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石男

权臣的覆灭不值得同情

文 / 宋石男

权臣之兴起，必须依托皇权支持。随势力壮大，权臣会部分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最终又被皇权清算。

权臣，是皇权时代的特有品种。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权臣。因为个人的政治权力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随时可以被收回。任何人都不可能持续膨胀地掌握政治权力。

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常常充满张力，二者既有对立，又有合作，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转换。权臣之兴起，必须依托皇权支持。权臣本人往往也一度对皇权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不菲。但随着势力壮大，权臣会部分攫取、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最终又被皇权清算。

有清一代，中央集权程度达到中国皇权时期的顶峰，故而并未出现太多权臣。史学家杨珍曾做过统计，认为清代真正能达到权臣地位的只有7人，其中鳌拜是排名第一的强势人物。

鳌拜是满清镶黄旗贵族，三朝元勋。他以军功起家,1644年，清兵攻陷北京，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可说是战功赫赫，为清王朝贡献卓著。

1661年，顺治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鳌拜军功最高，但因资历、威望等缘故，名列第四。他不甘于此，遂倾力施展诸种扩权、夺权手段。

夺权第一要义，是击倒政敌。鳌拜先是借圏地换地之争，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鳌拜就此成为四辅臣中政治实力第一的权臣。

等到1667年，康熙满14岁亲政，四辅臣的政制安排理应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要求辞职，还政康熙。鳌拜不甘心退出权力中心，遂裹挟遏必隆，对苏克萨哈发动致命攻击。他诬陷苏克萨哈请辞是“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更罗织24条罪状，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鳌拜在殿前对康熙疾言厉色，恐吓要挟，刚亲政的康熙羽翼未丰，无法抗衡鳌拜，苏克萨哈遂被处绞刑。

此后，鳌拜的权力达到顶峰。学者杨珍总结了鳌拜在权力顶峰的四个特征：一是蔑视皇帝，飞扬跋扈。他常在康熙面前对部臣高声喝问，还拒绝执行康熙的旨令。二是将朝廷治权私人化。一切政事，鳌拜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三是部分掌握生杀大权。前述诛杀尚书苏纳海、辅臣元老苏克萨哈等人，均是其擅权决杀的得意之作。四是部分掌握人事大权。“所喜者举荐，所恶者陷害”，大力培植私党。行政权、司法权与人事权本是皇权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为鳌拜逐次侵占或部分侵占。

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帝王，都不可能容忍鳌拜这种权臣。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与近臣索额图密谋，支开京城中鳌拜的亲信，在鳌拜入朝时，密令庭前布库少年们将之生擒下狱，并宣布鳌拜30条罪状。本应处革职、斩立决，但康熙帝念其往日功勋，将其免死禁锢。不久，鳌拜在禁所死去，死因至今未有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鳌拜的覆灭，不是他一个人的覆灭。绝大多数权臣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鳌拜的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深入政体骨髓。鳌拜被擒后，其党羽也或死或革。不过，并没经过军事流血，也未引发社会重大骚动，故而有人评论康熙处置鳌拜案说：“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

康熙固然是一代政治强人，但灭鳌拜集团而不引发政体或社会巨变，也并非全因他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当知，在皇权时代，不论某人如何位极人臣，其权力都只能由皇权授予、确立和保障。

权臣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只是上层政治人物的角力游戏，它关涉到高层权力的再分配，但对整个国家的走向、政体的变革、民众的福祉，并无太大影响。

那些被诛灭的权臣，既是皇权的支持者、既得利益者，又是皇权的偷窥者、僭越者，最终还成了皇权的专政对象。以此观之，当权臣在权力最炽热之时，其人生已带有某种不值得同情的悲剧意味。■

来源 / 《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