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龙泉

编者按：

王福时（1911.11.26-2011.7.2），著名翻译，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王卓然之子，辛亥革命的同龄人。出生于今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河北乡莲岛湾村。王福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全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苦难之中。当时在印度工作的王福时，主动给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写信，并两次拜访他，提交中国情势问题的备忘录，希望他出面呼吁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悄悄进行了一次个人“民间外交”。

抗战时期曾在印度工作过和后来首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于1987年10月给王福时写信说：“……使我很感动的是，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解放区以外，在蒋管区甚至在国外，就有像你这样的一些爱国之士，在为国家、为灾难中的中国人民而奔走呼号。中国人民能有今天，这些爱国人士都是作出贡献的。”申健大使对王福时的评价恰如其分。

王福时初到印度

1942年春天，王福时得到《大公报》王芸生的帮助，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取得护照，从重庆飞抵印度加尔各答，经金克木（著名学者，当时在印度任编辑）介绍，认识翟肖佛（《印度时报》主笔），先后在他主办的华文报纸《印度日报》和《中国日报》担任编辑和撰稿人，并有机会结识我国在印学者和文化人吕德润、郭史翼、李缄三、毕朔望、吴晓铃等。1943年，他在加尔各答开设内外文化供应社门市部，零售中外文书刊，同时向重庆、延安等有关单位供应剪报和进口书刊，先后编译出版《印度概况》《沦陷后的缅甸》《加城指南》三本书。

1946年初，王福时离开印度赴美国，由于在印度住了三年半时间，有较多的时间了解和认识印度，他开始酝酿“从印度看中国”的话题，反思印度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做到。

印度是中国的邻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这一时期正是印度人民如火如荼地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阶段，两国人民为反帝和反殖民主义而互相同情和支持。印度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1938年印度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国大党就派出以爱德华为首的医疗小组奔赴八路军的晋察冀解放区，救治部队伤员。1939年尼赫鲁访问重庆期间，会见中共高级代表，原准备应朱德总司令邀请访问延安，后因欧战爆发国内催他尽快回国而未能实现。同时国大党还在印度举行“中国日”，将募集到的54箱物资和医疗器械运到解放区。二战期间中印两国人民结成的友谊为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奠定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较早承认中国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从印度看中国，针砭当局

王福时在印度，非常关心抗日战争和国内时局的发展，特别注意了解和研究印度的历史与社会，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给他以很大鼓舞。他在《印度日报》设立《印度知识》副刊，发表了《印度历史》《印度大事年表》（《印度是怎样治理的》《印度人物志》等专题文章，副刊共出版35期，大部分文章是由他编译的，为在印中国侨民了解印度提供了大量信息资料。以后，王福时又在《中国日报》开辟《准自由谈》专栏，连续发表很多篇时评文章，如《从印度看中国——论民族正气》（共6篇）、《一人的政治，众人的政治》《新生活与民主生活》《红白帽子》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常以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为例，抨击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和高层官员的腐败黑暗，要求还政于民，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权利。在《论民族正气》一文中，他批评国民党践踏民权，并以张学良为例：“他才算最坚决的‘坚持真理者，不愧为顶天立地的好汉，……然而这样的人怎样，十个年头，一个抗战，到今天，国家欣逢开天辟地来第一个大胜利，他还没有获得特赦，也没有确实的下落，即便收拾东北的局面不用他，也该放他出来啊！”在《一个人的政治，众人的政治》一文中，他说：“每个中国人，要做政治上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做一个随声附和的奴才，这样，才能真正的由一个人的政治，蜕变成众人的政治，达到其他先进民主国家的境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依靠美国的帮助发动内战，战火一天天扩大，全国人民再度陷入战争苦难之中，重庆、昆明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和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王福时在印度坚决站在中国人民和学生一边，以笔杆为武器，写文章声援学生运动，在《准自由谈》专栏的《新历史新看法》一文中，他说：“青年学生是最纯洁的，也是最敏感的，他们的动静，正是时代的脉搏，反映着时代的动向……昆明学生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为要求停止内战，希望贤明当局，时时诊察时代的脉搏，并研究历史上的资料，对于时代的病，不要错下了药，不要庸医杀人，使病者不救。”

写信给尼赫鲁谈中国问题

人民的抗议和学生运动未能阻止蒋介石打内战，形势很危急，此时王福时认识到，中国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危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制止，首先有必要动员一切舆论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他想到了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的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决定给他写信和提交中国问题的备忘录，陈述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要求尼赫鲁利用他的影响，以国大党名义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这场无谓的流血。

1945年12月7日，王福时以在印一群中国人的名义给尼赫鲁写信，标题是《阻止中国内战》，信中指出：“在这些年里，以人民大众为一方，以反动派、法西斯帝、官僚和特权阶级为一方，一直以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进行斗争。人民群众的运动是为民主与抗战，但后者的目的却是阻止人民起来，维持现状，而不是认真从事抗日战争。因此，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进步的、民主的，它被越来越多的真正爱国者所拥护，它在广大的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敌后地区发展起来，在那里人民用自己的方式管理。……从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看，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必须在中央建立一种由各党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唯有这样，中国或是整个亚洲才能避免变成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endprint

1945年12月10日，在向尼赫鲁提交备忘录时，王福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如果有可能在加尔各答安排一次对您的采访，我们愿意向您提供我们所掌握的所有信息，以便分析当前最紧迫的中国问题。”信件引起了尼赫鲁的注意。

此后，王福时有机会两次拜访尼赫鲁，一次是在加尔各答路易医生家里，另一次是在泰戈尔大学谭云山主持的中国学院，《大公报》记者郭史翼也一同参加。会见前王福时还准备了一长篇东北问题谈话提纲，一份满洲问题备忘录。会见时，围绕中国话题，尼赫鲁主要倾听王福时介绍中国问题的背景和症结所在以及他的观点，郭史翼提出希望尼赫鲁以他的名义发表一份呼吁中国停止内战的声明。会见中，王福时将他翻译出版的《印度概观》赠送给尼赫鲁，而在另一本书封上尼赫鲁用印地文签了名。

两份备忘录说了什么

第一份题为“关于中国局势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的备忘录，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问题的核心”指出，国共根本的分歧是：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来继续其一党专政，而大多数人民、包括共产党要求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这不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而是民主对独裁之争。今日中国的现实，两个政党都掌握有军队，其所占地区互相交错，由于一个企图将另一个消灭，内战不可避免。问题的复杂化，还因为第三者（美国）的干涉，等于火上浇油，将中国和整个远东导向灾难。解决的途径在于，内战必须经由政治途径用一切办法加以制止。民主世界应当联合起来，要求停止这场内战，停止外国武装干涉。第二部分“导致目前危机的由来”列举从日本投降前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和挑起内战的事实，以及美国政府的介入，指出是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第三部分“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明确指出，人心思变，重庆和其他城市人民已经觉悟起来，昆明学生罢课、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人民已开始组织起来，要求成立一个临时的过渡政府，最后成立一个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人民的政府。第四部分“民怨所在，为什么人心思变”，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指出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已失去民心，认为只有一个由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的独立民主的政府，才能和印度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领导整个受压迫的亚洲，大踏步走向光明和幸福的前途。

第二份备忘录是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投降，苏军在东北期间，出现运走东北工业设备和机器问题，一小部分苏军的纪律问题，成为当时舆论批评的焦点，使中国问题更为复杂。为了澄清这些问题，王福时根据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准备的《目前东北局势的侧面》的文字稿，同时呈交一份备忘录，标题是《东北的历史背景与现状》。备忘录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东北的基本事实”，介绍东北的地理、经济、战略地位、东北的历史。第二部分“东北的现状”，分析俄国、日本的矛盾和对东北的政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日本占领东北和日本投降后发生的一些历史事实，以及解决东北问题的重要性和途径。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王福时在那个年代所写的文章和给尼赫鲁的信件及备忘录，鲜明地突出三点：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和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建立人民联合政府；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给人民大众以自由和民主。这三点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和实行的政策，说明王福时是自觉地站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一边，不愧是一位积极的民主斗士。试探尼赫鲁对新中国的态度

1949年10月，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正在美国的王福时知道消息后给印度驻旧金山总领事写信，请他转交尼赫鲁。信中表示：“知道你将访问旧金山，如果你能惠予我进行一次采访，我将十分感谢。”尼赫鲁到旧金山后果真给王福时打电话，约好在他下榻的圣佛朗西斯旅馆见面，为避免美国官方的怀疑，王福时也请了《大公报》的记者李缄三一同参加。在面谈中尼赫鲁首先说，他曾详细阅读过上次给他的备忘录资料，这一次会见，王福时共提出了八个问题，尼赫鲁均一一作了解答。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印度对新成立的中国政权将采取什么态度？尼赫鲁回答说：“我们已讨论派大使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已控制除香港、台湾以外的整个中国，我们不会无视这一事实。”王福时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你认为西藏会成为中印之间发生摩擦的另一个因素吗？如果任何外国势力想利用西藏作为基地威胁中国，印度将采取什么态度？”尼赫鲁回答说：“外国势力？你是指俄国吗？因为俄国人是唯一通过新疆入侵西藏的外国势力。”王福时又问：“如果设想英国或其他外国势力经过印度入侵西藏呢？”尼赫鲁说：“印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我们绝不允许一些外国势力取道印度入侵西藏。西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和西藏有小量贸易……但原则上我们认为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我最近获悉，有一群在西藏的中国人叛离西藏，不管他们属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们不愿他们留在印度，因为我们不想卷入中国的事务。”在告辞的时候，尼赫鲁说：“这是一次坦诚的谈话，我不希望它见报。”后来，印度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也印证尼赫鲁这次谈话是坦诚的，是他一贯对中国真诚友好态度的延续和发展。

王福时，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眼见蒋介石又依仗美国的帮助发动内战，忧心如焚，立即行动起来以笔为武器，抨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同时自发给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尼赫鲁写信和提交备忘录，进行个人“民间外交”，完全出于一片赤诚爱国的赤子之心，其精神十分可贵。 （编辑 杨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