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元

海峡两岸之间的爱恨情仇，有太多的材料和议题可以发挥。不过，有一点事实，却不容忽视。历史上，台湾的地位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不只是关系亚洲区域性的安全，而且是全球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焦点之一。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大陆的地位，也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去千百年，只是地域性强权，是自我感觉斐然、睡眼惺忪的巨狮，今天，已经是全球主要强权之一，军事和经济上很有地位。

对于两岸关系和华人地位的解读，所在多有。由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在内地及港澳台高校任教的教师、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也许可以稍稍添增新意。着眼的关键所在，不是两岸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而是华人文化的视角。

解读两岸之间的现状，无可避免要回顾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由哪一点切入较好，自然是见仁见智。由华人文化的角度，十九世纪中叶是关键所在。

十九世纪之前，中华大地所上演的，基本上是重复的戏码：朝代伊始，皇帝登基，锐意革新，励精图治，朝政景然，社会气象一片欣欣向荣。几十年或上百年后，帝国周边没有竞争的压力，内在机制开始腐化。不是宦官就是外戚，要不然就是唯我独尊的官僚体系，因循苟且而自我腐蚀，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然后，天灾加上人祸，引发革命。旧的朝代被推翻，黄袍加身于新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切又重新来过！中土所上演的连续剧，剧情大同小异，只是替换演员而已。然而，工业革命释放出的产能，改变了西方，也对古老的东方文明，带来不可回逆的冲击。

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八年，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和英法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开启了一连串丧权辱邦条约的先河，也预告了几千年的世袭制度即将崩溃。而后，是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一再割地赔款。终于，一九一一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千年的帝制。一九一二年，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名为中华民国。然而，对抗帝制的权益结构，和治国所需要的权益结构，毕竟大不相同。紧接着，就是复辟闹剧、军阀割据、北伐，不久就是“七七事变”。八年对日抗战，过程备极艰辛。

终于，日本投降，大地回春。可是，由辛亥革命到对日抗战，一直勉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堪负荷。胜利后的内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抗国民党的权益结构，和治国所需要的权益结构，又大有区别。紧接着的，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民众辗转于沟壑，饿死冻死者甚多，社会秩序几乎瓦解。终于，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政治稳定之后，经济快速成长。这和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痛定思痛、生聚教训，经济快速发展，可以说是先后辉映，几乎是异曲同工。

这么看来，中华文明的近代史，是令人掩卷叹息的沧桑史，也可以说是一个古老文明自我洗涤净化的过程。以跑接力赛为比喻，国民党等于是跑第一棒，推翻清朝帝制和对日抗战;而后，共产党接着跑第二棒，阵痛之后重建社会秩序和复兴图强。古老的文明，经过长时间的挣扎，终于挣脱几千年帝制的包袱，逐渐迈向现代的文明法治社会。由一八四二到一九一二年，再到一九四九和一九七八年，几乎是一个半世纪！

在内战时，国共彼此如水火寇仇;然而，由华人文化的角度，把国共之间的起伏看成是接力赛，显然要中性和正面许多。

一九四九年之后，海峡两边有两个政权，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都尊称对方为“匪”。元旦文告里的字眼（汉贼不两立、统一、祖国等等），几乎无分轩轾;只要换个主词和受词，彼此可以通用无碍。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触及很多文化里的深层因素。直到现在，还未必为人所知，或可以坦然面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惊觉对日本了解有限，开始投入人力物力研究。本尼迪克特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一代经典《菊与刀》。日本人的性格，有如一种对立的组合：既有菊花般的幽雅凄美，又有刀剑般的锐利冷峻。

对于日本人的性格，书中还有诸多有趣的描述：英、法、德等老牌殖民国家，作战时一旦死伤超过四分之一，指挥官就可以（应该）投降。可是，日本军人传统的武德是绝不投降。可以切腹、跳崖、投海，但是不投降。不止如此，军队里基本上没有军医──不处理伤残，任他们自生自灭。

国共内战时，一九四八年的这场恶斗中，号称国共内战史上的三大战役之一、为期四个月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战况惨烈，死伤枕藉。国军有八十万人，共军有六十万人，结果共军以寡击众，国军死伤和被俘共五十五万五千人──内战由此战局大事底定，国民党撤守台湾。

在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看到图表数字、照片雕像，心里一阵怅然：同一个民族的子弟，骨肉相残至此。这些归于尘土的英灵，难道不是别人梦寐所系的子弟父兄良人吗？当战局急转直下，伤亡直线上升时，国军指挥体系为什么不下令投降？华人文化里，关于军事的教战守则，“投降”似乎不是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环。为什么？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里，会不会形成投降这种游戏规则，显然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不容易一以贯之。然而，以小见大，由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里，也许可以稍稍琢磨可能的曲折。

凡是下过棋、打过扑克牌或其他球类活动，多少都有类似的经验：如果这一局已经大势底定、不可能起死回生，那么干脆弃子投降，重新开始。希望在下一回合里，能够扳回一城。也就是，只要是多回合赛局（repeatedgame），单一回合的输赢有限，无需过分计较。

中华地理上是一个完整、自给自足的区块，对外征战的机会不多，和近邻交手的次数非常有限。“多回合赛局”的概念，并不容易形成。在内部的摩擦中，多半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成王败寇、你死我活式的冲突，输赢在此一举，没有多回合赛局可言。因此，环境使然，不容易雕塑出多回合、重复赛局的传统，对应的“这次投降/下次再战”的做法，也就无从出现。

相形之下，欧陆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史不绝书。既然常打仗，就有胜有负;这次输了，下次再来。无需玉石俱焚，无需不成功便成仁。久而久之，形成彼此都接受的游戏规则─死伤到一定程度，投降了事。投降，也未必可耻或屈辱。

哪一种文化传统比较好呢？由旁观者的角度，其实不容易做出判断。然而，地球村的出现，却为这个问题带来新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得不和其他社会重复交往互动。也许，对于中华这个古老文明而言，也终会慢慢褪去“汉贼不两立、不成功便成仁”的教条，逐渐琢磨出与时俱进的教战守则。

在华人文化里，对于立场不同的人，视之如寇仇;单纯事件的是非，很快上升为道德上的善恶，已经有悠久绵延的传统。落实到现代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域，至少有两点观察发人深省。

首先，自一九五零年起，台湾推动地方自治，开始选举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地方自治，观念上一清二楚：是地方自己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财政上大体自给自足。一九八七年，党禁解除，民意代表全面改选;地方自治，只能说符合形式要件，实质上还远远不足。新政党成立之后，最明显的改变，是各级民意机关本身的预算大幅增加。到底是自肥或是工欲善其事，当然各说各话。

其次，台湾推动地方自治，各级选举中，也一再出现贿选买票作票的情节。半个世纪以后，选务工作已经大致上轨道;投票过程本身，已经争议不大—只要接生过程顺利，不论是男是女都好。可是，民意代表组成的“议会”（“立法院”），功能却几乎近于瘫痪。主要原因，可以说就是文化中延续下来的成分—彼此不只是立场不同、不只是对公共政策的看法不同，而是视对方为坏人/敌人，杯葛到底。民主的形式（选举、代议等）已经粗具，但是实质上能否有效运作，反映民意和分配资源，还依然是漫漫长路。

华人的社会和历史，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和之后，可以说是在两种非常不同的轨迹上移动。之前，是唯我独尊的地区性强权;之后，是备受列强欺凌的睡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自我洗涤过滤，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又面临融入国际社会、自我定位等等的考验。

另一方面，随着地球村的形成，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也给这个古老的文明带来刺激和挑战。有人尝云：忘却历史，就是背叛未来。这句话的真义，不容易掌握。然而，历史并不会被忘却，而是通过代代相传，慢慢地延续和蜕变。愈能正视历史，愈知道由何而来、目前的状况和限制，以及当下可能较好的选项。对华人社会而言，历史是包袱，也是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