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

董翠英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就快要走不动了。越来越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让她的脚疼得不能挨地，指头也变形得像枯树枝，10年前被发现的白内障早就需要手术。晚上路灯昏暗的马路上，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摸索了半天却找不到门把手在哪里。但是为了丢失的智障女儿，24年来，她随时准备着下一次出门。

24年，她寻访县级以上城市1000多个，找到了许多有智力障碍的人。虽然没找到女儿，但每次她都会为他们留下至少50元钱，有时还会再买一袋水果。

她不记得自己送出了多少钱，当地媒体替她算了一笔账，总数约20万。如今，这个曾经在当地一家医院当领导、拿高工资的人已无积蓄。最穷困的时候，连续10天身上没有一点儿钱，连一棵青菜都买不起。现在65岁的她每天晚上去市人民医院做护工，几乎一夜不眠可以换来100元的报酬。

她准备攒够2000块钱再出发。

以家乡河南漯河为中心，董翠英找女儿的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她记得自己最北到过河北张家口市，最南去过广州，7次下湖南，在安徽一呆就是七八个月。几乎每一次，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年龄相仿、不明来历的智力障碍或精神病患者，她抓起一套换洗衣服就出门。女儿刚丢失的那几年，晚上的一个梦，都能让董翠英从床上爬起来，凌晨两三点出门，然后蹲在汽车站等着跳上6点半的第一趟班车，赶往梦里出现的地方。但大部分时候，董翠英都是独自踏出位于农贸市场后的家，再孤单单地走回到家门口那条狭窄冰冷的水泥路上。

有一次，放学回来的二女儿杨洁听见邻居说，母亲是带着人回来的。她觉得一定是姐姐被找到了。飞奔回家，却见到一个“根本不像姐姐”的精神病女孩，还穿着姐姐的衣服。她这才知道，那个女孩是母亲在安徽看着可怜领回家的。这让杨洁既失望又有些生气。精神病女孩在家里大哭大闹，但董翠英并不介意，还准备“一直养着她”。后来，因为自己常年外出寻女无法照顾，她才把这个女孩送走。

“看到她们我就想起我女儿，也不知道她在外面怎么样……”董翠英的眼泪流了下来，但在眼周皱纹的阻挡下，泪滴挂在那里迟迟下不来。

丢失的女儿董杨华，是董翠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出生时窒息时间过长造成大脑发育不全。董翠英带着她从武汉跑到南京，再到北京，所有的人都劝她：“放弃吧，治不好了。 ”

女儿走失时，董翠英的小儿子刚刚降生。还没等产后完全恢复，她就偷偷溜出医院，到火车站、商场毫无目标地逢人就问。只用了半年时间，她接近2.5尺的腰围就变成了2.1尺左右。

1989年，董杨华在家乡漯河市走失时只有17岁，而现在，当年身高1.6米的女孩已经变成41岁的中年人，但董翠英坚持认为，只要自己见到，就一定能认出她来。虽然可凭借的只是她额头上一个豆大的伤疤，屁股上的一块胎记，以及走失时穿的绣着自己名字的粉红色的确良内衣。

漯河的铁路四通八达，董翠英家就在铁路旁。她记得女儿小时候看着轰隆隆驶过的火车，嚷着要坐车，就觉得她一定是被火车带到了什么地方。于是，她托列车乘务组的人打听，几年下来，通过漯河的十几趟列车上的人她都认识。有时候，她也跟着列车南下，挤不上车，就让丈夫把自己从车窗推进去；车上没座位，就在座位下铺一条破被单躺着。在一张火车票的票面有效期内，董翠英在每个县的火车站都下车，贴广告，打听消息，然后改签车票，继续前行。

很多时候，走在寻女路上的董翠英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火车不通换汽车，汽车不方便就骑自行车。从漯河到周口，60多公里的路，董翠英从早上6点骑到下午1点，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休息，饿了吃一点出发时带的馒头。几年时间，她换了3辆自行车，不是脚蹬子坏了，就是链子断了。

在城市，她沿着道路的电线杆走，每根杆子上都贴寻人启事，数着电线杆子，每天晚上走15～20里路；在农村，骑不了自行车的时候，就靠两只脚走，每天平均走50里路。

有时，她走的路程会远远超出预算。一次辗转到江苏徐州时，她身无分文，在街头快要晕倒，幸亏路边小店的一碗面条和车站站长的同情，她才踏上回程。

可这并不妨碍她把自己的钱给别人。“看到那些可怜人，我就是要上3天饭也想要给他们一点儿，”董翠英说，“我好歹还有一身脂肪可以消耗两天。”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冬日里赤裸着上身在路边行乞，正要施舍，却被二女儿拦下：“这些都是骗子，不信我现在拉着你去看看，这边你给他钱，那边他就去饭店吃了，比你吃得好，比你穿得好！”二女儿深谙社会上的行骗之术。但董翠英不听，最后还是去路边的商店花了70多元钱，给小伙子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让他穿上，然后又给了几元钱。

“他是不是骗子我不管，在我这儿就是一个乞丐。”董翠英告诉二女儿。

在安徽停留时，董翠英还认了一个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义子，但见面第3次后，这位做药材生意的义子就提出来资金紧张，想借点钱。当时，身上带了5000元的董翠英立马拿出了3千元左右给了他。这时，她甚至还不太了解这位义子的详细情况。“我都不知道她认了多少干儿子和干闺女。”二女儿杨洁苦笑着说。

为了寻找女儿，年轻时做过“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董翠英也开始求神拜佛，还从湖南“请”回一尊观音像。但是，相比神灵，她更相信好人有好报的传统说法。

在一次拜神的路上，她看见路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乞丐，有趴在地上举着破碗的残疾人，有拉着弦子的盲人。她原本准备投进神殿功德箱的零钱，都进了乞丐的破碗。起初是每人给1块，后来是每人给5毛，30分钟不到，250元钱就全部分完，可她拜神的路才走了不到1/3。

但“神灵”并没有让董翠英的路走得更顺利。

1997年的一个周一，17岁的儿子突然从学校回来，取了东西以后又出门。正在家里做饭的董翠英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却在几个小时后，从电话里知道儿子已经服毒。后来她才听说，孩子自杀是因为在学校被老师“掴了两耳光”。

“都说好人有好报，可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说到这里，董翠英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她没有要学校的赔偿，“娃死都死了，啥赔偿都不要，让娃走得安心。”她说，“我不会拿儿子的命换钱。”可再次出发时，她还是会带够给别人的钱。

除了靠自己的力气，她说自己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和捐助。因为患有低血糖，有时候她在外面饿得实在没力气，会跑进饭馆要一碗吃的，但即使没钱付账，她也要留在那里做一天工，偿还饭钱。当地媒体报道了她的事情后，有人曾提出捐助她，但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她不愿麻烦别人，即使对于摆放在堂屋的观音像，她也会嘟囔：“唉，知道你在湖南都是吃辣椒的，跟我来这儿委屈你了。”

她把所有的痛楚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甚至一起住了十几年的街坊都不知道她这些年寻女的遭遇。行走在漯河市时，董翠英黑色的大衣紧紧裹着身体，头发被烫成一缕一缕的大波浪，高跟鞋踩得“嗒嗒”响。如果从外表看，很难想象她承受的苦难，但是二女儿杨洁记得，自己几乎每个月都要铰掉母亲脚上厚厚的茧子，她说：“有差不多1厘米厚，都在前脚掌。”

在路上，她遇到过各种险情。一次冬天在河南舞钢，身形肥胖的她掉进了沟里，挣扎几次都爬不上去，终于爬出来后，她躲进麦秸堆里暖和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差点就死了。”

董翠英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继续走路。医生住院的要求，她置之不理。在那条走了24年的路上，她越走越着急。甚至回到日常生活里，她也不愿有一刻停留，就连买菜，她都只挑没人等的摊位买，因为节省时间。有一次，饥饿让董翠英走进路边一家面馆，发现前面还有两个人在等候，刚坐下的她立马就走，低血糖却让她差点倒在门口。董翠英颇为严肃地说：“如果哪天停下来，那我也就妥了。”

董翠英明显感觉到了身体发出的警报。有时候，进了人民医院的大楼，她半天都想不起来自己护理的病号在哪个床位。还有一次，有人请她到“市里最好的酒店”吃饭，她问了3次，都没找到厕所在那里。

寻女这条路，董翠英走得艰辛而又执著，也许什么都阻挡不了血脉亲情，阻挡不了心中的那份善良，这是一位母亲对世界最有力的拥抱。

（摘自《中国青年报》，本刊有删改） （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