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芝芳 周 明(本刊记者)

罗蒙：情牵“天边的阿里”

文/梁芝芳 周 明(本刊记者)

在阿里援藏回到汉中一年多了，罗蒙仍保留着在阿里的手机号，每天与在阿里的“学生们”通电话；向别人介绍阿里的时候，会习惯性地脱口而出“我们阿里”……

8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电视电话会议上，个头不高、说话腼腆的汉中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罗蒙受到表彰。作为陕西省第六批援藏干部，罗蒙是我省2名受到表彰的全国援藏先进个人之一；他也是全国6名受到表彰的援藏技术干部之一。

去北京之前，罗蒙又一次递交了调往西藏工作申请，他希望能够再回到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阿里。那里，有他的“学生们”在殷殷地等待，也有藏族同胞的热切期盼……

打着手电筒抢救生命

2010年7月，罗蒙主动请缨援藏。

晚上值夜班时，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别人都可以去援藏，我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电话那头，身为老产科医生的父亲沉寂了片刻说：“去吧，我们不拖你后腿。”妻子也宽慰他：“放心，我会照顾好咱们这个家的。”

初到阿里，严重的高原反应一度让罗蒙产生了恐惧心理：“会不会出现肺水肿？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尽管之前有心理准备,但当罗蒙走进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时，仍然让他瞠目：细数医院妇产科的家底，5名医生中3人没有行医执照；整个妇产科室，没有一名助产士。

罗蒙还听说，由于电压不稳，手术中时常停电，被当地医生形象地称为“鬼吹灯”。不过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晚上，上午停电的几率不大。

上班第一天，罗蒙的第一例剖宫产手术就遭遇了这个“小概率事件”。手术进行到一半，婴儿的脐带刚刚剪断，突然停电，手术室一片漆黑，罗蒙只好靠着手电筒和手机发出的微弱亮光，剥离胎盘、缝合……在内地只需30多分钟的手术，却出动了妇产科所有的医护人员，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由于能源等问题，年均气温零下2℃的阿里地区，建筑内没有供暖设施。冬天从头年9月一直延续到第二年5月，最低气温达零下38度。在那些长风呼啸、暴雪纷飞的夜里，罗蒙裹着厚厚的军大衣钻进被窝还常常被冻醒。顾不上做饭，罗蒙一次蒸一大锅米饭，之后就着榨菜吃好几天。

与生活上的困难相比，艰苦的工作环境更让罗蒙印象深刻：医院总共25张床位，没有专用被褥，住院病人只能自带。病人及家属基本都是举家搬迁到病房，有的带煤气灶和锅碗瓢盆，有的带来干牛粪在医院准备的藏式灶台上料理一日三餐（医院没有食堂）。

这样的条件下，治疗方案只能“将就”着来。给病人开药，也只能开最便宜最基础的药——当然，首先还得考虑医院是不是有这种药品。

“上了手术台，才知道手术器械跟陕西没法比，落后的不是几年。”罗蒙说，好比开惯了飞机，忽然让你开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哪里都不顺手，特别“拧巴”。不具备全麻技术、没有机械吻合器，只能人工缝合。在内地很简单的手术，在阿里常常要做好几个小时。有时，罗蒙从黄昏一直站到凌晨两三点，做完手术，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瘫倒在椅子上，半晌起不来。

“无奈，我只能用这两个字来概括。”罗蒙在日志里如此叹息，可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以顽强的生命力与恶劣的环境和死神在执著地抗争。

“在高原上创造生命奇迹”

“援藏干部可能缺氧，但绝不缺乏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我们要在高原上创造生命的奇迹。”他在QQ日志中对未来心怀憧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每个人必须脚踏实地地干好分内的每一件事，相信一批批一代代做下去，时间会改变这一切。”

一次，在救治改则县一名子宫破裂的产妇时，患者腹腔大量积血，处于休克状态，急需输血。但阿里地区没有血库，紧急调血已经来不及。眼看死亡一步步逼近，罗蒙顾不上手术疲劳和高原反应，果断献出了400毫升血液。

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这样的献血量无异于在“跟死神叫板”，可罗蒙没时间多想，立刻又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中。直到产妇脱离危险，罗蒙已累得说不出话了。

没有助产师，妇产科大夫还要兼助产师的工作。“一台手术三个人，有时从上午10点钟忙到晚上10点，楼上楼下地跑。”一次，罗蒙因跑得太急，喘不上气，脸憋成了酱紫色，护士赶紧拿过病人的氧气袋让他吸了几口，这才缓过劲儿来。

罗蒙刚到医院时，当地医生做接生手术从没用过产钳，这增大了婴儿的死亡概率。后来，罗蒙在医院仓库找到了大量产钳。“全是新的，还有很多先进设备没拆封放在那里，我真觉得可惜。”罗蒙说，“各方的援助很多，我们不缺先进设备，而是缺懂技术的人员”。

为了帮助当地医生提高职业技能，罗蒙从日常的病历书写、查体到手术基本操作，手把手地教，定期组织人员培训……

当时妇产科惟一一台比较先进的设备就是腹腔镜，但闲置多年，是罗蒙完成了这台设备的组装和调试。2012年6月，地区医院妇产科首次成功开展了腹腔镜微创手术，填补了阿里地区医疗技术上的空白。“现在妇科一般卵巢肿瘤、子宫肌瘤、宫外孕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

罗蒙（左一）在为病人手术

罗蒙还帮助地区医院建立起自己的产科手术团队：一个麻醉师，两个主刀医生，还有两名护士。在一例例手术锻炼下，他们学到了技术，也建立起了信心。“我离开阿里时，医院的藏族医生基本都能承担普通的手术了。”这让他倍感欣慰。

罗蒙说，阿里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缺医少药,每一次生病对患者来说几乎都是生死考验。但令他感到无奈的是，由于缺乏医疗常识，很多藏族同胞对疾病不够重视。

入藏不久，有位患有绒癌的藏民来医院看病，由于地区医院不具备化疗的条件，罗蒙建议她去拉萨做化疗，可以治愈。但病人并没在意，等到全身大出血家人才把她送到医院。“失血过多，人薄得就像一张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罗蒙自责不已：“要是能早点治疗，人也不至于死啊！”

后来，罗蒙每次下乡都会为牧民建健康档案，定期回访，给他们免费义诊。“他们看病太辛苦了，要走上百公里。”到结束援藏工作的时候，罗蒙已经为当地群众建了上千份健康档案。

“我的心在阿里”

2013年7月，援藏工作结束将要离开之际，罗蒙站在自己住过的阿里地区医院宿舍环顾了一圈，房间里的东西仍旧像往常一样摆放着，“我一定要再回到这里。”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临离开阿里前，罗蒙一连写了9封援藏申请书，希望能够争得西藏和陕西两地组织上的同意，让自己再干一届，或者永远留在那个“天边的阿里”。

“在阿里，几乎没有医患纠纷。”藏族医生告诉罗蒙，在藏民心中，医生的地位仅次于“神”。这种淳朴的信任，让罗蒙感动。

罗蒙永远忘不了那位78岁的藏族老阿妈。一次，医院送来一个身患卵巢囊肿的藏族老人，老人肚子胀得很大，好几天吃不下饭。罗蒙不忍心看老人“受罪”，开了足量的镇痛剂，但老人依然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手术指征非常明显，罗蒙提出了手术方案，可老人害怕“下不了手术台”，不愿手术。

“这只是个小手术，风险不大，但再拖下去可就危险了。”罗蒙找到老人的女儿耐心劝说，向她详细解释手术流程，一一排查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天下午，家属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老人很快康复。出院时，老阿妈拉着罗蒙的手一下跪在他面前，老泪纵横，不停地用生硬的汉语说着“谢谢！谢谢！”罗蒙也含满眼泪。那一刻，他觉得“实现了作为医生的价值”。

阿里百姓说，罗蒙是个好医生。罗蒙说，是阿里让我们心灵受到洗礼，每一个生命奇迹都是八方支援共同创造的。

在内地，剖宫产手术一般使用人体可吸收的缝线，以免去拆线的麻烦和病人的痛苦，而阿里用的还是以前生产的羊肠线，很硬，每次使用前都要先用热水泡，还容易断。罗蒙打电话向汉中人民医院“诉苦”，医院很快寄来了专门的缝线。就是在这种八方支援的“输血”传递中，生命之花才能绽放。

出生在医学世家的罗蒙，从小看到父母的辛劳，“原本不打算从事这一行”，最终“每天都能看到新的生命”让他一改初衷。如今，这种成就感在阿里被放大了。

援藏三年，罗蒙先后抢救急危重症患者30多人，门诊患者2000多例，开展各类手术800多例，成功接生婴儿700多名。

每每看到产妇怀抱着粉嫩的婴儿，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罗蒙常常忍不住落泪：“我没尽到一个做父亲、儿子和丈夫的责任，亏欠家人太多。”母亲过生日，罗蒙托妻子订了一个大蛋糕，在电话里祝寿：“妈，我爱你！”一说完，电话两头都哭了。这么“难为情”的话，41岁的罗蒙还是第一次对母亲说。

回到汉中后，罗蒙不管多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陪父母“唠一唠”、帮妻子分担家务、给儿子辅导功课，弥补那份“亏欠”。

从西藏回来，罗蒙没带冬虫夏草、藏红花，却带了50多条哈达，他用这些哈达当枕芯，给父母做了一对新枕头——按照藏族的风俗，这代表着吉祥安康。

“我的心在阿里!”尽管援藏结束已一年多，罗蒙依然时常想起藏民们期盼的目光，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们太需要我了。”

罗蒙仍然保留着在阿里的手机号，几乎每天都要跟阿里的“学生们”通电话，“遥控”指导次仁白珍做手术，给央吉寄去执业医师考试的复习资料；向别人介绍阿里的时候，他会习惯性地脱口而出“我们阿里”……

“老师，您什么时候回来？”采访结束时，尼玛桑木从阿里打来电话，告诉罗蒙，经他抢救治疗的卓玛大姐又给他送来自家做的酸奶，经他献血治疗出院的次仁德吉刚刚分娩了一个健康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