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菊

梁生树

梁芝芳

张国宁

窦 琨

《当代陕西》记者赴藏采访手记

张金菊

张金菊（右一）看望、慰问藏族同胞

自认为,我是个既感性又理性的人。不料,从拉萨到阿里采访的当晚,这百十斤的躯体未被撂倒,精神、情感却被“击伤”。

到达阿里当天下午，就投入紧张的采访。直到晚9点多坐在饭桌上，采访内容仍在脑中翻滚不止。

“援藏干部让人敬佩、感动、心酸、心疼……但这也是大家人生难得的一次拼搏……”采访感言四个词语未解读完，我便哽咽着说不下去。当众情绪失控在我采访生涯还是首次。

也许低压、缺氧的高原容易让人感情脆弱而“失常”。但之后的几天，乃至回陕的一段时间，在西藏6天的记忆不断回放与放大。援藏干部的压力与焦虑，孤独与无助，家国情怀，干事激情，让我仿佛感同身受，与他们一起品尝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豪爽与犹豫……

此次进藏,自己一直强化领队身份，尽管年龄大于同行年轻记者两轮多,但一直暗示自己要扛住，不能让团队采访泡汤。

尽管头疼欲裂、喷射似的呕吐、流鼻血,像是到了世界末日；尽管举手投足像大病初愈般的艰难；尽管一夜夜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但采访对象艰辛干事、顽强拼搏奉献的感人事迹，让人进入忘我的、被不断感动的情景中。这似乎成了一剂强力的精神良药，渐渐遏制了身体的高原反应。

离开阿里那天，在赶往机场的途中，又与陪同的杜连生商议“加塞儿”采访了陕西援建、世界仅有几家的阿里暗夜公园，这一耽误，想不到加速飞驰的汽车竟与身后从拉萨赶来的唯一一架飞机天上地下赛跑，怕误机的紧张又让心脏怦怦狂跳。

我自责、后悔，当初安排采访时间太短，有更多的未知还强烈渴望去采访，想延时，可两段机票难以更改。

但我可以无悔而自豪地说：西藏阿里的采访之行，我们拼搏了，如同当年与重大典型郭秀明不期而遇一样的庆幸，这将成为自己新闻采访生涯最珍贵的收藏。

“慢点，否则会‘走’得很快”

梁生树

梁生树（右一）采访藏族同胞

陕西援藏20年的专题确定后，同事找我“入伙”进藏采访，我果断回答：“打死也不去。”去年赴拉萨采访时那种因高原反应而彻夜不眠的滋味让我心有余悸。

一天后，社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轻描淡写”地说，从工作需要的角度，这次你应该去。面对“工作需要”这么“崇高的角度”顿时答应了。

采访方案与行程传给阿里的援藏干部，得到回复是：“如此短时间密集采访，你们这是来玩命！”

管不了那么多，先安排尽可能饱满些，去了依身体情况再作调整，带队的张总编特别强调，到了阿里谁的身体能扛得住，谁就按预定方案实施采访。

在拉萨两天采访算是“热身”，两晚，我的实际睡眠不到5个小时，头痛欲裂时顺手抓一包“头痛粉”倒入嘴里，想起常年在这里工作的援藏干部，脑子里蹦出一句歌词：这点痛算什么！

要飞赴阿里了,一位在拉萨工作了40年的蒙古族司机送我们到机场，并善意地提醒，到阿里走路、说话一定要慢点,否则会“走”得很快！他的这种直言不讳触发了我们两天来的第一次笑声。

中午到达阿里，简短的休整后，采访到晚上9点，我省援藏干部以阿里为第二故乡，加速经济发展、潜心民生保障、手把手向藏族技术人员传授技艺的感人事迹转移了高原给我们带来的不适，工作成了最好的抗高原反应药。

回到宾馆,再次经历彻夜不眠之苦,一个人的背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阿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见。40出头的汉族赴藏干部因高原多发的风湿病，几乎用“挪动”来形容他的行走，这种状况将是他后半生的“常态”。他不是我们此行采访的“主角”,但和他一样有一批内地干部“没有年限”地奉献在高原，让人心生敬意。

座谈会、典角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地区人民医院以及单独访谈,第二天的采访我们有点“得寸进尺”，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因在高原反应迟钝,采访本上的不少字只能用拼音标注。

离开阿里时，我们特意从我省第六批援藏干部、噶尔县原县委书记张宇生前的住所经过，向这位不知道“慢”而快速“走”了的乡党行注目礼。

跟援藏干部道别,心底里的祝福汇成了两个字：慢点！但我们心里清楚，明天,这群陕西汉子一如既往地会为阿里经济社会发展提速，哪怕这种速度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健康也无怨无悔。

“请别把我们写得太苦”

梁芝芳

梁芝芳（右）在阿里人民医院采访

与赴藏之前预想的“逃离”截然相反，临别阿里，我竟有些依依不舍。

阿里的美叫人惊叹，蓝得透亮的天空似乎触手可及，云朵如棉花糖一般堆积其上，远处雪山皑皑，近处经幡飘飘，所有的色彩都是那么纯粹、鲜明。但阿里的基调却是苍凉，用陕西话说就是恓惶，山是光秃秃的，只有在河边，山上雪水能流到的地方会有一点绿色。

一路采访，我的鼻子总是酸酸的。

刚到阿里,高原反应让我头晕目眩、呼吸困难，走路似踩在棉花上。由于缺氧,我的反应老是慢半拍，采访时总出错，还屡屡提笔忘字。但这些状况,在援藏干部眼中完全是“小儿科”。阿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杜连生给我们讲起援藏干部刚入藏的情景：有的人面目发青，嘴唇发紫；有的人指甲灰紫，鼻血直流；有的人头痛欲裂，眼前阵阵发黑；有的人心跳如鼓，阵阵恶心，胃肠翻江倒海……

“只要来阿里，保证减肥成功。”阿里地区水利局副局长赵鸿君喜欢开玩笑——去典角村采访的路上，他既给我们当“向导”，又兼职“司机”。他说，援藏干部有时管吃饭叫“填饭”，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时即便一口都不想吃也得硬填。而睡觉几乎等于受刑。经常是大睁着眼睛，数数字，数绵羊，各种办法都用尽了，却只能瞪着黑乎乎的顶棚直到天亮。

果然，一天没怎么吃东西，吃晚饭时我却提不起一点胃口。深夜，“高反”再次袭来，我的头像戴了“紧箍咒”，疼得在床上反复“烙饼”，整晚似睡非睡。“吃下饭、睡着觉”这些原本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在这里竟成了奢侈的幸福。

望着窗外起伏的群山，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每一名援藏干部每天、每时、每刻所要承受的考验。

想起下午开座谈会时,噶尔县委书记程文杰讲的那个“笑话”,援藏干部下乡驻村一待就是一个月,头发长得像“野人”，几个大男人只好相互理发，回来一看,个个像“狗啃的”。

“能不能别把我们写得太苦？”采访结束时，一名援藏干部偷偷向我提了这样的要求，他害怕我们的描写“过于真实生动”，若让家人知道后会更多一份担心。

七天时间换来一生感动

张国宁

张国宁（中）在普兰采访牧民

8月8日,立秋。目的地:普兰。车子以150码的时速沿着217省道飞驰3个半小时后,头痛欲裂，恶心反胃,终于忍不住,请洛桑师傅停车,拉开车门又是另番感受——“风头如刀面如割”。远处神山冈仁波齐雄浑圣洁，不远处野驴一家三口悠闲地咀草，近处狂风穿过玛尼石、经幡哗哗作响，真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一幕犹如走访西藏的缩影，眼睛在天堂，身体下地狱。

阿里的风光诱人，民风淳朴，但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艰苦。地区的氧气含量不到内地的50%，因为缺氧，多数人在夜里要醒很多次；再就是吃不好，没有食欲。援藏干部总结阿里有三个不知道：睡着没睡着不知道，吃饱没吃饱不知道，喝酒醉没醉不知道。但奇妙的是，犹如汉唐时的将军一样，这样的环境反而更加激发了援藏干部的家国情怀，他们渴望在祖国边塞建功立业，为民造福。正因他们可敬可赞的言行使我们创造了许多个人采访中的第一次。

记得，凌晨一点和噶尔县委书记程文杰在海拔4750米的旷野中纵谈星夜公园，因为筹建这个公园，他拜国家天文馆专家为师恶补天文学知识。也记得，凌晨两点与普兰县委书记高宝军在“金延安”宾馆中点着蜡烛吸着氧气听他畅谈普兰的美好明天。还记得，阿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杜连生一整天捂着疼痛的胃陪我们到中印边境典角村采访时蜡黄的脸……

一次西藏行，一生西藏情！陕西援藏干部们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多少次“梦枕思故里，还家恨无年”。但他们毅然克服“一家三地”等各种困难，拳拳“报国志未减”。短短七天采访，换来一生的感动。

缺氧的思绪随汽车跳跃着,一小时后,古老的普兰城映入眼帘,下车吸一刻钟氧气,扒拉两口饭,顶着晚霞又埋头紧张的采访。

变 化

窦 琨

窦琨（右）在普兰采访

8月7日，当飞机快要降落在昆莎机场时，我还在脑海里寻找十多年前阿里的印象：蓝色的天、白色的云、荒芜的大山和破旧的小城镇。

下了飞机，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天依然很蓝，云依然很白，但一些荒芜的大山披上了绿装，破旧的小城镇变成了现代化城市。交通、水电和群众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午，正在为这里的变化感到欣喜时，高原反应的不适开始慢慢袭来。头疼、呼吸困难，我开始为接下来的采访发愁。

噶尔当地的一位藏族干部说，高原反应是有沉淀的，在阿里待的时间越久，身体越差。尿酸升高，心律不齐，许多援藏干部在噶尔待过一年后回到内地体检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检测结果。“阿里是最能检验身体是否存在疾病的‘天然医院'。”援藏干部说。

8月8日，从噶尔到普兰，我亲身感受了他们的说法。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飞速前行，身体也跟着左右摇摆。几个小时后，到达普兰，一下车，极度的眩晕差点让我吐了出来……

“说话、走路都要慢，但工作不能慢，习惯了也就适应了。”这是援藏干部挂在嘴边的话。

晚上,难以入眠,打开手机看《梦回阿里》,再次为孔繁森的事迹而感动,特别是书中描写除夕之夜孔繁森面向东方跪倒,相信老母亲和家人是能够感应得到时,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20年来，阿里变化很大，发展很快，正是这些变化使我更具体形象地感知了阿里，感知了援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