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成

20世纪30年代，世界处于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时期，印度人民挣扎于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民则惨遭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中印两国人民相互同情和支持，争取民族独立。代表印度政府和人民来中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在抗日战场上的感人肺腑的事迹，中国人民永志不忘。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关心中国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展开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享有崇高威望的印度“圣雄”甘地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严厉谴责对中国狂轰滥炸、烧杀抢掠的日本侵略军，指责他们是“野狼”。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于当年9月14日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对这一悲剧不能袖手旁观。因为这也许对印度本身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必须组织抗议活动……”

在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9日的日子里，尼赫鲁还号召印度全国多次举行“中国日”，在全国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援华抗日活动，尼赫鲁在一次“中国日”上对民众发表演讲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与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友好联系，我们要像同志一样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们的危难和痛苦，我们感同身受。未来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要与他们荣辱与共。”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宋庆龄的建议之下，1937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函时任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在对印度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感谢的同时，请求印度给八路军医疗方面的援助。12月20日，尼赫鲁接到这封信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赞扬朱德率领红军长征为“军事历史上的杰出事迹”，并主持召开国大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日的决议。

1938年7月，尼赫鲁访问英国，把自己的妻弟爱德医生从西班牙“国际纵队”调回，委托他率领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来华。

爱德医生回国后，在国大党的支持下，筹组援华医疗队。他的呼吁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随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募集资金和挑选人员。委员会规定：医疗队要从全印度选拔五名优秀医生，且必须具备足够的外科经验。委员会的规定出台后，随即就有700多名医生提出申请，其中就有刚毕业两年的生理学助教柯棣。

孟买市将1938年6月29日命名为“中国日”，意在助推援华浪潮。柯棣就在这一天给委员会主席写信，表示决心要为中国兄弟的解放尽绵薄之力。以后他又想方设法直接向主席面对面地表达他的诉求。

1938年7月5日，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主席接见他时的谈话内容：“……主席向我指出了事情的阴暗面，这是指妨碍深造，以及失去将来可能得到的工作等等。因此，我断然表示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并真诚希望能被录取。”信中他还希望父亲宽容他的这种行为，允许他“获得一生中仅有的机会”。

踏上援华之路

援华医疗队最终选定了五位大夫，爱德任队长，副队长是卓克，其他三位分别是巴苏、木克和柯棣。

1938年9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印度人民的情谊，携带54箱药品、一些医疗器械、一架轻便X光透视机、一辆防弹救护车和一辆卡车，自孟买乘坐英国邮轮“拉吉普塔纳”号奔赴中国。

在轮船上，他们激动不已，柯棣打开《西行漫记》，在书里他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革命家，发现了“长征”、“根据地”这些新名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使他产生了希望。他想中国和印度多么相似呀，这两个国家就是一对孪生姊妹。他期望这种革命也能发生在印度。

医疗队里的巴苏是一位印度共产党党员。他同柯棣一样，都认为“今后岁月里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生活史上的新篇章，因为我们所献身的事业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他拿出朋友赠送给他的一个笔记本，要把离开祖国海岸后的每一刻都记录下来。

两种迥然不同的感受

经过半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下午抵达广州。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亲自带领各机关团体代表和印籍侨民等2000余人到码头去迎接。

按当时的惯例，凡是前来援华的外国朋友一般先要同当政的国民党人相识。医疗队在广州活动了六天，又乘车北上，经过长沙来到当时国民党的大本营武汉。在这些地方生活了半个月，那些繁文缛节他们不太适应。他们急于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尽力，几经申请，才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柯棣在军医院工作时，遇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他们用军医院的药物进行治疗，一个疗程之后，病人不仅未好转，病情反而加重。他困惑不解，因为不久前他在印度用过这种药，疗效很好。在这里为什么就没有疗效呢？他安排化验，结果证明是有人用蒸馏水将原药换走了。他立即向医院上司报告，答复却是：“这早已不成为秘密。上下串通，层层剥皮，国际援华的药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到黑市上去了。武汉还算好呢，你到重庆看看，多得是。”

半个多月内，碰到的各种无法无天的怪事，令柯棣愤慨，他对巴苏说：“假如我们要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我们失败是肯定的。”

巴苏安抚他说：“别着急，事情马上就会好起来。”

巴苏如此乐观是有根据的。宋庆龄在广州码头迎接他们时就告诉巴苏，到武汉以后就可以同共产党取得联系。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38年9月30日晚上，董必武、叶剑英在四川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印度援华医疗队。

柯棣想亲眼看看共产党人是否同《西行漫记》中描述的一样。宴会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菜肴就像家常便饭，宴会期间没有舞会，音乐是有的，那就是大家合唱中外革命歌曲，更重要的是，主人的情操和风格迥然不同。当他们离开饭店时，五人都为这次会见所感动。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啊！我怎能描写出我们所有参加晚餐的人的兴奋心情呢？……我们渴望与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的在陕西前线与日本人英勇斗争的八路军在一起。”endprint

10月7日下午，他们终于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的睿智、人格和风采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队长爱德直接表达要到八路军去工作的愿望。周副主席亲切地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前不久，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已经到那里去了，在前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我们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工作。不过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们是不是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

这出乎他们的意料，禁不住反问：“为什么？”

周副主席说：“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这样做可能对你们更合适一些。”

可是，在10月底，国民党政府就先后放弃了广州和武汉，印度医疗队也被迫撤到宜昌。日军近在咫尺，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医疗队员们不仅要忍受日军空袭的骚扰，无所事事的烦恼也折磨着他们。最终他们决定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去延安的请求。可是等了八天也没有下文。巴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在这个乏味的城市和庸俗的官员中的地位已经有些微妙了。”

事实确实如此。这时医疗队又撤到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除了卫生总署的一名官员例行地拜访过他们一次，其他官员见了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这是一种警告。过了17天，他们忍无可忍，全体队员到卫生总署再次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卫生署长满口答应安排他们的延安之行，但又不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最后，医疗队要求卫生总署必须派人同医疗队一起去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待他们时说，已经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他们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完全有理由到八路军去工作。最后，董必武同志还提醒他们，一定要卫生署长给办理一张军事安全通行证。

就在这天晚上，一份请柬送来了，国民党核心人物戴季陶请他们共进早餐。戴季陶企图用佛学的“真谛”规劝这些来自佛教之国的青年人。这招无效，他又谈社会制度问题，对此，队长爱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双方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戴季陶没想到这几个年轻人敢于顶撞他。他悻悻然地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诸君自己冷静地想想吧！”

这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一切反而坚定了这些年轻人去延安的决心。就在当天下午，为了表达他们援华的决心，他们决定在各自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个“华”字，这样一来，他们的称呼就是：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

可是国民党政府就是不批准他们去延安。他们试图再次约见卫生署长，得到的答复是“因公外出了”。他们又找过红十字会、交通部长，甚至国民政府主席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答复都一样：管不着。

国民党并未就此罢休。他们的态度又热乎起来了。队长爱德华因心情不好而引起神经性湿疹。国民政府给予“特别”关注，派飞机送他去香港治疗。安排人陪同其他四位大夫游览风景，游逛闹市。

拒拉拢、克刁难

1938年12月29日，孔祥熙请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到他行政院的办公室见面。

孔祥熙说：“听说你们这几位大夫都想去延安？”“为什么想到那里去呢？那里除了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你们到那里去有什么意思呢？重庆虽然雾大一点儿，可是山川秀丽，风景宜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看，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则政府就不会将重庆作为陪都了。诸位以为如何？”

副队长卓克华带头回答，柯棣华也直言不讳：“根据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我们是想到前线做医疗工作。我们知道北方的军队和人民正在深受痛苦，他们迫切需要大夫和药品。因此，我们希望贵国政府能尽快地批准我们的计划。”

孔祥熙说：“你们想到军队里去工作？好哇，我们可以安排。重庆附近就有驻军，你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副队长卓克华打断孔祥熙的话，坚持要到延安去。

孔祥熙说：“到延安去也未尝不可，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是隶属于政府的。那个地方，除了山，就是雪，不但天气寒冷，还没有吃的。为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哇。”

巴苏华感谢“关照”，同时表示：“正因为那里苦，那里的军队才更需要大夫和药品，我们才更感到放心不下，有必要到那里去。”

孔祥熙拿出最后一招：“如果诸位坚持去看看，本政府也不勉强。我本人的专机可以提供给诸位使用。你们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星期，然后再回到这里工作，如何？”

“不！印度人民愿意我们到中国人民灾难最深重的地方去工作……”柯棣华双目炯炯地盯着孔祥熙这样回答。

孔祥熙提高了嗓门说：“年轻人，战争不是游戏，日本飞机天天都在轰炸延安，你们的安全有谁保障？如果你们一旦发生了不幸，我们怎样向贵国人民交代？”

柯棣华微微一笑，庄重地说：“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既然是战争就难免有生有死。这一点，我国人民是会理解的。”

孔祥熙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走了。

对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拉拢没起作用，国民党政府又使出刁难一手。卫生总署正式通知医疗队，如果坚持去延安，一切经费都由印度掏腰包，甚至要中断对医疗队所带来的救护车的汽油供应。

救护车里载着几十箱药品和医疗器械，如果没有汽油，这些东西就不能运往延安。医疗队同国民党交涉了18天没有结果。爱德华队长急中生智，想利用国际舆论帮帮忙。他带领队员到外国使团居住区，一边拜访，一边讲述他们的遭遇。这一招挺有效，第二天他们就收到卫生总署的公函：“立即供应所需汽油”，同时也拿到了军事安全通行证。

奔赴延安

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踏上奔赴延安的道路，坐到那辆救护车上，这五位年轻人激动不已，放声朗诵泰戈尔的诗句：

一声欢呼拉断了奴隶脚下的铁锁、绳缰，

腰间的宝剑，也仿佛在欢乐里跳荡。endprint

就在从重庆出发的头天晚上，柯棣华接到一封家信，告诉他父亲去世了。母亲难以承受这一打击，全家人都希望他安排回家一趟，安慰母亲和料理父亲的后事。

柯棣华手中的家信被他的泪水浸透了，他正面对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影响同事们的情绪，二是要说服家人理解他不能回家尽孝的理由。因此，在登上去延安的车时，他同伙伴们都放声欢呼。当大家获知这条不幸的消息时，都劝他回印度一趟。他的回答是：“父亲是如此尊重我所从事的事业，甚至为之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我除了为这个事业献身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他给兄妹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忍受这个噩耗对我并不困难。”为了说明他不忍心置身于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之外，他举例说：“这座城市昨天遭到第一次轰炸。死亡五十余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无辜婴儿的尸体被从瓦砾堆中拉出来。他们有何过错竟要惨死呢？”他表示：“在我未能履行我向国大党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承诺之前，我不能回国。”最后他嘱咐兄妹们：“请你们尽力安慰受打击最惨的妈妈。”这封信发走以后，他再也没提起父亲去世的事。

医疗队带来的救护车是美国1938年生产的福特牌最新式的。在重庆期间，车上配备的担架和医疗器材已被拆除。到了西安，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训令：医疗队人员和车辆一律扣留。医疗队先是向国民党驻西安的各衙门进行交涉，而后就不得不提出严正抗议，可是这都无济于事。幸亏他们碰上了创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组织的路易·艾黎，艾黎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位蒋主席才表示可以通融：人员可以去延安，救护车必须归他所有。医疗队抵达延安后，这车必须立即返回西安。至于车内的药品，他自然也是择优留用。

医疗队在西安又耽搁了八天，终于在1939年2月11日上午出发。从西安北去，山高路陡，风吹雪飞。救护车就在深谷的边沿滑行，对于这五位第一次进山、第一次见雪的来客而言，真可谓是“心惊身寒”。经过将近20天的长途跋涉，他们到达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们完全被人民的热情包围起来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友爱之情才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两天后，他们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在这里他们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的中央领导。

他们在延安参观部队、机关、医院、学校……几天之后他们就走上了工作岗位。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八路军军医院，卓克华到卫生学校，木克华留在卫生部的门诊部工作。卓克华于1939年5月底经西安返回印度了。木克华因患有肾结石，于1939年8月初回印度治疗。

柯棣华被任命为外科军医。八路军军医院虽说是部队的医院，可是看病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附近的老乡，也有延安边区以外的人。

在这里柯棣华有机会接触普通百姓。柯棣华有两个女同事，其实只是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17岁。她们从外省穿过日本侵略军设下的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在交谈中，当柯棣华提到她们冒风险的勇气时，两个姑娘嫣然一笑，说：“怎么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和乡亲惨遭杀害，想到在延安能找到共产党、毛主席，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就不怕了。”

柯棣华有一位病人是来自平津地区的老农民。老大爷的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儿子牺牲之后，他站到儿子战斗过的岗位上，成了一名党的地下交通员。不久，他也被捕了。地下党把他营救出来时，他已是奄奄一息。同志们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到延安去看看毛主席。同志们想方设法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送来延安。在一次治疗之后，柯棣华问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为什么只想见毛主席呢？”老汉只是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见见我们的大救星，死也闭不上眼啊！”

从这些事例中柯棣华看到了信仰力量之巨大。

前往抗日战争第一线

9月23日，毛主席又在杨家岭窑洞里请柯棣华共进晚餐。毛主席高兴地笑着说：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最近德国又占领了半个波兰，战争会长期打下去。当然，最终是苦尽甜来，反法西斯斗争是一定会胜利的。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柯棣华对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毛主席还同他拉家常，谈到他们改名的事，毛主席说：每个人都在姓氏后面加了个“华”字，你们是真心实意援华来的呀！柯棣华还介绍了他的家庭状况，毛主席印象极深，在柯棣华逝世后，毛主席托巴苏华给柯棣华家带去一封亲笔信。

晚餐结束后，又回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柯棣华提出了到前线去的要求。这事卫生部早就在筹划，只是因为敌人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考虑到医疗队的安全，推迟了出发时间。听到柯棣华的话，毛主席爽朗地笑起来，高兴地答应了。

柯棣华高兴极了，像八路军战士一样站起来，立正，说：“请毛主席对我们今后工作给以指示！”

毛主席笑笑说：“你们出发时我们还要见面，现在我只提三点希望：一是要学习好，二是要工作好，三是要宣传好。希望你们做出新的成绩。”

柯棣华郑重地回答：“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1939年11月4日，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和一位德国青年医生一起坐上一辆卡车，开往晋东南前线。

沿途山高路险，不久这辆车就抛锚了。柯棣华是第一个跳下车来推车的，但是这车却不配合，怎么推也发动不起来。他们和护送他们的八路军官兵只得步行。沿途坡陡，路面覆盖着冰雪，大家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天，也只行进了30多公里。后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一辆车接上他们。

上车后，柯棣华由于过度疲劳和兴奋病倒了，发高烧，神志不清，说胡话。车上的八路军干部和战士都来安慰他，对车辆抛锚致柯棣华疲劳致病表示道歉，有人把家人、朋友临别时给装在挎包里的“美味”也奉献给他。柯棣华却不以为然：“这算不了什么，我还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呢！”

11月份的西北真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大雪中翻山越岭，举步维艰。有一次巴苏华差点儿摔进深渊里，幸亏他抓住一棵小树，才幸免于难。endprint

28日这天晚上，柯棣华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段感受：“今天又走了17里路，我们不得不翻越一座很高的大山，这使我们有点儿累。此外，强烈的北风也使人难以忍受。手指、脚趾、鼻子和耳朵都冻麻木了。如果步行，就必须爬山，这会使你精疲力竭；如果骑马，手脚都会冻得发痛。多么难啊！”

更难办的是如何避开敌人的封锁线。越接近前线，敌人的封锁线越严密。想方设法绕道而行，同敌人周旋，也难免遭遇战事，一路上他们多次遭遇敌人的袭击。当柯棣华一行从渑池过了黄河之后，在河北岸他们路过的地方没有一个村子是完好的。他们在阳城县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宿，立秋以来，日本侵略军对这个村子进行过三次“扫荡”，村子里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没有吃的，天气又冷，后半夜，整个村子里孩子的哭声响成一片。就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还集合起来举行聚会，欢迎医疗队。主持会议的人是位老大娘。她介绍了医疗队的身份之后，人们顿时围拢上来了，拿出敌人抢劫之后仅剩下的一点儿食物来慰问客人。他们还道歉说：“实在是一点儿像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只能说说心里话，感谢印度朋友的帮助。”

经过介绍，医疗队才知道，这位老大娘为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的老伴和三个儿子，现在她接过丈夫和儿子的武器，站到战斗的岗位上。在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柯棣华哭了，向大娘表示，愿意分担老人家感情上的痛苦。大娘感谢他，并坚决地表示：“为了打日本，别说交出他们爷儿四个，就连我和孙子、孙女，我也准备着！”老人家朴实无华的语言，使柯棣华感动不已。白求恩：“你就是我的榜样”

1939年12月21日，在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给印度援华医疗队讲述了中国人民是如何走上这条抗战之路的。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一样，一谈起自己的人民，就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

过了一会儿，朱总司令的笑容消失了，语气沉重地问：“有个白求恩同志，你们知道不？”

他们说知道，在报纸上看到，他前些天在前线牺牲了。

朱德总司令说了一大段赞扬白求恩大夫的话之后，告诉他们：“24日，我们准备开大会纪念他，如果你们愿意，请你们也参加。”

他们三人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觉得印度也正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经验值得学习，于是他们提出去前线工作的申请，申请报告中写道：“因为我们想到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印度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能从正在积极为解放事业而战斗的中国人民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对于我们三个印度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八路军总部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为他们拟定了一个八个月的计划。

24日上午，他们参加了纪念白求恩大夫大会，朱德总司令在讲话时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超的医疗技术，号召大家学习他的献身精神。柯棣华走到白求恩大夫的像前默哀时，低声地宣誓说：“你就是我的榜样。”

前线的环境和生活都比延安更艰苦。爱德华队长的湿疹又发作了，痛痒折磨着他，他于1940年2月3日返回印度。现在的医疗队只剩下柯棣华和巴苏华了。根据计划，他们被派往晋察冀边区。这里与陕甘宁边区不同，处在敌人的分割和包围之中，医疗条件更差，伤员更多。他们的临时医疗站就设在前沿阵地，医疗队离前线越近，救治的效果就越明显。同时，部队领导要求警卫战士们要加倍地注意医疗队的安全。有一次，在枪林弹雨之中，疲劳饥饿的柯棣华连续工作了46个小时。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同志们劝他同伤病员们一起撤下去，他反而发火了，气冲冲地嚷道：“为什么叫我下去？不行，假使我不能和你们同生共死，我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在艰苦的边区工作中，柯棣华领悟了不少中国人民革命的道理。一次巴苏华高兴地对他说：“德瓦卡，你进步了，你已经不只是一位传递友谊的使者了！”柯棣华很认真地回答：“我想，我是应该成为一个人民革命的使者。”

不久后，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至此，印度医疗队在中国已经工作一年零四个月了。印度援华委员会给医疗队发来信和电报说：政府已经提醒他们，医疗队原定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期限已经超过了，如果柯棣华和巴苏华继续留下去，那么他们的护照和回国后的工作都会有麻烦。

1940年10月13日，毛主席给他们发来电报，劝他们考虑立即返回印度。

印度援华委员会的提醒是善意的，可是他俩决定留下来，因为他们已经亲眼看到，中国是多么需要他们。柯棣华在一封信中解释说：“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违背他们当初派我们出来的宗旨。”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晋察冀军区唯一的一所医院，任务很重，可是条件太差，连外科手术也只能在老农的土房子里进行，器械不全，很多都是代用品，药品稀缺，棉花和纱布也是洗了再用，用了再洗。

有一次，柯棣华去军分区医院检查工作，100多里山路，他们走了一整天。一到驻地，军分区的同志就要领大家去休息，柯棣华却提出要先去看伤员。军分区的同志们关照说：“走了一天路，明天再说吧。”柯棣华说：“你忘了白求恩大夫不吃饭先看伤员的故事了吧？一个医生怎能见了病人不看一看就去休息呢？”军分区的同志没法，只得陪他去。他查看了病房，又给几个伤员做了临时处理，才回去。这时天空已布满星辰，他吃过饭，刚要躺下，又听说在七八里以外的村庄里住的一位伤员病情危急，他又急忙赶去做了急救处理。当他返回驻地时，天已蒙蒙亮了。

还有一次，柯棣华中午出诊返回，路上遇见一位老乡披着棉袄晒太阳，他觉得不正常，走近一看老人气色不对，就询问老汉的病情。老汉只说“没有病”。柯棣华继续询问，老汉有点不耐烦了，不说话，也不抬头。柯棣华却笑着伸手摸摸老人的前额，吃惊地说：“你身上这样热，怎么还说没有病呢？”

老汉不以为然地说：“庄稼人免不了头痛脑热，晒晒太阳兴许就好了。”

柯棣华认真地说：“你的病很厉害，我是医生，让我检查检查吧？”endprint

老汉感动了，叹口气说：“打摆子了。”

柯棣华知道所谓打摆子就是疟疾。他扶着老人回屋里躺下，把湿毛巾敷在他头上降温，又看护了一会儿，见老汉病情还不十分严重，他留下一些药物就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柯棣华特意回来看望这位老汉。老汉已经能下地干活了，见了柯棣华大夫，拿出一篮子鸡蛋做礼物。柯棣华把鸡蛋放回桌子，对老汉说：“八路军不能接受老乡的礼物。”

老汉两眼泪汪汪，喃喃细语地说：“幸亏你治好了我的病，这才没误了收庄稼。”

柯棣华高兴地说：“只要你能参加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那就是对八路军最好的感谢啦！”

有一次急行军，柯棣华的皮鞋破了，把脚磨起好几个泡。管理员坚持要给他换一双鞋，他拒绝了，说：“这鞋来之不易，留给用得着的人吧，我这双鞋还能对付，而且即使换了鞋，脚也不一定不打泡，我缺少的是锻炼。”他用一块破布把脚包扎了一下，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进。

柯棣华的医术及工作的责任感，和晋察冀边区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博得了好评，赢得了边区人民的信任，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柯棣华敬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矢志做一名共产党员，生活、工作、学习都同共产党员一样严格要求自己，连那些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都为之感动。1942年7月7日，他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宣誓为反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生命的开始，新的生命力是巨大无比的。

柯棣华为解决教学的急需，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外科总论》讲义的编写工作中。当时天气炎热，雨水多，蚊虫缠扰，他头上罩着一块纱布，在微弱的灯光下，奋笔疾书。

可是就在这时病魔缠上了他。1940年5月，路过晋南，条件艰苦，由于饮食不当，他感染了绦虫病。当年6月中旬，他被分配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医院工作。当时校领导就发现他气色不好，在一次手术过后，他突然弯下腰蹲在地下。得知他感染了绦虫病，聂荣臻司令员和校长都很关心他的健康，尽可能照顾他，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冬天在他的房间里烧煤生火，还发给他一件厚厚的皮大衣。

1941年8月柯棣华第一次病倒了。由于战斗紧张，工作劳累，1942年，他的癫痫病屡屡发作。有一次发作程度严重，经过两个小时才恢复了意识。这时聂荣臻司令员托人带信给柯棣华，要他星期三去军区，趁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在军区聚会的机会，为他会诊，确诊后便可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机会难得，可是由于忙于手术，他还是忘了这件事。

1942年6月，柯棣华的病再次发作，聂司令员焦虑不安，指示卫生部考虑多种治疗方案。聂司令员还写信给柯棣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去延安休息一段时间，二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到附近的城市去住院，三是到香港或者回印度去治疗。

军区首长这样关怀他，他感动得哭了，但是他还是婉言谢绝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建议。他事后说：“病当然要治，能治愈就更好了。可是这种病都还没有找到医疗的办法。依我看，既然哪里都不能治，还不如留在这里吧。而且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也不允许我离开。”

积劳成疾，献出生命

癫痫症开始反复折磨柯棣华。9月复发一次，11月又复发一次，他感到必须和生命争时间。《外科总论》完成之后，他又投入《外科各论》的编写。

1942年12月8日下半夜，他口渴，要喝开水。他的妻子小郭冒着寒风，从1公里以外的卫生学校校长办公室打回半壶开水。他喝了开水，感觉好一些。可是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的病又发作了，四肢剧烈地抽搐，脸色黑而焦黄，不省人事。过了十几分钟也没醒过来。小郭又跑到校部，校长和大夫急匆匆地赶来救治。这时柯棣华的病情似有好转。看到校长、政委、医生、护士都在面前，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可就是没有力气，坐不起来。他颓然地垂下头，脸上浮起一丝苦笑，气喘吁吁地说道：“谢谢大家，请休息吧，这算不了什么！”

校长和战友们都是见过很多战友牺牲的老红军，听到“这算不了什么！”这句话，也情不自禁地热泪滚滚。

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全身更加剧烈地痉挛起来，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樟脑液等都不管用，最后不得不实行脊椎穿刺，但还是无济于事。1942年12月9日凌晨6时15分，柯棣华大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2岁。

不久前，他还写信请巴苏华帮他办理护照手续，以便留在中国再工作两年。现在，他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去了。

毛泽东在悼词中写道：柯棣华大夫“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朱德总司令亲自为柯棣华大夫的墓碑题词：

“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照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五位大夫

不愧为“人民大使”

印度援华医疗队中的五位大夫。卓克华、木克华、爱德华三个大夫由于健康原因于1939年、1940年先后返回印度。巴苏华大夫在华工作时间最长，达五年之久，曾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直到1943年7月才离开延安返回印度。

巴苏华于1943年夏天回印度后，即发起组织了“全印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他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多次访华，是中印友好的使者，终生为加强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持续努力。巴苏华在1986年访华后回国不久，病逝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巴苏华的骨灰一半留在印度，一半送来中国。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他的纪念碑就矗立在柯棣华大夫陵墓的右侧。

木克华大夫于1939年8月返回印度做肾脏切除手术。病愈后为中国抗战积极募集医药用品，并取道缅甸再次来华，不幸在仰光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1942年因参加反殖民主义斗争被监禁，曾申请再次来华，但被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独立后，他曾分别于1957年和1979年两次来中国访问。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印度援华医疗队五位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珍惜在反法西斯共同战斗中结下的友谊。

（编辑 杨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