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滢 金健

当主持人宣布杰里米·里夫金已经在门口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里夫金摘下眼镜，双手抱拳向台下作了个揖。随后，他走到座位前，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迅速解开袖扣卷起袖子，拧开桌上的矿泉水瓶喝了一口水。人们以为里夫金要坐下了，没想到他快步走向人群，自顾自地开始演讲。“给他一个话筒，给他一个话筒！我听不清他说话！”翻译急得连声喊，而里夫金早已说了一大堆。

这是里夫金来到北京之后的第一场媒体见面会。他单刀直入的作风不禁让人联想，在和那些高级听众——中国总理李克强、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等人见面时，他是否也如此直率？

里夫金是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身为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他为欧盟和世界多国提供政策咨询，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讲师。

中国人熟悉里夫金多是从他2012年出版的书《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他在书中提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经济链中进行经济活动。”里夫金认为，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都是以上三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蒸汽印刷机和电报发明出来，依靠丰富的煤炭资源与全国范围内的铁路运输网，第一次工业革命得以发生，英国成为世界霸主。20世纪前后，电话、广播和电视等媒介诞生，集中供电、廉价石油普及，加上遍及全球的公路、铁路和飞机线路，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而在今天，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工业革命当中？新的工业革命中又出现了哪些技术变革？里夫金的答案是：“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互联网。”最开始，互联网的出现是为了信息交流，但很快，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控制能源消费和生产。GPS、车辆传感器的出现使得交通工具可以联网，这就使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这三大要素统一到了“超级互联网”上，其中不仅有信息流动，还有能量的流动、物的流动。

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默克尔曾问里夫金如何发展德国经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文版问世后，也得到了李克强的关注，他要求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这场新的革命。各国政策制定者都在问，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经过两年的观察和思考，里夫金出版了新书《零边际成本社会》。他在书中预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数十亿人和数百万组织连接到物联网，从而使人类以一种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在全球协同共享中分享其经济生活。例如，成百上千的爱好者和创业公司已开始用免费软件、廉价再生塑料，或者其他现成的材料打印出自己的3D打印产品。再如，数百万先行者已经将自己的住房和办公场所改造成了微型发电厂，利用屋顶的阳光和吹过建筑物的风来获取免费的可再生能源。他们利用物联网监测自己的用电量，优化能源效率，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其他人分享多余的绿色电力。

协同共享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未来所有的生产将不再由几个大公司垄断，而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些人既不是单纯的生产者，也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产消者”——既能生产，也能消费。这将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让许多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种类也更加多样化，有可能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使之接近于零。“零边际成本、协同共享将会颠覆传统的经济模式，让我们迈入一个超脱于市场的全新经济领域。”里夫金预言，到21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将不再统领经济。

环球人物杂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新工业革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有什么影响？

里夫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希望在发展中国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数字化、互联网化的相关产业。他们充分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这样的转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发达国家。發展中国家的底子薄，所以能飞得更高；基础设施差，所以能一上来就用最新的，不需要再拆去旧的。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赶超发达国家的机遇，在真正意义上使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实现了平等，是一种民主化、均等化的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在共享型经济社会中有哪些优势？

里夫金：去年9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接见我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个优势是，中国有世界上领先的可再生资源生产水平，比如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第二，中国社会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即辅之以必要的政府和社会调节的市场机制。发展新能源领域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制定规范、要求并确立发展路线。第三，中国的文化有先天潜力。西方哲人认为人和自然是分离的——人是驾驭万物的主人，而孔子却觉得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低碳经济不谋而合。

环球人物杂志：政府应该怎么办？

里夫金：很重要的是经济的引导。中国跟美国一样，面临着经济泡沫、货币超发，以及一旦不发行货币会导致经济滞胀的问题。怎么才能走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循环？我认为政府一定要制定宏观和长期的发展计划，思考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怎样帮扶那些需要帮助的产业，为它们建设高速、高效的互联网通道和平台。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地通过投资来改善我们的经济形态。

不过，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很重要。过去几年里，中国一直非常注重固定资产投资，可惜有点跑偏了，把钱投在了所谓“新的旧东西”上面。中国投了大量的钱用来拯救传统的老产业，比如钢铁厂、煤矿；中国也建了很多高楼大厦，但用的都是要消耗大量电能的旧建筑技术和理念，而不是绿色环保的先进技术。我觉得中国应该把钱投在新兴的事物或者应用上面，大量建造采用新能源发电的建筑物，投资和互联网相关的产业，这些新的领域将来都可以纳入到“超级互联网”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新的产业革命和经济范式中保持竞争力，真正走在前面。

环球人物杂志：当人人都变成“产消者”，大企业会不会消失？

里夫金：不会。很多大厂商不会在新工业革命之后一夜之间倒闭。事实上，聪明的大厂商都会不断改变它的商业模式。的确，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们扁平化、民主化了，电力公司不再需要真正去经营能源的生产过程了，但电网这些基础设施是由大公司建的，还是要由大公司操纵。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基础设施优势，通过网络把所有电力生产者的电能连接在一起，然后在电力互联网上调配余缺，帮助客户不断改善他们现有的能源结构，成为电能的管理者，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德国、法国、西班牙的一些大型电力公司都慢慢开始接受这样的概念，它们决定拥抱这样一次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存活并发展下来。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很多资源垄断型企业是国企，如果它们不愿意改变怎么办？

里夫金：这个世界本来就在变化当中，你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保持变或不变。《财富》500强榜单是在1955年第一次出炉的，当年上榜的500家企业中只有约70家活到现在，剩下的400多家全部退榜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的企业天生聪明，可以随时改变自己；而有的企业就是笨，要坚守在老业务上。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收尾，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完全将其取代，中间可能要花30年，老牌企业完全可以选择两头作战，一方面巩固自己的传统业务，另一方面投资新的产业革命部门，占领技术的先机或资本的先机。这不矛盾。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经说过，谷歌公司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可以推动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里夫金：肯定有。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多世界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阿里巴巴。而且在整个中国，跟互联网相连接的各种经济活动在无限蓬勃地展开。

尼尔森咨询公司最近做了件有意思的事，它解释了共享经济的模式，并在全球范围内调查大家对这样的模式到底有多认同。结果发现，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亚太地区都非常认同这种模式。但到底哪个国家最渴望这种经济模式呢？答案是中国。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人都会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来共享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快地提升生活水平。这就是未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