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中就现实指向来看，新法家对当下的依法治国，有积极的助推作用。新法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它在“新战国”的格局下产生。从思想源流来看，新法家是对传统法家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法家学派及实践的兴起，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列国竞争。春秋战国时代，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法家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富强。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创制实施新法，奖励耕战，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积极实践法家理论的秦国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胜出，验证了法家对于富国强兵的有效性。19世纪后，走出天下体系、进入万国体系的古老中国，在与东西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总是落后挨打，一些思想家痛定思痛之后才发现，中国已经置身于第二个战国时代或“新战国”时代。在新战国时代如何救亡？代表人物梁启超的回答是，只有法家的法治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新法家的核心主张。为追求国家富强，新法家强调“法治”或“法治主义”，从而在法治与富强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法治是因，富强是果。这里的“法治”，用春秋时期管仲的话来说，就是“以法治国”。它与当下的“依法治国”，虽在表述上略有差异，较真的话当然能找出两者的不同。但是，就其基本指向上看，两者是一致的，都强调一断于法，都希望通过法律明确地告诉各类主体：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从而为各类主体确定了一个明确的、赖以遵循的行为规范。这就是法家及新法家张扬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