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

在埃及近日举行的大选，前军方领导人塞西毫无悬念当选总统。塞西的军方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的前任们——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埃及似乎在一夜之间重回“军人当政时代”。埃及为何在三年多的革命之后“重回原点”？埃及社会下一步将会怎样发展？深厚的法老传统也许是一个观察窗口。

将军塞西的总统之路

2011年2月，执政30余年的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声中黯然下台，埃及社会深厚的威权政治坚冰开始消融，开罗解放广场上拒绝向民众开枪的士兵和抗议者们共同庆祝赶走了“最后一位法老”。埃及社会开始反思穆巴拉克所代表的军事独裁政权，甚至开始质疑从纳赛尔时代起就被军方强势主导的整套权力结构，但由于军官集团在民众的觉醒和抗议浪潮面前审时度势地丢卒保车，例如舍弃穆巴拉克和迫使国防部长坦塔维隐退等，军队在埃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势和利益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在革命后上台执政的穆尔西政府，在内部事务中强化宗教色彩，在对外事务中屡屡强硬发声，甚至一度有惊无险地撤换了军官集团的首脑。但是，穆尔西在安全、能源、交通、环境卫生和食品补贴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承诺大都落空，埃及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且前景黯淡。不仅如此，穆尔西接二连三的扩权之举更引发了“打倒新法老”的新一轮反政府示威。很多人担心埃及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成果会被颠覆。

而真正的权力掮客——军官集团在挺过最初的冲击和慌乱之后，则利用自身掌控的经济资源，从水、电、食品等多个领域干扰埃及社会的基本运行，故意放大穆尔西政府的执政失误和无能，催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强化世俗自由派政党的恐惧和软弱，逐渐由幕后走上前台。2013年7月，军官集团“顺应民意”将穆尔西赶下台。穆兄会又一次被解散并定性为“恐怖组织”。2014年1月埃及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再次确认了军队“国中之国”的特权地位，规定军费预算是国家机密，军队企业的资金和账单不受检查，继续维持可管辖平民的军事法庭，赋予军队高层在八年内否决国防部长任命的权力等。事实上，穆尔西被废黜后，军官集团在所有领域都加强了自身权重，新任命的省长和部长多为退役军人，几乎没有人怀疑临时政府的真正当权者是军官集团。

2014年3月，塞西在几经试探之后最终辞去武装部队总司令及国防部长职务，“按照人民的意志竞选总统”，提出旨在促进经济、教育、就业、卫生等各领域协调发展的一揽子国家建设计划，许诺埃及人的生活将在两年内得到改善，同时拒绝同穆兄会达成任何政治妥协。虽然军官集团一再表示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塞西的亲信们（比如关系莫逆的新任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德基·苏卜希、已结儿女亲家的新晋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马哈茂德·赫加齐等）积极为塞西助威加油，包括在选举前三个月内人为地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下调30%，以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从农户手中收购小麦等，整体情形与穆尔西被废黜前夕蔓延全国的电荒、水荒和物价飞涨截然相反。困扰埃及社会的诸多难题似乎在一夜之间神奇消失，而军官集团的诸多劣迹则全然被遗忘，塞西按照预定轨道完成了从军界到政界的华丽转身，被视为惟一有能力在骚乱和血腥革命之后拯救埃及的强人。

呼之欲出的塞西总统极力显示与旧政权的切割，宣称自己是埃及人民而非军方的候选人，在选举前夕甚至以挪用公款修缮总统府的罪名判处老领导穆巴拉克三年监禁，但他与前任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在执掌最高权力之前都是英明干练的低调将军，都因为表面的软弱无为而被当作过渡人物委以重任，塞西甚至还有着终结埃及乱局“救世主”的光环。然而，被寄予厚望的塞西总统实际上面临着较大的执政风险，因为他很难用主要来自海湾产油国援助的经济绩效解决数目庞大的贫困人口的需求，也很难满足几千万选民的政治诉求，更不要说他还需要时刻提防远比想象中严重的极端武装威胁、否认其合法性的几十万穆兄会支持者、随时可能翻脸的光明党信徒、任何时候都在发泄不满的自由“广场派”，当然还有同样渴望“黄袍加身”的军界同僚。

法老情结与埃及政治发展

埃及曾有过漫长的法老时代。在传统的法老政治中，无论是谁，只要握有军政大权，接受传统王权观念，使用传统君主名号，履行宗教仪节，就可以赢家通吃，成为埃及的统治者。正是遵循这一政治传统，埃及人接纳了托勒密王朝并融入了希腊化的世界秩序；也不太反抗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征服运动，舍弃自身传统宗教而接受伊斯兰教；那些从底层奴隶崛起为军事将领的马穆鲁克们也能够建立自己的王朝；马其顿人穆罕默德·阿里也能崛起为现代埃及之父……虽然传统的法老政治在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冲击下渐趋失效，但基于权势的法老情结已然是埃及政治制度的基本底色，制约着当代埃及社会政治斗争的视野和境界。

纳赛尔是埃及两千年来的第一个本土籍统治者，他修建阿斯旺大坝，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积极推动阿拉伯统一，极大地提升了埃及的民族自信和国际地位，是迄今仍被怀念的“正确的独裁者”；继任的萨达特总统颁布了埃及第一部永久宪法，对内去纳赛尔化，鼓励思想多元和私企发展，对外全面向西方开放，发动“十月战争”以战求和，主动出访以色列并签订《戴维营协议》；循例接任的穆巴拉克继承了萨达特的亲西方路线，同时重拾纳赛尔的铁腕政策，改组政府，清洗军队，重返阿拉伯世界，维持了埃及30年的稳定。但与此同时，威权领袖们在高效廉洁的执政初期后逐渐忘乎所以，无视自身的能力限度，无视技术进步带来的民意改变，强烈追求法老式集权和长期执政……2011年初，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威权主义的强人治理模式在埃及遭遇了严重危机。

将穆巴拉克拉下马的民众，格外珍视手中初步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利，不惜将街头表达和广场对峙常态化，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初三年间进行了六次公投、两次修宪和至少三次“二次革命”，用于政治投票的时间接近50天；同时却以高昂的革命思维对待繁琐的建设议题，期望民主选举能够带来美好的未来，却不愿忍受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阵痛，稍遇挫折就掉头怀念强人时代。政治精英们则渴望成为青史留名的“法老”，为了上位不惜以混乱反对非正义，不够理性，不愿妥协，放任仇恨和愤怒，上位后又追求不受制约的权力，以铁腕对阵异见，以舍我其谁的雄心试图按照个人认知大手笔规划埃及，愿赌却不服输，随时准备否定对手和推翻于己不利的政治结果，随时准备制定新宪法或者修改宪法以巩固权力而不是践行宪法。

最现实的良性发展路径

缺乏妥协、包容和契约精神的政治权争，不仅将胜利的民主推向了罪恶的民主，还在自以为是的正确里一再浪费难得的历史机遇。纳赛尔把埃及和他本人看作阿拉伯世界的当然领袖，拥有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在当政的16年里制定过六部宪法，严厉镇压反对派，高度倚重军队，埋下了埃及今日动荡的诸多祸根。穆巴拉克既没有前任的革命激情，又缺乏民主政治的底气，却自认惟有他才能保证埃及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需求，贪权恋栈，从完美英雄退化至罪恶之父，更削弱了高质量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基础。数十年一直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穆兄会一旦执掌最高权力，即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穆尔西也迫切地要展示自己及其所属派别的治国理念和能力，党同伐异，违规扩权，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境界和担当。同样的，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军官集团高傲地按照自己的“路线图”主导政治过渡，粗暴地以监国之名排除异己，攫取权力，激化对立，缺乏克制、包容等品格。悲观地看，由于军官集团利益巨大、私心重重，任何人在进入角色后都可能会延续既有轨道。

不过，当前埃及所面临的局势和所处的地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塞西是否会重走前任的老路，现在还很难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穆兄会固然不具备与军方对抗的实力，但作为埃及社会惟一有良好组织的反对力量，其长期形成的生存能力不容小觑，如果新的权力架构不能包容穆兄会势力，迫使其走上不对称抗争的破坏性道路，那么埃及即便不会遭遇法国大革命式的民族磨难和阿尔及利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内战厄运，也注定难逃一段时期的动荡和失序。

对于埃及这样的地区性大国而言，最现实的良性发展路径就是摒弃法老式的零和斗争思维，所有派别都承认自身的能力限度，尊重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理解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先完善政治制度，后深化政治参与，稳步地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构筑有足够包容性的利益博弈平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合力推动整个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