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中就现实指向来看，新法家对当下的依法治国，有积极的助推作用。新法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它在“新战国”的格局下产生。从思想源流来看，新法家是对传统法家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法家学派及实践的兴起，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列国竞争。春秋战国时代，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法家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富强。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创制实施新法，奖励耕战，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积极实践法家理论的秦国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胜出，验证了法家对于富国强兵的有效性。19世纪后，走出天下体系、进入万国体系的古老中国，在与东西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总是落后挨打，一些思想家痛定思痛之后才发现，中国已经置身于第二个战国时代或“新战国”时代。在新战国时代如何救亡？代表人物梁启超的回答是，只有法家的法治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新法家的核心主张。为追求国家富强，新法家强调“法治”或“法治主义”，从而在法治与富强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法治是因，富强是果。这里的“法治”，用春秋时期管仲的话来说，就是“以法治国”。它与当下的“依法治国”，虽在表述上略有差异，较真的话当然能找出两者的不同。但是，就其基本指向上看，两者是一致的，都强调一断于法，都希望通过法律明确地告诉各类主体：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从而为各类主体确定了一个明确的、赖以遵循的行为规范。这就是法家及新法家张扬的法治。这种技术化的法治，也是最朴实、最根本、最具基础性的法治。按照当下学界的某些理论，法治还应当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要素，若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法家及新法家的法治，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法治”了。笔者以为实在不必让法治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必须看到，无论是传统法家还是新法家，都不是当代学术体系中的法学家。因此，不能以当代的法学教授、法学博士的取向来衡量、评价传统法家（管仲、商鞅或韩非）或新法家（梁启超或陈启天）。传统法家本来就是一些政府管理专家。20世纪以来的新法家，也不能等同于专业化的法学家。新法家主要是一些谋求国家富强的政治实践者，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和现实感。新法家的追求是国家富强。新法家对法治、法治主义的强调，是服务于国家富强这个根本目标的。因此，对新法家而言，法治是他们考虑政治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维度，只是他们的政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下依法治国理念和实践，有必要更多地接续新法家的理路，因为当下依法治国与新法家的关怀、旨趣，具有很大的共通性。着眼于未来，依法治国的推进既需要新法家思潮，依法治国的推进也会成就未来的新法家。▲（作者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