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春歌

我们没说再见

◎ 范春歌

大约是六年前吧，我从昆明开完研讨会返回武汉。我没有乘飞机，虽说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尽可以云中漫步，可除了云彩还是云彩，未免单调了些。我喜欢坐火车的感觉，喜欢坐或躺在敞亮的车窗前，打量窗外的风景。如果开着窗，还会有旷野的风扑面而来。

那趟列车的软卧车厢里乘客不多。我住的这间除了我，只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和我一样，自上车就出神地望着窗外。直到列车员进来送开水，我和他才有了开车两小时以来的第一次谈话，黄昏也来了。

很巧，他说他也在武汉下车，还说想在武汉开一家做窗帘的小店，并向我打听这方面的行情。我对做生意完全是个外行，只是提醒他，武汉这类窗帘店太多了，问他以前干没干过这一行。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年初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犯的是刑事案，因为在家乡镇上参与团伙斗殴杀死一个人，被判了15年。我听到这里，低头喝了一口水，掩饰自己的紧张。

列车员在走廊上喊他出去验票。这时我才发现，门在列车的晃荡中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任他怎么使劲也扳不开。门外两个列车员也忙活了半天，才将门打开。她们笑嘻嘻地解释说，这个门的确有些问题，好在路上仅两天，让我们将就一点，有事就喊她们，万一听不见，就敲墙板，列车员的工作间在隔壁。

不大一会儿，他验完票回来了，我却满怀心思地出去了。虽说平日里我不是个太胆小的女人，可想到要和一个杀过人的男人待上整整一夜，我的心里还是感到很不安，想悄悄找列车员调换个房间。

已经走到列车员工作间门口了，我又停了下来，站在走廊里内心挣扎了很久：素昧平生的他向我道出了实情，我却因此不信任他，他肯定会猜测到我中途调换房间的原因，显然对人家是个伤害。我甚至能想象出列车员听了我道出的缘由后看他的眼神。

我艰难地中止了调换房间的计划，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原来的铺位。他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削得很干净递给了我，继续说他做生意的事儿。他这次到武汉是多年前的一位牢友出的路费，那个朋友出狱后找不到工作，从小本买卖做起，后来主营窗帘，现在生意做得很大。他还告诉我，当年被判刑之时，他的女朋友正好怀了孕。后来她从乡下独自去了广东，留下一个女儿，由他生活在村里的父母照管。

当年被抓进去的时候，他刚满20岁，父母省下钱经常坐长途汽车到长沙附近的那座监狱探监，希望他好好改造，出狱后“重新做人”。他因为表现较好，15年的牢狱减成了10年。这10年里，他的父母不算年迈但已是满头银发，还因为他在村里“不能抬头做人”。10年里，他的女儿也长成了一个梳小辫的四年级姑娘。

他说，重新做人就从一个儿子做起，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从一个父亲做起，让女儿在学校里找回尊严。他还要去广东找那个下落不明的女朋友，当面向她道歉。他最对不起的还是那个被他和同伙一气之下杀死的年轻人，那个人吭都没吭就倒在一大滩血水里。在10年的牢狱生活中，他的眼前经常浮现那个画面，对他来说，这场噩梦将一生伴随着他，让他的灵魂永世不安。

黑夜替代了黄昏，整条走廊只有我们这间房的门一直都开着，月光洒在走廊上，像铺了一层白银。他躺倒在床上，将一只黑色的提包紧紧地搂在胸前。

我将门“咔嗒”关上了。他翻过身，有泪水细细地渗出来。

列车在黑夜里行驶，房间里渐渐响起他的鼾声。我在夜色中睁着眼睛，没有一丝的恐惧，眼前闪动着各色人生风景。

第二天，他仍然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花开了”。我从窗外看出去，漫山的梨树花海，一片粉白。

终点站武昌站到了，下了火车，我们都没说再见。他单薄的身影很快就被出站的人流裹挟着走远了。

也不知道他是否最终留在了这座城市开窗帘店，但这些年，当我经过那些窗帘店时，偶尔会想到他。

（摘自《心理家园》2013年第8期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