐料，增添了不少乐趣。

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闻言便知是性灵派的见解。在袁宏道看来，世上的无趣之人，往往是那些上年纪、有学问、品级高，又自以为是的人。这就应了“高贵者最愚蠢”的说法。这类人自己被各种规矩束缚，行尸走肉地活着，又好用规矩苛求人，像巴金《家》中高老太爷对觉新的管束，严重点说，那是扼杀人性、蓄意制造人间悲剧；此外还有一类人，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像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面目更是可憎。

袁宏道说趣的文章含着警示，做人要懂得自爱，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不能自以为是，什么都看不惯，像专门挑毛病、扫人兴头的九斤老太。《红楼梦》中贾母多次出面，不准人干涉孙儿辈的嬉耍玩闹，只要孩子们玩得开心尽兴，她必喜滋滋地透着乐。贾母护孙并不违礼，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贾母也绝无违礼的“故意”，在宝玉的婚姻大事上，秉持延续高贵血脉与诗礼传家的所谓正道，她也是坚定的“金玉派”。但容忍儿孙们保持自己的天性，毕竟比大观园中的道学家们知趣、识趣。

古人苦于生计，面对生活的煎熬最容易消磨掉的正是做人的情趣。但总有例外，归有光科场失意，五十多岁前一直在各处奔波，亦教亦学，维持家计的重压，科场得意者投来的冷眼，都会让他深深地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与世态的炎凉。可是他写《寒花葬志》、写《女二二圹志》时注意到寒花冉冉而动的眼珠与替主护食的率真，描写出生未及周年的女儿二二见父亲归家时“跃入”其怀的欢腾，这些似乎都说明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归氏认真观察与体验生活的兴味，假使没有慧眼，如何发现，没有情趣，怎有感觉？我想，归有光的作品之所以耐读，广获好评，应是文情并茂的缘故吧？

袁宏道说趣、论趣，也极想构建有趣的人生。在致友人徐汉明的信中，他将世人的活法分为四类， 第一类，玩世。玩世者罕见，“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且“不可复得”，袁氏因此认为玩世不可学。第二类，出世。出世太过消极，袁氏未赞一词。第三类，谐世。袁宏道称此类人物为“措大”，意谓“穷酸”，撇清了与它的关系。他最中意的是名为“适世”的第四类。袁氏所说的“适世”与媚俗无关，他用语带自嘲的口吻描述这一类人的行止：“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也许正是因为天下最不紧要，才能更多地葆有纯真的人性，葆有生活的乐趣。这样的人当然会受“贤人君子”的排斥，而袁氏偏爱此种活法，说是“自适之极，心窃慕之”。 这样的生活境界确实令人神往。余生也晚，不能亲历文字载录的那一个个其乐融融的生活现场，然而也幸有文字存留，每一阅览，都给了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儒家哲人其实也有宽容大度、充满情趣的智者。《论语》中述及孔子与弟子们春日郊游，闲坐聊天，气氛亲切平和，言谈充满人情味，让人感觉到孔子谦和、睿智的人格魅力，虽然千年遥隔，读之仍如沐春风，获益良多。惠风和畅、曲水流觞，东晋永和九年发生在兰亭的那场文人雅集，应该是一个融洽、惬意的聚会，万物复苏、百家争鸣，大约从“细推物理须行乐”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尽情表达，全不用介意能否获得认同，只是“亦各言其志耳”。要是真的能够穿越，去往魏晋，一睹高人雅致，该有多好！此外，还有一位稍晚于袁宏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票友近于荒唐的行止也因情趣的关系走入了我的视野。深夜里，乘着月色，未经人家允许，私闯本属方外的禅院，自说自话地摆下场子，大吹大擂、粉墨登场，硬是过了一把唱戏的瘾。此人就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岱，一个兴发而来、兴尽而去，全不讲求梨园规矩的顶级票友。

古人已经远去，但今日之“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人们生活的改善，似乎也应当包含快乐人生与情趣人生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