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月

鄂温克族是我国少数几个饲养驯鹿的民族之一，在历史漫长的岁月里，驯鹿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狩猎为生的鄂温克人无论男女老少都非常喜爱和保护驯鹿，视为吉祥、幸福、进取的象征，也是追求美好和崇高理想的象征。猎民搬家时，由一头驯鹿在前驮着“祖先神”，人们将这头驯鹿视为"神鹿"，人不能骑。因此，鄂温克人将驯鹿确定为鄂温克族的吉祥物。

在山高林密、岭秀水清的特殊地理环境中，鄂温克猎民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饲养着在中国其他地方早巳消失的驯鹿，从事着奇特的渔猎生产，信奉着古老的宗教。虽然历史的进程在这里发展缓慢，但在与各兄弟民族的广泛接触、频繁交往中，这个民族却创造和发展了我国又一种文化——驯鹿文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和林地资源的过度被占有，驯鹿文化和鄂温克族人的发展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这对一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大兴安岭深处的流浪民族

在西方的圣诞节画面里，你一定能想象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白胡子老人坐着驯鹿拉着的雪橇向小朋友发礼物，但是又萌又帅的驯鹿并不是圣诞老人故乡的特产。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就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多数人在山林中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的生活，陪伴他们日与夜的生灵就是驯鹿。他们是隐秘的鄂温克驯鹿人，也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鄂温克民族。

鄂温克族是分布于中国、俄罗斯两国的跨国界民族，在中国境内约有3万人，生活在内蒙古的人数接近90%，其余的散居在黑龙江及新疆。

鄂温克民族乡位于根河市，距中国最北的漠河县约100公里，是我国惟一的驯鹿之乡。

“逐草而居”的迁徙是鄂温克猎民游牧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中最壮丽的篇章。因为猎民点周围的食物只够吃10至15天，这就决定了迁徙的频繁（若拖的时间太长，驯鹿觅食越走越远，不但会加重寻找驯鹿的难度，还容易出现丢失）。迁徙前，猎民先把驯鹿和准备搬迁的物品准备好，迁徙开始后，由各家各户的妇女牵着自家驮物品的驯鹿组成一个长队，最前面有两名年轻力壮的妇女负责引路，驮妇孺的驯鹿走在队伍的最后边，其它驯鹿便自动尾随左右，若有离群或行走慢的，还有人不停地追赶。林中的迁徙异常艰难，这些族人能在这茫茫林海中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鄂温克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支。由于没有文字，千百年来鄂温克民族靠口授传承，留下了许多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谚语谜语等，虽然这些民间文学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是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例如“人类来源的传说”对鄂温克民族的迁徙历史、古代生活和自然景象等均作了朴素的描绘和解释。

鄂温克民族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优美动听的民歌其风格独特，即景生情，即情填词，表现了鄂温克民族勇敢、质朴、诚实、善良、纯真、细腻的人生品格和理想追求，如古老的“毛敖吉坎河”和用民歌改编的“敖鲁古雅小夜曲”等。“努给勒”是一种独特的鄂温克民族舞蹈，它以“跟靠步”和“跺步”的舞蹈特点，表达了鄂温克民族狩猎生活的快乐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此外，刺绣、雕刻、绘画以及射击、滑雪等体育运动，也显示了这个原始部落的文化传承与文明标志。

长期以来，鄂温克猎民同驯鹿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对待驯鹿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但给它们取好听的名字，还给予百般呵护。每到节日，便像打扮自己的女儿一样为驯鹿梳妆，披红挂彩，还要挂上亮晶晶的铜锁；如果偶有一头驯鹿不幸死去，他们都会难过得失声痛哭。按照古老的风俗，驯鹿还是鄂温克人嫁娶的聘礼。男方求婚时，首先要带来若干头高大美丽的驯鹿；结婚时新娘也要带回数目相等的驯鹿，有的甚至还要多一些；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要牵着驯鹿在新搭的帐篷周围转几圈，表示人丁兴旺、驯鹿健壮。

正在走向衰败的古老文化

被称为我国最后狩猎部落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三百多年前从勒拿河一带的俄罗克屯迁到额尔古纳河流域，解放前一直散居于深山密林，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部族的生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1965年，鄂温克猎民在敖鲁古雅乡定居，定居后的鄂温克猎民的生产仍主要以狩猎为主，同时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得到发展。近年来，敖鲁古雅乡以驯鹿经济为特点的特色养殖业、家庭旅游业、驯鹿产品加工业和民族工艺品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实现了由原始落后的民族经济向现代民族工业经济的历史性

转变。

但是与此同时，在鄂温克族共同狩猎、平均分配的原始部族生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使驯鹿文化得以留存？如何使鄂温克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在我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这些问题能否被妥善合理地解决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使鄂温克民族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引导猎民走出大山，居住于城市边缘，但由于驯鹿必须吃山里的苔鲜，喝山里的泉水，迫使部分猎民又返回到山林中，过着游猎式的生活，使大部分的猎民家庭呈现一家三地的状况，即：猎民在山上、孩子在城市、其余的妇女和从事驯鹿产业的少部分人留守乡里。这产生了地域、生活习俗、民族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分割与断裂的问题。语言在文化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只有234人的敖鲁古雅乡，懂得民族语言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可见，鄂温克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民族文化的保留与传承。

由于对驯鹿经济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不到位，使驯鹿产业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畸形发展趋势。如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财政转移支付一直没予兑现，驯鹿又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给每个猎民一定的补助，但到目前一直还执行着上世纪80年代25元的标准。由于资金的困难，使驯鹿的品种长期得不到更新，现有品种严重退化；同时，驯鹿产品又急于上市，产品质量难以保证，这些都对驯鹿产业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

尽管近年来，敖鲁古雅乡经济社会的发展，给猎民带来了一些实际利益，但是，猎民整体上还没有脱贫，如住房问题、地方病问题、猎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提高成年劳动力的劳动素质和技能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等，都是这个小少民族面临的最实际问题。

当森林和狩猎逐渐远去

驯鹿俗称“四不像”，也叫“角鹿”，是珍稀动物。因为它的头似马而非马、角似鹿而非鹿、身似驴而非驴、蹄子似牛而又非牛，故名“四不像”。它性情温顺，适宜在寒冷地带生活。喜食苔藓，善于在深山密林及沼泽或深雪中行走，被誉为“林海之舟”。驯鹿全身都是宝，肉可吃，奶可饮，皮能制革，鹿茸、鹿鞭更是珍贵的药材，是鄂温克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驯鹿属于北极圈生物，是传说中圣诞老人的坐骑。鄂温克人和驯鹿做了不知道几辈子的朋友了，驯鹿的足迹就是他们的足迹，驯鹿的历史就像他们的历史，驯鹿和森林在哪，鄂温克人就把家安在哪。鄂温克人的生活，大到打猎、迁徙，小到生活用品，无一不和鹿有关。驯鹿也是猎人的好帮手。无论多远的路，驯鹿都能安稳地把猎物送达。

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最简单也最悲痛的莫过于人和驯鹿的离开。从古到今，鄂温克人绝不会离开他们的驯鹿。2003年，国家组织鄂温克人迁出森林，他们把驯鹿也带下山去。驯鹿离不开森林，于是一些鄂温克人带着驯鹿回到了森林，但城市和森林的纠葛却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迁出森林的鄂温克人不能再打猎，猎枪也被没收。鄂温克人住进敖鲁古雅新村后，棕熊和狼就多了起来，驯鹿每天都受到天敌的威胁。曾经有一群约100多只驯鹿被三只棕熊撵到很远的地方，过程中至少损失了20多头驯鹿，最终这些驯鹿分散成几群，不再回来。整个鹿群的数量从高峰时期的1000头降到现在的600多头。按照鄂温克人的话说，没有了猎枪，他们还可以喝酒，但没有了驯鹿，他们就一无所有了。

按照当地官方说法，鄂温克猎民当中应婚未婚的人数过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历史上，老一辈鄂温克猎民同外族结婚现象十分稀少。而1957年实现定居后，与外族通婚面开始逐步扩大，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鄂温克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数量已大大超过与本民族的结婚数量。据2006年8月的调查，1965年在敖鲁古雅定居之后至2005年的40年间，与外族通婚共114人，其中男47人，女67人。

同其他民族通婚面不断扩大，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无疑是一种社会现实，但20年30年后，纯正血统的鄂温克人可能就基本不存在了。

在鄂温克，许多小孩一生下来，就住在山下了，然后在山下上学、长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听不懂鄂温克语，更不知道鄂温克的历史故事。对于年轻的鄂温克人来说，老一辈人向往在大山林里喝酒打猎，而他们更喜欢在城市里开阔眼界。能吸引他们注意的已经不再是茂盛的森林和充满灵性的驯鹿，而是平板电脑和WIFI信号。

人类学学者郝时远研究了多年的鄂温克生存现状，他认为：“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恶化是实行生态移民的原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改善和提高这一群体生活水平的负责精神”。但他不得不承认，鄂温克自身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外界提供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他们离不开驯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依托于驯鹿。

现代文明的扩张颠覆了鄂温克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乱砍乱伐、偷猎、破坏森林资源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没有了驯鹿和森林，鄂温克人的精神也就无处可依。在那一片片猎物几无的森林里，鄂温克人关于狩猎的记忆越来越远，连同这些一起远去的，还有整个民族在时间长河里，策“鹿”奔腾的记忆。

那或许是这个古老民族，最后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