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

十几辆豪华婚车、超大排场的婚礼场面……这是河北省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女儿的婚宴现场，被当地民众戏称为“公主出嫁”。如果熟悉沽源的商界，你还会这在长长的宾客名单中，发现不少“成功人士”的名字。他们或多或少与刘富成存在着“业务”往来。为了向刘书记表达人情，他们都在婚礼上出手了高达五位数的厚礼。

据帮助刘富成打理婚丧大事的亲属们吐露，刘富成仅在女儿结婚和父亲去世之际，收受礼金便达到了250余万元。而像逢年过节时人情往来，钱财孝敬，在刘富成的执政生涯中，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2014年10月初，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最新反馈意见中指出，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收受礼金这一问题仍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存在。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至2014年9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6万多个，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案发率”在所有问题中排名第四，5000余干部因此被查处。除此以外，中央还首次“晒出”红包治理清单，其中囊括了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磊表示，就该院办理的贪污腐败案件而言，绝大多数贪污腐败案件几乎都有在节日期间收受贿赂的情节。

“在官场中，很多行贿者借着人情往来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为了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而赠与官员们人情，而对方也顺势在人情的幌子下迷失自我，心安理得地收受贿赂。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背后实际上早已暗藏腐败。”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润清告诉《方圆》记者。

记者通过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案件发现，这些以人情往来为幌子的腐败有的是以逢年过节“送红包”谋求日后方便，有的利用婚丧嫁娶在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身上寻找突破口，而人情的背后都是利益的驱使。

人情腐败是一种“预备腐败”

在普通人生活中，节假日、红白喜事亲朋好友间送一点礼以表心意，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也就是人情。但在官场，人情被异化成了一种“投资品”，从诞生之初，这种人情就夹杂着权、钱、利的纠葛，从根本上说是有目的性的，背、、后也有一定的利益考量。

“比如有些公职人员对于小额礼金不以为意，对于人情往来碍于情面，就可能让自己在腐败问题上积重难返，最终使小问题变成大祸患，被人情拉下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认为。

在唐润清看来，人情腐败是一种“预备腐败”。因为行贿人之所以给予人情，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最终凭借这一私人关系获得利益。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人情，实际上也接受了这样的潜台词：将来有需要时，要回报欠下的人情。“很多抱有人情往来不是受贿想法的落马官员，都很清楚这些送礼者的真正用意。必须要认识到的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人情，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往来，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情往来，往往与权钱交易有关。”

正是为了日后的腐败，人情也成了现代官场的“投资品”。李立众指出，这种投资还可能得到升值，因为送礼者极有可能在官员并未身居高位时，就与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随着日后官员地位的提升，这种人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密切。

“人情腐败的核心词是腐败，人情只是达成腐败目的的手段和掩饰。”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忠义告诉《方圆》记者，人情腐败一方面存在于官商之间，因为商人群体与社会大多数人相比更具“投资眼光”，与官员等关键人物建立关系是他们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常见于上下级之间，因为上级捏着下属的晋升通道，培养好与上级的关系，就成了下属们的钻研课题。

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就是跌倒在人情泥潭里的典型。从单位下属到房地产开发公司等企业老板，几乎都选择了走人情投资路线，利用其女儿出嫁、买房以及节假日等各种名目送礼送钱，以求得拉近关系办事。2003年至2012年，刘富成在他十年的“官场黄金期”中，收受的贿赂高达700余万，最终，法院用一纸判决、17年的牢狱生涯，为刘富成的“官场黄金期”画下了冰冷的句号。办理刘富成案的检察官认为，以为披上人情“外衣”就能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让刘富成在从人情到腐败的“自毁道路”上渐行渐远。

胡忠义认为，人情往来既给了行贿者攀附的借口，也为官员在收受财物时装上了心理的防火墙。因此，两者在预期交往中就有了极大的目的契合性，心照不宣之余关系自然不断升温，但是这种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情的异化。对于官员而言，天下没有白来的好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人情兑现之日，就是腐败发生之时，“预备腐败”也就成了“腐败即遂”。

人情腐败多发于特殊时间、特殊主题

为了实现腐败的“预备”，行贿者们从节假日等固定时间，到为规避风险而主动策划“项目”，人情手段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官员们也广纳“财”礼，乐在其中。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春雷告诉《方圆》记者，在该院办理的受贿类案件中，人情腐败的手法复杂，多使用在特殊时间、特殊主题上。

特殊时间是指节假日，传统节日里显得尤为突出。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该院查处的30起贿赂案件中，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内属于作案高发时节，其中，春节前一周内以各种名义“拜年”的占14%;发生在大年初一至初三、以拜年“红包”形式行贿的高达67%;其他时间仅占19%。

在深圳环保系统窝案中，行贿的公司老板袁锋每逢春節和中秋节都会拜访一些行政执法人员，送上几千到万元的红包。在拜访时，他也只谈兄弟情谊，不谈所求。而在节假日过后，一旦遭遇问题，便会要求他们兑现人情利益。

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16年徒刑的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

除了敛财的“黄金时段”，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检察院检察长赵力介绍，在近年来该院查办的人情腐败类案件中，贺婚、探病、祝寿、吊唁也是绝佳理由。本文开头提到的沽源县原县委书记刘富成女儿出嫁中的一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人情腐败的类型

在人情腐败中，送礼者选择什么样的人情更能为对方所接受，也是一门“学问”。唐润清表示，有的人情往来存在于红白喜事、吃喝宴请之时，此时的送礼者数量庞大，也很难分清楚哪些是正常交往、哪些是权钱交易。另外，行贿人为了规避风险，挖空心思选择具有“隐蔽性”的行贿方式，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局限于送红包、购物卡，而是投受贿人所好以“礼”代贿、以“借”代贿、以“买”代贿。

在人情腐败的类型中，最直接明了的人情是现金红包。官员们过节收一点“过节费”、县委书记的“公主”出嫁收一点礼金，在普通人只有数百元的人情，到了有所求的人们那里就会十倍、百倍的增长。

由于现金红包过于“赤裸”，购物卡是近十年来新兴的替代方式，也被称为卡腐败。由于大多数储值卡不记名、不纳税、携带方便、数额上可以化整为零，使用上可以直接消费也可以通过“黄牛”折现，因而卡腐败一度风靡。但最近几年，中央连续推出了购物卡实名制、加强金融监管等举措，购物卡这种人情也开始减少起来。

红包和购物卡的金钱属性注定了其不太受一些附庸风雅官员的喜欢，一些人便在节假日走亲访友的“礼品”上做起文章。如近些年流行的冬虫夏草、金玉雕刻、奢侈品、文玩字画、高档烟酒等等，这些物品价值往往难以确定，同时也有着更为贴近现代生活的美好名目。

另外，日常生活中的往来也成了人情腐败的“投资”渠道。“就近年来案件而言，人情腐败的方式可谓面面俱到、细致入微。”张春雷表示。这些方式从帮助官员装修房屋、赠送家电，到送手机交话费、报销汽油费，到官员家里孩子交纳上学费用，甚至还包括为官员们出国旅游提供“赞助”，比如解决部分车船费和住宿费，或者完全由公费报销旅游费用。

大多数情况下，行贿者为了建立与官员的人情，这些手段都是交替运用，无比熟练。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原董事长李华曾先后40次收受他人贿赂千万余元，他在忏悔中说：“我在商务交往中结识的‘朋友’，逢年过节，他们会送来祝贺感激的礼品;我女儿出国读书，他们会帮忙解决学费问题;我准备购房，他们会帮我垫付房款及各种手续费;我生病住院，他们会以看望为名送来红包。只要我有什么爱好、有什么需求，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满足我。”

人情往来具备了天然的麻痹性

12月10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对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溯刘铁男的贪腐轨迹，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在利益腐蚀中逐渐滑坡的过程。从有求于自己的私企老板带儿子刘德成做生意，到挂名领薪、入股分红、索要车辆，以及大量收受礼品礼金，看似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实际上却让刘铁男逐渐滑向犯罪深渊的推手。

那么，流传千年的人情往来文化，究竟为何能成为腐败的土壤呢？

唐润清告诉《方圆》记者，对于受贿者而言，人情往来具备了天然的麻痹性。因为借着节假日进行人情腐败，能充分掩盖行贿者的目的，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蒙上了一层“遮羞布”。受贿方也会因为对方并未当场提出请托事由，而错误地认为这不算是犯罪，顺势收下“红包、购物卡”等财物。即使受贿方一时推辞，行贿方也能以节日问候的名义再三要求其收下。

例如在深圳市环保系统窝案中，行贿者就善于抓住时间上的特点来进行人情腐败。每到中秋和春节，来给环保系统职工送红包的人就纷至沓来。加上平日里的时不时的物质关心，员工们已然逐渐麻痹在人情里。

“人情的杀伤力在于其持续的攻击性，一般而言，带着不良企图的人情往来往往并非一次性的，而是重复、不间断地进行。”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学宾向《方圆》记者表示，从时间上来看，人情投资更多地诉诸长时间后的腐败收益，即长久之后双方人情逐渐培养起来，在一方有所求时，另一方也很可能碍于情面给予帮助。形象而言，人情是作为将来腐败的敲门砖。

安徽省肥东县政协原副主席马宜玉就是这样一位陷于人情腐败长达十年的典型，从2002年至2012年间，王旭东每年春节都要给马宜玉奉上一个几万元的红包，十年下来，马宜玉收受王旭东的红包数额竟高达81万。而作为回报，马宜玉十年来帮助王旭东承接了大量工程项目，让王旭东赚了个“盆满钵满”。

制约公权力是预防之重

“相比于简单直接的权钱交易，人情腐败的危害更大。”侯学宾认为，公权力一旦沾染上“人情”，官员涉案之深，案件危害之大，都是远超传统的腐败形式的。特别是只讲人情，不讲原则的官商关系，对于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弊无利的。作为掌握着各种审批权和执法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对于市场主体只讲人情不讲原则，让有关系的企业风生水起，让没背景的企业吃瘪碰壁，那无疑是对市场极深的伤害。

“如果让这种不正常的‘人情往来’继续发酵，导致连普通民众对此见怪不怪，那对于整个公权力的监督都是致命的打击。”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这种行为极易滋长与主流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准则和社会主义风尚相悖的不正之风，使权力者違反或偏离公共职责，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损害国家公共职务的廉洁性，以及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秩序，而发展为腐败行为。

“中央对节日禁止收受礼品一直保持了高压态势，基本每逢重大节日前都会发布相关文件，但这种风气依然在暗处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表示，根除“送礼”之风，还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行为制度，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铲除“人情腐败”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