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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困境的理性主义症结及出路

2014-09-03屈春芳张雷

道德与文明 2014年3期
关键词:幸福理性情感

屈春芳 张雷

[摘要]从自在方面来说,德福困境是个伪命题,因为道德是为义务而义务的,而幸福概念的所有成分都是来自经验的。但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又具有德福一致的信念,同时纯粹道德义务消除自身抽象性的方式要付诸生活世界,所以生活世界是德福困境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生活世界中的德福困境又具有其理性主义的症结,因为近代启蒙理性既不能为道德奠基,也不能兑现它所许诺的幸福。德福困境消弭的可能性在于重拾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价值观。

[关键词]德福困境 理性 幸福 情感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3-0033-04

一、德福困境何以可能

道德哲学探讨的德福关系主要是指德福一致或德福背离的问题,其中德福背离问题是德福困境的表现形态之一。那么德福困境得以成立的可能性前提是什么?一些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一再声称在自在层面道德无关幸福。既然道德与幸福是不相关的,道德与幸福之间根本就谈不上一致或不一致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所谓德福困境问题,即德福困境是个伪命题。具体来说,纯粹道德义务是道德自我意识的本质与唯一的目的和对象。而幸福这个概念的所有成分都是来自经验的,幸福是“一般有限性所具有的目的”。幸福相对于纯粹道德义务来说是“他在”,履行了纯粹道德义务的自我并不必然能从经验世界中获得幸福,“因为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绝非一回事”,即幸福自我并不是道德自我,道德与幸福之间并没有必然性。因此康德认为“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山于道德与幸福关涉的领域不同,道德并不必然导致幸福,有道德只是配享幸福的前提。康德认为要保证道德与幸福之间的一致除了意志自由之外,还需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的公设,上帝存在足德福一致的最高保证,而灵魂不死是指此生没有享受的幸福福,来生可以享受。康德虽然不否认道德与幸福的和谐是至善的内容之一,但是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只能是一种人为设定。黑格尔也认为德福一致只是一个设定,它出自人们的善良愿望、情感和友谊,即“由于友好,所以竟然愿望他们那些人和自己都能享有这种恩赐这种机遇”。康德和黑格尔之所以得出道德与幸福的和谐是一种设定的结论,其原因是他们在认识上坚持了思辨形而上学的本质观。如果从认识论上抽象地看待道德和幸福,则会得出道德与幸福不相关的理论,所谓的德福困境问题只能是个伪问题。

既然从自在方面来说,德福困境是个伪命题,那么道德哲学还能不能探讨德福困境的问题,德福困境命题得以成立的可能性是什么呢?生活世界。只有立足于生活世界才能恰当地探讨德福困境问题,生活世界不是主客对立的世界,也不是科学世界,而是“活”的世界,是活生生的人“在”其中与事物打交道、与他人交往的人类生活的意义整体。在生活世界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必须肯定道德和幸福具有统一性,肯定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认为新教伦理中道德和幸福统一的观念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新教伦理认为如果把财富看做职业劳动的成果,那不但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是上帝的“赐福”,是履行尽“天职”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上帝为你指明了合法的谋取更多利益的路,而你却拒绝他,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么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令为他而使用它们。”韦伯在这里论述了现代西方社会新教徒对幸福的追求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肯定了追求幸福的神圣性,因为追求幸福本身就是“德”。

相反,如果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意识没有德福一致的信念,那么一切依靠不道德的手段所获得的幸福就都具有合法性了,这样世界就会成为善恶因果律失效的世界。因此,当人们以德福一致的道德意识信念审视生活世界,并在生活世界中通过具体的行为追求德福和谐时,就会发现生活世界中的德福困境。在生活世界之中,纯粹道德义务绝不能只是理论层面的,“纯粹道德义务本质上就是行动的意识,因此无论如何应该有所行为”。如果纯粹义务因为害怕行动会玷污自身的纯洁性,那么纯粹义务就会固守它的抽象性本质,而成为只进行“静观”而不付诸行动的“优美灵魂”。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德行表现为具体的行为,而具体的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殊目的,“认识并不能把握道德行为的本质”。纯粹道德义务必然诉诸生活世界去判断行为的善恶,并通过具体的行为去实现自身,去实现德福的和谐问题。由此可知,道德必然要关注现实、关注幸福问题,而幸福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本质认识,幸福的获得是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的。因此在生活世界中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就成了一个带有必然性的问题,所以德福一致或德福困境的命题也就成了道德哲学能够探讨的问题。

二、德福困境的理性主义症结

现代社会德福困境的症结之一在于启蒙理性,因为近代启蒙理性既不能给人们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也不能为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提供绝对的道德规范,致使道德相对主义流行和道德价值的虚无,即启蒙理性不具有在现代社会实现德福统一的能力。

首先,就近代启蒙理性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来说,启蒙运动开启的近代科技理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多彩而丰富,人们看似更幸福了,但是人却沉浸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而迷失了自身。人们因为过度沉溺于物质世界之中而遗忘了情感意义世界,这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缺失,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与此同时,对物质利益的过多追求加深了对自然的掠夺,在对自然的改造和掠夺中,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不再是自然的看护者或者是与自然和谐的相处者,人越来越远离了自然。所谓的现代科技文明导致的环境污染、技术失控、气候变化特别是核战争等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导致了人类生存意义的虚无,科技理性使人更幸福的许诺化为泡影。

其次,启蒙理性不能为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提供绝对的道德规范,致使道德相对主义流行,道德价值虚无。在情感主义者看来,理性根本就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如休谟就认为理性在事实领域起作用,而在价值领域,道德判断主要基于情感,“道德判断不是对实际事情的描述”,道德不是理性的判断,道德是被知觉到的。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通过现实生活事例引出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现状,并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道德危机的社会,这一危机体现在“社会生活中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和情感的;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一种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道德危机根源于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权威的丧失,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找不到普遍性的合理的道德权威,即在打倒上帝这一绝对的道德权威后,启蒙理性因为自身的悖论并没有在道德真空之地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启蒙理性并不能给现代社会提供一种绝对的道德标准,致使现代社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危机中。

总之,启蒙运动的初衷是给人带来理想的幸福生活,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对理性能力的过度推崇,启蒙理性带给生活世界的是人与自然的疏离、生存意义的缺失与道德价值的虚无、人与社会的陌生感、幸福感与情感意义世界的缺失等问题。霍克海默对此总结说,“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启蒙理性带给生活世界的是道德相对主义及自我迷失的道德困境,以及人们幸福感的缺失,即启蒙理性不能消弭德福困境,反而成了导致德福困境的症结。

三、仁爱大德与普遍幸福的统一

既然近代启蒙理性是德福困境的症结,那么德福困境的出路何在?德福如何统一?

由于德福关系问题与哲学对人的解释密切相关,那么对德福困境的探讨必须明确哲学是如何理解人和解释人的。自古希腊哲学以来,人就被看作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情感的存在,因此,“幸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做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由于人之存在的两重性,肉体欲望的满足及基于情感之上的快乐经常被当做幸福。“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一般来说,情感主义者把幸福、快乐和善联系起来;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理性是道德的基础,只有理性才能带给我们持久的、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如马可·奥勒留就认为“幸福在于做人的本性所要求的事情”,人的本性则是普遍理性,即遵守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生活世界还是充满欢声笑语的,那么随着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对共相及本质的追求,人也被抽象成了“理性的动物”。虽然近代启蒙理性把人从神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人却落入了思辨形而上学的窠臼中而疏离了生活世界。

由于人与生活世界是始源一体的关系,那么必须立足于生活世界来看待德福困境。生活世界中的人是活生生的有情感和欲望的存在者,所以我们有必要转向情感来探讨解决德福困境的可能性。这里的情感不能是理性主义者一再攻击的抽象的、不稳定的情感,而应当是生活世界中的普遍的、真实的、稳定的情感。因为在形而上学的主客对立世界,静观认识产生不了情感,因此必须立足于生活世界,情感的真实性和稳定性才得以确立。如果情感既能作为道德的基础,又能实现幸福感,那么解决德福困境的可能性就具有了现实性。情感主义道德哲学家如休谟认为道德并不是理性发现的,也不是理性判断出来的,道德是被人感觉到的。就德恶来说,“由德发生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由恶发生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当一个行为使我们的内心升起快乐的感觉,则判断为善的,当一个行为引起我们痛苦的感觉,则判断为恶的。情感主义者认为幸福也是一种知觉,产生幸福的直接原因在于激情和快乐,“幸福意味着自在、满足、安宁和快乐,却不意味着戒备、焦虑和疲劳”。明确了幸福的标准,我们就可以探讨通过激情达于幸福的知觉途径。“若要幸福,激情便一定既不可过分激烈,又不可过分涣散”;“若要幸福,激情必须温和有度,而不应当狂野暴烈”;“若要幸福,激情必须是令人愉快的、受人欢迎的,而不应当是阴沉犹豫的”。为了使心灵达到自在、安宁、满足和快乐的心理状态,幸福必须坚持“中道原则”。而最幸福的心灵是什么呢?“最幸福的心灵是有道德的心灵,换言之,它能激励我们去行动和劳作,能使我们具备公益心,能使我们面对命运的打击坚强如钢,能使各种情感保持适度,能将我们自己的思想变成我们的娱乐,能使我们更乐于追求社交与交谈的快乐,而不是乐于追求感官快乐。”既然道德和幸福都是一种知觉,那么立足于情感主义基础,道德与幸福就能达到统一,进而具有解决德福困境的现实可能性。

情感主义道德哲学还具有使社会实现仁爱大德和普遍幸福统一的可能性。情感主义者一般通过同情原则来论述情感的普遍性。他们认为同情原则得以可能的基础在于个体之间心理结构和生理结构的相似性,其实这只是情感得以传递的一个前提,情感得以传递的原因还在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交往实践。同情原则使我们乐他人之所乐,悲他人之所悲。因此,同情原则能使个体冲破自我而关注他人和社会,即同情原则使仁爱之德得以可能。而就社会的普遍幸福来说,如果幸福仅仅意味着物质享受,那么普遍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纯粹主观欲望的满足”。由于幸福感是基于情感之上的知觉,那么幸福感也能通过同情原则的作用得以传递,进而使社会达到普遍幸福的状态。当然这种普遍幸福状态只是一种有待完成的状态。

幸福作为一种知觉的理论并不是说不注重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作为自然的有限存在者,物质生活的满足应是幸福的重要内涵之一。但是在现代社会,人因为沉溺于物质生活之中而遗忘了情感意义世界。情感意义世界的缺失表现为以追求幸福和快乐为对象的人们虽然处于科技理性所制造的消费品之中却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由于“上帝之死”所导致的传统道德权威的消解及人的终极意义依托的缺失,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意义只能在经验世界中寻求。人越不关心情感意义世界而沉溺于物质世界越深,人所获得的幸福和快乐就越少。对于过度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而遗忘情感意义世界的人来说,从情感方面来理解幸福无疑让人猛醒。正是由于理性特别是近代启蒙理性造成了人的生存意义的虚无,这才需要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超越物质世界而建构起意义世界。把道德和幸福统一的基础立足于情感之上无疑具有这样的启发意义。因此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重拾情感主义道德哲学能有效地应对现代社会的德福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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