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恐怖主义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许涛：

我们对付恐怖主义除了技术上、组织上和人力上的认真应对之外，还要有一个高度，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关于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还有个话语权的问题。在9.11事件之前，2001年刚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三股势力”的概念，当时并不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9.11事件后美国人提出反对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便纷纷响应。这与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或者说和全球化的极速发展有关系。拥有优势资源的国家或政治主体，能够操控全球化中掌握优势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被边缘化的国家，像一些阿拉伯国家、个别中亚和南亚国家，甚至一些老欧洲的国家。全球化像一头无人能够驾驭的怪兽出现在世界上，造成当今世界上差异的扩大，酝酿着族群间的冲突，刺激着各种极端主义形式日益活跃。当我们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具有了全球战略的高度，无论针对当前地区性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还是构建地区安全机制的实践，都应摆脱简单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厘清源流，从而做到标本兼治。

孙壮志：

我们现在能不能把应对外部的威胁转换成一个长期的战略呢？其实，利用亚信会议和“主场外交”，我们想传递的是关注亚洲安全观的理念。但是光有理念是不够的，怎样能让保障安全的具体倡议得以落实呢？现有的机制我们能不能利用好？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一些国际合作都可以做得更务实一些。有的时候，经济和安全是不可分的，但如果过分迷信经济手段，忽视了安全能力的建设，只会遭受更大的损失。经济合作不能替代安全合作，良好的经济关系不能保证能够开展深度的安全合作，因此，经济与安全合作二者一定要兼顾。

另外一个问题，新疆的恐怖主义这么猖獗，我们能不能在国际舆论中占有制高点？其实我们是受害者，但好像美国一承认新疆发生的是恐怖事件，中国人就很高兴，好像标准在美国人那里，非得美国人说。我们能不能主导国际话语权？我们能不能主导一些国际合作？现在确实到了这个时候，包括规则、制度、框架安排，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把我们面临的威胁转化成一种其他国家共同的认知，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只发生在中国，虽然我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但是其他国家也都遇到了，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西亚国家，它们至今没有摆脱恐怖威胁，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采取共同的应对。

通过国际合作争取更大的空间

孙壮志：

从外部来说，国际环境很重要，首先要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比如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推动多边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包括在这方面形成一些共识。我们希望搞一些具体的机制，包括司法方面怎么交流，对反恐人员怎么培训，这些方面都可以落得很实，有了共同的原则就可以开展活动。

我们内外文章都要做。从内部来说，我觉得这根弦要绷得更紧一点，采取行动的力度要更大一点。同时，如何通过国际合作为我们争取更大的空间，在切断恐怖主义外部联系方面采取一些有力的行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经常讲，要发挥联合国在维护地区安全、解决地区热点方面的领导作用，但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联合国的行动能力要受到大国的制约，还有复杂的授权和财政问题。我们应该主动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寻求建立一些机制，与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其次，现有的机制我们也没有完全利用好，包括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在开峰会的时候进行舆论宣传，原则、理念、战略谈得比较多，但真正落到机制、措施就谈得比较少。上海合作组织签了应急措施协议，应该在此基础上把应急机制建立起来，包括联合执法、联合禁毒、边境防控、联合缉捕等，每个可能出现突发事件的领域都要有相应的机制，有备无患。上合组织框架内有安全会议秘书机制，负责协调安全政策，过去我们没有相应的机构，没有利用好这个机制，现在我们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应该让这个机制有工作内容。

第三，我们要学会怎样跟国际话语体系接轨。我不久前在俄罗斯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安全大会。现在对俄罗斯来说，不光恐怖主义是很大的一个威胁，会上有观点认为俄罗斯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颜色革命”，俄罗斯认为利用“颜色革命”推动政权更迭的威胁很大，西方搞的是针对国家制度的挑战；第二个就是阿富汗问题，俄罗斯人把2014年美国和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估计得非常严峻。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应该超越他们，但俄罗斯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毕竟俄罗斯遭遇的问题更多，经验和教训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一些。恐怖主义更多的还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极端的表现，而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恐怖主义之后还有什么？对我们的挑战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现在俄罗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恐怖主义背后更危险、更险恶的目的，就是构成对国家现有制度和体制的挑战。也就是说，恐怖主义背后如果只是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和极少数分裂分子，那我们可以采取坚决打击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们；但如果其背后有强大的国际势力，有一个长长的输送链条，那处理起来会非常难，我们应该针对背后的国际势力采取应对措施，想办法切断其外部的联系。

现在媒体和公众的兴奋点也值得关注和警惕。有些人特别感兴趣东海、南海问题，好像不跟日本打一仗就不行，不跟菲律宾打一仗也不行。其实，我们面临的更大的直接的安全威胁是陆上的，这种安全威胁可能对我们来说更致命。比如最近的暴恐事件和中亚的问题，再推过去是西亚北非的问题，这之间有多少关联性？我们对它的发展认识到底有多少？它最后能给我们造成的挑战、危害到底有多大？有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因此，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国际背景及各种复杂的因素搅在一起，可能比俄罗斯、比中亚国家更复杂。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很可能再做一个局，因为阿富汗可以同时牵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策略当然是把“祸水”引向中、俄，让中国因反恐、反独而顾此失彼，内外都承受更大的压力。

再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国际司法、执法方面的合作还很薄弱，其实应该加强。现在国际法的专家非常少，我们跟国外对接就特别需要相关人才。现在菲律宾到国际法院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理就完事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才，有自己应对的办法。如果掌握了国际规则，并且有很好的人才，这方面的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这可能是中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做的。包括反恐，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方式，光靠那种传统的运动式的方法是不行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借鉴，比如俄罗斯经历过恐怖主义泛滥的考验，而且也有丰富的应对经验，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更加深入。

中国反恐的特殊性

孙壮志：

再说一点儿我的看法。第一，不能孤立地看待反恐或者恐怖主义。现在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很多，我们一讲恐怖主义，一讲反恐，直接就讲到具体的一个个事件。其实，我认为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来看，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有很多种：一个是来自于个别的分裂主义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极端犯罪活动；第二，有比较复杂的国际背景，受到国际恐怖组织指示、煽动的恐怖主义事件。还有反华势力的策动，甚至带有国家色彩的恐怖主义，我们要头脑清醒。所以反恐应该是更宽泛的，形成一种必要的合力，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比如，现在越南的反华、排华事件，是不是恐怖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暴乱，很多中国人的财物被枪，这是不是恐怖主义？

我认为对恐怖主义要分类。如果我们搞国际合作，就要把它放在更高的或者更广的范畴里面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承认不承认，或者说美国的态度对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第一，我国反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可能指望其他国家甚至很友好的国家，比如我们跟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堪称当前最好的一对大国关系，但指望俄罗斯来帮你反恐、来帮你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来解决，这是第一个原则。这也是西方成功的地方，比如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要反恐，直接就把军队派到阿富汗去了，不会说请俄罗斯、巴基斯坦或者周边的国家帮美国去打。中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观念，作为一个大国，将来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更多，出现问题首先要自己解决。

第二，中国要拿到规则的制定权，现在这方面我们比较欠缺。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规则或者话语权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们经常要受别人的制约、看别人的脸色。现在倡导亚洲安全观是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拿到多边规则的制定权，将来可能还有双边规则。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我们研究的时间比较长，经常会讲到我们和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很好，经济合作发展很快，但是安全合作方面我们缺乏对规则的掌控，尤其是中国在中亚投入很大、利益很多的情况下，不能不未雨绸缪。

当然，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我们不可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在中亚某国建立军事基地，但是，我们可以实现军事安全上的“软存在”。“软存在”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有个规则，有个依据，比如签署双边的或者多边的协议，定具体规则，给我们创造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该有一种机制或者办法，让中国能够把力量投送过去，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员、投资项目，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如今的国际环境、国际背景之下，如果我们的眼睛还只盯在新疆的暴恐事件是绝对不够的，因为类似事件也可能发生在中亚，应该同时密切关注周边一系列问题、一系列挑战。

可以考虑建立中国的安保公司，维护我们自己的海外权益。西方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其实就是准军队。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我们的安保公司也可以在境外注册，由自己的能源企业来雇佣人员。

虽然恐怖主义的表现都差不多——爆炸、暗杀、劫持人质，但特别要关注的是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去做这些事？恐怖分子背后是什么人在支持？背后更深层的推手、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对它的认识可能会更清晰。

针对中国的反恐，还是要讲特殊性，要看到整个时代的变化，就是中国在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的处境。

首先，现在处在一个大安全时代，安全威胁更多、更广，这里面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还有来自经济层面的。现在能够威胁一个国家的手段、武器更多，甚至包括自然灾害、粮食危机、金融危机都属于安全挑战，这是需要考虑的时代背景。

第二是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而且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是相对走在前面的。这些年，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和全球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利益跨出了国门。但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给各国带来的风险也更多了。

第三是信息化。这也是重要的时代背景，网络和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导致很难对恐怖主义加以及时控制。新疆出现的问题已经体现了这样的挑战，美国这方面投入很大，很多国家，包括它的盟友都感觉到网络失控已经是现实的威胁。

第四是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特殊的社会群体，包括民族群体，有时会采取激烈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把我们遇到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思考。

这几方面的特点决定我们在应对恐怖主义的时候具有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情况不是很一样，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亚出现的恐怖主义，跟俄罗斯以及中亚、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面临的问题也都不一样，所以防控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手段，完全靠传统的方式肯定是不行，对背景和根源要估计得很充分。同时，我们现在要学会对整个社会心理加以调试。暴恐事件不是只出现在中国，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更何况我们目前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