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人口问题论争真相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与马寅初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

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生育的。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问题。他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于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在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在特定场合提出过有关中国人口众多是好事等观点。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却忽视他讲这些话的历史背景。其实，毛泽东说这一席话，侧重讲的是人的历史作用，体现了他推崇人的价值的思想。

马寅初的人口主张曾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逐步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而马寅初则提出了“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并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由于受到康生等人的利用，学术论争变成了政治问题。马寅初也因此受到长期的错误批判。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了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观点。从1958年公开批判马寅初开始，到1979年为他彻底平反，前后21年。其间，中国总人口增加了3亿1548万。信中说，“如果二十多年前，就按他（马寅初）的意见办，现在人口也只有六亿多人口”，而我国在21年间，总共才增加了3亿1548万人，如果减去“误增”的三亿人，人口则仍为六亿，几乎等于零增长，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阡陌摘自《党的文献》年第期，赖林嵩文）

“炸馆事件”后我逼克林顿写“检讨”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1999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那天下午我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拟对策，就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包括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信息。

克林顿为表示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其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但又明确表示：总统先生还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

克林顿沉默片刻，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这件事不知怎的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另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甲由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年第期，李肇星文）

秦基伟：邓小平治军“一丝不苟”

在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中，邓小平治军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奖罚分明，一丝不苟。我在郑州担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期间，有两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第一件事，是因为看戏。我比较喜欢河南的豫剧，觉得豫剧唱腔七拐八拐，很有韵味。一年四季都是作战，难得有个进城消闲的时候。没想到看一场戏闯了一场祸。

那天晚上安排好值班，我换上便衣，掖好手枪，悄悄地寻到一家剧院门口，自己掏钱买了一张票进去了。

偏巧这天晚上邓小平政委打电话找我，一听说我不在，就火了。司令部的值班参谋如实向邓政委作了报告：“秦司令员看戏去了。”结果我被通报全中原野战军批评。

第二件事是纵队后勤部长杨以山惹起的。郑州打下后，我们首先补充的是武器弹药，其他装备还未改善。纵队首长外出开会，要么骑马，要么步行，这样的交通方式确有不便。杨以山见铁路局有几部小汽车，就去向人家借。这件事反映到邓小平政委那里，一个命令下来，撤了杨以山的职。

杨以山就因为借一部车子被撤职，是不是处理重了点呢？小平同志不这样认为。他说：什么借？郑州是你打下来的，你是胜利之师，铁路局虽不是党政军机关，但也是国民党的办事机构，那些人本来就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你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违犯了我党我军的城市政策，该撤职。

小平同志这一手很厉害，矫枉必过正，敲山可震虎。在非常时期，尤其需要这样，所以，我和杨以山都口服心服。

（晓政摘自《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年月第版，秦基伟著）

南水北调工程资金的筹措和管理

南水北调工程浩大，需要巨额资金作支撑。2002年12月国务院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计划投资5000亿元，工期50年。其中，东中线一期工程1240亿元，分别是东线320亿元、中线920亿元。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由于征地移民和税收政策的变化、建筑材料和人工费的上涨、水污染治理和文物保护项目的纳入、工期推迟导致的利息增加等等，到2005年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时，资金总量比总体规划翻了一番，高达2546亿元。

南水北调工程被定性为准公益性工程。根据这一定性，东中线一期工程资金当初确定从中央财政、南水北调基金和银行贷款三个方面筹集。资金增加到2546亿元以后，资金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中央投资部分414亿元，占16%；南水北调基金290亿元，占11%；贷款558亿元，占21%；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1241亿，占49%；地方筹资43亿，占2%。由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是由中央统一收取的，属于中央投资。这样一来，中央投资1656亿元，占到65%，地方负担大大减轻。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南水北调基金从山东、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筹资。资金分配根据需供水量和供水距离制订统一的政策，指明资金来源，各省市分担一定数额，由各地方政府组织收取。

因为资金巨大，筹措渠道和资金结构复杂，资金管理尤显关键。截至目前，国家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大规模审计共有三次，都没发现什么重大问题。

（维之摘自《百年潮》年第期，张基尧口述，李树泉、谢文雄、文世芳整理）

皖南事变与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皖南事变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地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

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刊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融冰摘自《中共党史研究》年第期，石仲泉文）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玉门打“发现井”

抗战全面爆发后，石油急缺。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负责玉门油矿的各项筹备事务。筹备处一成立，首先要在玉门打几口“发现井”，以确定是否具有开采价值。而要打“发现井”就需要有钻机。几经思索，资源委员会决定拆运由中共控制的陕北延长油矿的钻机设备。

1938年6月，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找到周恩来。他说明了开发玉门油矿对于抗战的意义，希望能得到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支持。周恩来听后大力支持，当即派钱之光负责办理这件事。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还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发了电报，请有关人员协助资源委员会调运钻机。

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随即赶赴陕北。在延安，高岗、萧劲光等人先后会见了他。边区政府第三局和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派出熟练技工陪同张心田赶赴延长油矿，协同拆装机器设备。在拆迁过程中，边区政府帮助解决了很多具体困难，使之一到玉门即可安装开钻。两台钻机准备好以后，国民政府派不出汽车，张心田请求中共派车帮助运输。尽管当时边区的车辆十分紧张，但八路军总部还是先后派出13辆汽车，把两台钻机及其配件运到了玉门。

两台钻机运到玉门后，油矿筹备处用它们一连试打了6眼“发现井”，井井见油，证明玉门油矿具有工业开采价值，从而开始了玉门油矿的大规模开采。

（筱蕾摘自《文史精华》年第期上，宋连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