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陈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政党体系制度化是衡量政党体系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标准。政党体系制度化与政党制度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政党体系制度化有三种研究路径:制度分析路径、选举竞争路径和社会学研究路径。选择这些路径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性、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特征。当前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研究的局限表现为“简化论”与“琐碎”倾向;研究方法的局限表现在概念操作化的混乱和结构化比较的缺失。

政党体系;政党制度化;政党体系制度化;

政党体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治理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形式。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这一政党体系。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各主要社会阶层和新兴社会阶层迫切需要在中国特色的政党体系的引导下，来推动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因此，提高中国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以增强该体系的调适能力，是破解中国转型难题的关键。然而，既有的国内研究对中国政党体系的分析，多限于政党体系合理性的描述与分析，缺乏对中国政党体系的合作、稳定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分析。与此同时，西方政党学界一方面继续强调不同类型的政党体系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更强调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是政党体系功能正常履行的前提。本文通过系统回顾和批判性考察西方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剖析该理论的分析纬度、研究路径和理论局限，以期为深入分析中国政党体系的适应性，提供学理上的借鉴。

一、理论回顾、研究路径和理论局限

(一)政党体系、政党体系制度化与政党制度化

1．政党体系与政党体系制度化

1995年Mainwaring首次提出了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概念［1］。但是，对于政党体系制度化的相关问题，Hungtington却在20世纪60年末已有涉及。不过Hungtington并没有区别政党制度化与政党体系制度化，而是将政党体系的制度化等同于政党制度化。就对制度化的理解来看，Hungtington还是为Mainwaring的“制度化”定义提供了基础:“组织获得价值观和稳定的过程”［2］。

如何定义政党体系制度化?首先要明确制度化的对象——政党体系。Peter Mair曾梳理了Duverger、Sartori、Blondel、Rokkan和Dahl等五位学者的观点［3］。其中，Sartori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政党体系就是“党际竞争产生的互动体系”，有三个特征:第一，政党体系不是由单一政党(single par-ty)构成的;第二，政党体系的功能是大于单个政党构成的功能;第三，政党和选民可以预见不同政党体系内不同政治参与行为的后果。该定义的外延也有两个界限:第一，当一个政治体系内的主要政党更迭频繁时，不存在政党体系;第二，当选民和党内的政治精英都效忠于特定的个人或派系时，政党体系是不存在的。Mair认为Sartori的贡献在于:第一，Sartori有关政党体系的分类标准几乎可以包括其他任何分类形式;第二，Sartori首次讨论了政党体系内部的竞争结构对选举行为的影响;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政党在政府组建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4］。Sartori和Hungtington的分析表明，政党体系制度化是指政党之间互动行为的规则化和稳定的过程。广义来看，政党体系制度化还包括社会对政党互动规则的认可。

那么，这一概念与Sartori和Mair的“政党体系”究竟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首先，制度化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虽然政党体系具有表达和整合社会集团和民众利益的功能。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系经常处于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会影响政党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其次，Sartori的意识形态维度，更适合分析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发展水平低、社会内部异质性较小的国家里，难以形成以社会团体利益为基础的投票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诉求最为突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也难以撼动经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最后，Sartori的政党体系理论界限严格，即已经高度制度化的政党体系。这种二分法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系研究失去了应有的理论意义［5］。因此，“政党体系制度化”是指“在某个良好的惯例或组织基础上，(公民)对行为者的预期、目标和行为都是可以预见的”。

Mainwaring提出“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概念后，激起了比较政党研究者激烈的讨论。这些研究者通常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如东亚、东南亚、拉美、中东欧和非洲，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包括: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的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实际情况是怎样的?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冰点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体系制度化的解释力究竟是怎样的?［6］Duverger的选举理论与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之间的契合性是怎样的?［7］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概念操作化与维度?政党体系制度化与政党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8］最后，政党体系制度化如何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执行效果?［9］

2．政党制度化与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Mainwaring提出了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概念，但他的概念操作化工作一直备受争议。他认为政党体系制度化包括稳定的党际竞争关系、政党竞争的稳定和规则化、政党的社会基础、社会中政党合法性的相对水平、发达的政党组织形式。其操作化的缺陷表现在:政党体系制度化测量的层次，不仅包括政党体系层面竞争的稳定性，还包括政党个体的合法性、政党组织形式的完备性和政党的社会基础。依据Casal Bertoa2007年的综述，研究者对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操作化可谓是五花八门(见表1)［10］。但是，这些研究经常将政党制度化与政党体系制度化不作理论上的区分。

表1 政党/政党体系的操作化维度

那么，政党制度化与政党体系制度化存在什么区别呢?第一，从制度化的对象来看，政党制度化是用来描述和解释单个政党的存活和绩效的概念，政党体系制度化是描述政党竞争和合作结构对治理和稳定产生影响的概念。Hungtington在《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曾明确指出政党制度化与政党缔造者和领袖的寿命、党内精英对政党价值和组织上的认同有关。政党制度化是理解政党存活的关键变量。Matthias Basedau＆Alexander Stroh、Randall＆Svasand也指出要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内政党绩效和政党存活的差异，政党制度化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量［11］。相比之下，政党体系制度化是为了回答不同政党体系对政治稳定和治理的影响。如两党制的竞争压力受“胜者全得”的选举规则影响，政策制定的权力更为集中，政策执行的效率也更高。多党制由于议会竞争者数量众多，政策制定的权力分散，政策执行的效率较低。

第二，从政党体系与政党的关系来看，政党体系制度化决定了政党制度化，政党制度化对政党体系制度化仅产生有限的影响。政党制度化强调政党对外自主，对内治理稳定。政党体系超越了单一政党，经常受到国家立法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等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政党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其制度化不仅仅受到单个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影响，而且还要处理与外部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单个政党制度化水平。一个参与政府组建的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下降，意味着政党体系制度化竞争和合作关系的大重组。但一个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其制度化水平的下降，对于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

(二)政党体系制度化研究路径的评述

如何解释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和形成机制?依据解释变量的差异和层次，目前至少有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径——制度分析路径、选举竞争路径和社会学分析路径。制度分析路径的变量是相当宽泛的，既包括国家层面的政体类型、选举制度，也包括政党层面的政党纪律、政党财政、政党制度化，还包括非正式制度如庇护主义。制度路径有别于其他两种路径之处在于强调制度的重要性。

政治制度对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表现在:1．制度决定了政党参与政党竞争和合作的资格。如国家可以通过选举法律的制定，直接排除特定类型的政党参与竞选或参政。如Matthias Basedau＆Alexander Stroh认为政党制度化的水平影响了政党自身竞争的能力。2．制度决定了政党竞选后掌控的资源。如Eric Booth＆Joseph Robbins通过对后共产主义的国家研究，发现竞选财政法案和国家补贴对政党体系制度水平具有显著影响［12］。3．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由西方国家组织的政党援助机构，通过人员培训、组织宣传和捐助基金等方式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政党力量对比［13］。这类分析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时通常因其对象宽泛，使该派路径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受到研究者的怀疑。

选举竞争路径最早由Downs开创。这种路径强调意识形态距离、竞争结构和组织成本是政党组织和发展的基本影响因素。选举竞争对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表现在:1．意识形态的距离和竞选策略的调整会改变政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2．竞选压力造成的政党两极化，会增加政党间精英流动的成本，迫使政党之间的行为逐步规则化和稳定;3．竞选的过程影响着政党制度化，影响政党体系的权力配置。由于竞选的激烈程度不断增大，竞选前和竞选中特别需要维持庞大的组织，以筹集资源和动员选民，作为理性行为者的政党，有必要减少组织的规模，这就降低了政党制度化的水平［9］。

社会学路径被引入到政党和政党体系研究，最早的工作是由Lipset和Rokkan开创。他们认为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造成了宗教、中央与边缘、区域、阶级的分裂，政党体系的形成和演化，不过是这些分裂在不同时间段中形成的组合。但是，这派路径的结论有三个前提:第一，社会团体必须强烈认同某个政党;第二，选民与社会团体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选民必须清楚自身的利益，并且利益的实现必须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第三，这些社会变量如宗教、人口、区域、阶层在各国的分布差异巨大。

(三)政党体系制度化的理论局限

首先，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容易造成“简化论”的错觉: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其政党制度化水平也会变低。虽然这种制度层面上的理论，有利于横向比较各地区的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纵向追踪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变迁，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部，会存在自主性强、组织水平高、内聚性强的“强政党”和组织松散、精英流动频繁、动员能力弱的“弱政党”。为了解决该问题，Frank C．Thames提出在最大相似体系设计下，集中比较组内的政党制度化水平差异［14］。因此，在分析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差异时，需要注意政党制度化差异对诸如政党认同和政党选择等方面的影响。

其次，政党体系制度化还会导致“琐碎”理论。Mainwaring的理论定义过度强调了政党体系内部所有政党的重要性，导致大党研究与小党研究的重要性相同。更重要的是，从他的理论出发，每一个小党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影响特定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但是，这种微弱的变化，并不会直接揭示政党间博弈关系。因此，Golden Smith和Wolinetz认为有必要从政党体系变迁的角度，去理解政党体系制度化，以求回归Sartori的传统:关注那些参加政府组成的政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15］。否则，研究者一方面会陷入对碎分化政党体系下小党生存策略无聊和琐碎的探讨，另一方面会偏离对政党间关系的分析。孤立地探讨政党制度化，将不会提供任何政党体系层面变化的信息。

二、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定量与定性研究策略

(一)定量比较研究

1．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操作化及困境

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概念测量和指标的形成，一直是举步维艰的。Mainwaring在1999年的研究中提出了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四个维度:政党竞争的稳定和规则化、政党的社会基础、社会中政党合法性的相对水平、发达的政党组织形式。他认为这四个维度是正向线性相关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四个方面的数据总是存在缺失，许多研究者将政党体系制度化等同于选举的波动性——Pederson指数。这种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呢?

表2 政党体系制度化研究的三种路径评述

为了检验四个指标的线性关系，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上会采取单案例分析，结合访谈分析，来评估量化指标的测量效果。Luna和Altman指出了这种分析策略的优势在于减少数据缺失、提高内部效度和控制组间差异带来的干扰［16］。他们认为在国家层面选举波动性低的智利，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合法性、政党组织化的水平都是较低的。Zucco基于对巴西的分析，指出了巴西的政党体系制度化指标存在类似的关系。这部分否定了Mainwaring的线性相关假设。Aurel Croissant和Philip V¨olkel在分析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时，也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选举波动性较高、政党的社会基础较弱，政党的组织化水平也很低。相比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党合法性是比较高的［17］。这种区域比较也能够否定线性相关的假设。

以上研究均对线性相关假设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背后的问题是:要么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概念有待修正，要么就得找出更加适合反映选举波动性的测量指标，而不是Pederson指数。概念的多维测量本来就是政治学定量测量中的一个复杂问题，通常需要考察变量之间的聚合度和区分度。如果变量的聚合度存在问题，那么，研究者就有必要思考概念自身操作化的问题。就Pederson指数而言，其缺点更不待言。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党，每个党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得票份额对半，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两个政党的支持者发生转换，但得票份额仍是对半，那么，计算的结果为0。这表明Pederson指数无力反映选举波动的结构变化。

2．政党制度化的测量与困境

政党制度化是政党为掌握政权通过政治参与，获得价值与稳定的自主过程。Hungtington探讨政党这一组织的制度化水平，是为了回答比较政党执政政权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异问题。他提出了政党制度化的四个维度:自主、适应、复杂和内聚，并建立了衡量政党制度化力量的标准。但Hungtington的定义是从精英的角度研究出发，忽视了民众对政党制度化水平的影响。同时，他的概念操作化也无法直接转换成变量，以从经验上测量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这也无形中提高了比较政党研究的成本。

其后，Randall和Svasand从理论上强调了政党制度化的内容，但也未能从经验上验证。虽然Janda采取大N策略分析了政党制度化，但由于数据缺失和干扰变量，使得其对政党个体系度化的分析结论并不令人信服。同时，这些测量都侧重分析政党制度化中的组织稳定，忽视了测量价值输入的方面［18］。Matthias Basedau和Alexander Stroh［17］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党制度化的两个维度:结构与功能(见表3)。其中，结构是指政党组织的自主性，而功能是指稳定和价值输入。但是，这种指标在内聚性和党的组织水平两个维度和自主性、党的社会基础方面仍是以定性判断之后，予以编码的变量为主，因此，就指标测量的便利和信度而言，无疑会影响测量效果和增大测量误差。

表3 政党制度化分析的两维度

(二)定性比较研究的评述

政党体系制度化测量中存在的数据缺失和测量混乱，使得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功能理论一度无法得到检验。更重要的是，如Rebbeca Morton［19］所说，在现实的政治定量分析中，研究者经常会忽视规范模型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抽象地建立空间模型或博弈模型予以理论推导，要么就是找新数据、新方法检验一系列有关SES、政治效能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对理论的发展。这一问题同样反映在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应用上。以Johnson Tan研究印尼的政党体系制度化为例，他一方面简单采用Mainwaring的框架，另一方面缺乏对印尼社会和制度政治如何影响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分析，因此，他的结论只不过是Mainwaring结论在印尼的重现［20］。

至于如何深入挖掘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形成机制，Anja Osei结合加纳和塞内加尔的情况，指出小N研究在克服数据缺失和挖掘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是有利的［21］。他认为案例分析的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利于搜集一手数据。通过田野研究和访谈，了解两国各主要政党内部的派系和政党内部的组织化水平。通过搜集两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该方法使研究者可以追溯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演变路径。如加纳的独立运动与加纳的政党形成结合较为紧密，政党的社会基础较为广泛。虽然加纳内部也存在部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绝大差异，但独立运动提升了政党活动的合法性，加强了选民与政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Anja还利用加纳的案例追踪了两党制与政治宽容和政党组织上的关系。相比塞内加尔的多党制，加纳的两党制通过消解街头抗议、动员选民和加强政党组织化水平，提高了该国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水平。Anja Osei的案例分析，对探索政党体系制度化背后的因果机制做出了贡献。

三、理论展望和本土化思考

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发展至今，其理论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自Satori为政党体系的分类和比较提供了概念基础后，一党独大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治功能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制度比较的前提是政党体系必须稳定，政党体系制度化以连续和动态的测量，放宽了Satori的假设前提，拓宽了Satori政党制度理论的适用范围。其次，Mainwaring首次提出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四个维度，促使研究者探讨政党制度作用于民主和治理的机制。Mainwaring的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既关注了政党体系的政治制度前提，也强调了政党体系的组织基础。这推动了组织分析理论在政党体系分析中的应用，为实证观测政党体系的组成单位和运作提供了基础。因此，中国政党研究者在运用这种工具时，必须重视其理论前提和中国的本土情境。

西方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的发展也呈现三个鲜明的趋势。第一，随着政党体系制度化研究对象的明确，比较政党研究者更强调制度和精英对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影响。第二，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提出，最初是为解释民主转型时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系的发展问题。但是，随着研究重心转向了国家和制度，这类学者更注重考查政党体系制度化对国家治理效果的影响。在一个政党体系尚不稳定，体系内政党关系无法清晰预测的情况下，比较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政策执行满意度的研究是缺乏理论基础的［22］。第三，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分析不局限于对政党之间竞争关系的分析，而是将党际关系扩大到了合作，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政党体系的合法性有了理论支撑。

中国政党体系的建立，与中国革命之路和国体密切相关。这种政党体系概括来说，就是以“一体多元”为主要特征。在经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文革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的政党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3］。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为中国的政党体系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情况下，是什么机制激励着执政党和参政党继续维持着合作关系?研究者已经从国内参政党的角度，来研究参政党参政的动力机制［24］。同时，也有研究者从比较研究的小党研究角度来寻求破解中国政党体系的发展之谜［25］。聚焦到变革期的中国，中国政党体系的稳定性和调适性已经为世人瞩目。中国政党体系的制度化与共产党的共生关系，也是中国政党体系制度化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

［1］Mainwaring S，Scully T R．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J］．Electoral Studies，1997，16(1):131－131．

［2］Huntington S P．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3］Mair P．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

［4］Sartori G．Parties and Party Sustem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M］．Colchester:ECPR press，2005．

［5］Mainwaring S．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the case of Brazil［M］．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Russell J．Dalton．Party politics in East Asia:citizens，elections，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M］．C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8．

［7］Bielasiak J．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lectoral and party systems in postcommunist states［J］．Comparative Politics，2002:189－210．

［8］Randall V，Svasand L．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ew democracies［J］．Party politics，2002，8(1):5－29．

［9］Mainwaring S，Torcal M．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y system theory after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M］．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2006:204－207．

［10］Bértoa F C，Mair P．4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sation across tim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J］．Party government in the New Europe，2012，79:85．

［11］Basedau M，Stroh A．Measuring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new research instrument applied to 28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R］．GIGA working papers，2008．

［12］Booth E，Robbins J．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ampaign finance on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J］．Party Politics，2010，16(5):629－650．

［13］Burnell P．Political parties，international party assistance and globalisation［M］．Globalising Democracy:Party Politics in Emerging Democracies，2006:16－45．

［14］Thames F C．Discipline and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post－soviet legislatures［J］．Party Politics，2007，13(4): 456－477．

［15］Wolinetz，Steven B．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Bringing the system back in［C］．Annual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6．

［16］Luna J P，Altman D．Uprooted but stable:Chilean parties and the concept of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J］．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11，53(2):1－28．

［17］Croissant A，V¨olkel P．Party system types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Comparing new democrac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J］．Party Politics，2012，18(2):235－265．

［18］Janda K．Political parties:A cross－national survey［M］．New York:Free Press，1980．

［19］Morton R B．Methods and model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0］Tan P J．Indonesia seven years after Soeharto: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 new democracy［J］．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2006，28(1):88－114．

［21］Osei A．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Ghana and Senegal［J］．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2013，48(5):577－593．

［22］Chhibber P，Nooruddin I．Do party systems count? The number of partie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the Indian states［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4，37(2):152－187．

［23］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06):6－14．

［24］张玲．要建立和完善参政党参政议政的新机制［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04):22－25．

［25］金安平．政党制度研究的另一个视角［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1(03):46－49．

(编辑:李磊)

D05

A

2095－7238(2014)05－0047－07

10．3969/J．ISSN．2095－7238．2014．05．011

2014－02－26

陈鹏(1989－)，湖北石首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