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

雷蒙德·卡佛——“极简主义”之父，不仅影响了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的写作，还被中国中产阶层广为膜拜。而当我们发现了布考斯基之后，又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卡佛。当代中国的所谓文化精英们，在卡佛和布考斯基面前，真可谓一败涂地。

一个美国“农民工”的文学自由谈

提到卡佛，首先想到了“当我们×××时，我们在谈论×××”，这个早已被用烂了的句式，源自卡佛的一篇小说的题目。我读了这篇小说，感觉不知所云，这完全符合卡佛的一贯思维。

在这篇名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短篇小说中，卡佛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表达一种爱情观：“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像我们一样。甚至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人……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

卡佛说：“我们被生活罚出了场，正在为从头再来做准备。”

在大众层面，以上观点和句式很容易俘获人们的阅读快感，毕竟，这是一个段子时代。然而，就卡佛本身而言，我们会得到什么？

这个来自于底层的小说家、诗人，父亲是一个锯木工，他19岁就开始养家糊口，迅速结婚，当时妻子才16岁，婚后18个月有了两个孩子。卡佛的前半生算不上成功，打过各种短工，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公寓小区打杂、甚至替人摘过花，他曾向别人炫耀：“随便说一个工种吧，我都干过。”他还经历过两次破产和一次婚变，40岁之前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成就。酗酒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他散尽家财去戒酒，却在50岁那年，清醒地死于肺癌。

他辜负了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玛丽安，在他发迹前夕，两人分居。后来卡佛和一位女诗人同居，好运接踵而至。在他死后，绝大部分遗产以及作品的处置权都被女诗人继承，妻子只获得了一万美金。卡佛留下了“所有成功”，而玛丽安却不得不“站在雨中”。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卡佛更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后来他被称为“美国的契诃夫”、“极简主义之父”，代表了一代美国底层民众的心声，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获得自称中产阶级的阅读者青睐。

有人说，阅读卡佛，使我们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感，那些掐头去尾、毫无章法的小人物的故事，迎合了我们对美国的简单想象。这只是看到了卡佛的一个表面。我们当然看到，卡佛的文本影响了几乎全球的作家，极简主义——在中国已不再陌生，你会在苏童、阿丁、阿乙等人的小说里很容易看到这种传承。

我们总会被小人物的励志故事吸引，这是围绕在卡佛身上的一层虚伪的光环。卡佛曾引用米勒写《北回归线》时的状态：在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有人抽走椅子，随时不得不停下笔。1983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大教堂》，获得美国文学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于是辞掉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职业作家。这一年，他44岁。可惜5年后的1988年，卡佛去世。

至今，玛丽安——这位被抛弃的女人，还用着卡佛的姓。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她不仅将书题献给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也献给了卡佛，她称之为“我们家的爸爸”。

卡佛式自由精神与中国作家

评论家李陀曾质问苏童：你的小说不比他差，但你为什么还这么崇拜他？苏童说：“其实我不是崇拜，而是从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它吸引我，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一个新的切入点。”

开风气之先者，自然会获得比他本身的影响更大的响应。

我自然在苏童身上看到了卡佛的影子，比如他的《少年血》，卡佛式的冷峻，不着痕迹。卡佛有一个短篇《没人说一句话》，写一个少年费尽心力捉到了一条大鱼，满怀欣喜带回家，却被父母唾弃。之间还掺杂少年一次次的性幻想、手淫。卡佛式荒诞被苏童成功利用，在《少年血》中，一系列的江南水乡的故事，白描的写作手法，让人一下子进入了卡佛的世界里去。

苏童的英语不好，但为了阅读卡佛，找来他的原著死磕。苏童说：“雷蒙德·卡佛是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

美国人对卡佛，既爱又恨，生活如此美好，为什么你会这么写？这完全契合了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种观念，评论家李敬泽说：“正如卡佛所做的那样，也正如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笑尺度上的挣扎。”

格非说：“卡佛的小说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语调。不论是叙事者，还是隐藏在文本后面的叙述代言人，其身份和口吻均属于在社会上明显感到不适应的一类人，属于中下层生活中苦苦挣扎、没有希望、但也不怎么绝望的一个族群。”

卡佛有一篇小说《自行车、肌肉和香烟》，写父子关系，卡佛式温情上演，9岁的儿子问父亲，在你像我这么大时，和你的父亲是怎样交往的？父亲替儿子打了一架后，孤独地坐在阳台上，回忆自己的父亲，当年父亲也是为他去打架……爱无处不在，如此细微。

从卡佛到布考斯基，我们誓死追随的“吊丝”

卡佛不是孤立的，我想到了布考斯基。

在中国，很少有一位西方作家像布考斯基那样，没人敢出版他的小说之时，便有无数人自行翻译，在网络上流传，类似于文革年代的手抄本。老布填补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卡佛的“权力真空”。如果说卡佛属于上一个时代，那么，布考斯基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诗人伊沙自称第一个翻译布考斯基的人。新生代小说家曹寇说：“他如果和鲁迅一起生活在五四时期的北京，他可能不仅反帝反封建，也恶心那些在大街上叫嚣的青年。而且他不会像鲁迅那样理智并善意地劝告青年们回去，而是远离现场，到八大胡同什么的场所喝两杯，沉溺于他的个人欲望和糟糕情绪之中。”

作为同时代的代表作家，布考斯基与卡佛——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在底层摸爬滚打近乎一生，写作的决绝姿态也相似，更重要的是，两人都酗酒，而且若忽视掉小说，两人的诗同样备受瞩目。

布考斯基比卡佛走得更远。他除了睡觉，醒着的时候永远都在喝酒、调戏女人，是世界文坛著名的“败类”，很少有人愿意去接近这位肮脏的酒徒。

在传记《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中，作者卡萝尔·斯科莱尼卡数次提到卡佛与布考斯基一起喝酒，他们是写作上的盟友，为同一个群体耗费自己。

两个文坛著名的“吊丝”，他们的交往中，有一次，完全展露了布考斯基的“个性”。

诗人朵渔曾在文章中谈到：1971年，卡佛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他小心翼翼地邀请了布考斯基。老布的诗一如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狂饮、嫖妓以及得意洋洋的违法乱纪的记录。在卡佛眼里，老布“有点像个英雄”，但他也担心这个老流氓到时会不会搅局。

布考斯基的此行绝对是一场表演。当卡佛在机场接到老布时，他已经喝高了。晚宴时，老流氓的手还不老实，不停地在卡佛妻子玛丽安的身上乱摸。朗诵时，老布的表演真正到来——他一边狂饮杜松子酒，一边不停地羞辱他的听众，向“所有中产阶级学生的头上撒尿”。

没有人愿意接待老布，卡佛说服了两个女学生，把自己租住的房间腾出来，搞一个派对，让老流氓爽一下。老布依然不停地喝酒，不停地吹牛，骂脏话，将自己胡子拉碴的脸凑上去亲女生，把手伸到女生的衬衫里。第二天，老布再次喝醉，躺着到机场。卡佛将老布在女学生的床上发表的演说写成了一首诗，题目叫《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与查尔斯·布考斯基一起度过的一个晚上》。这是卡佛一生中写的最长的一首诗。

布考斯基颠覆了你对文学、人伦的认识，这个赤裸裸的老流氓，把小说写成了他的生殖器。在《父亲之死》中，父亲的葬礼期间，主人公和父亲的女朋友躲在房间里做爱。此种情形不一而足，酒和性构成了他的小说的底色。

去年，布考斯基短篇小说集《苦水音乐》和长篇小说《邮差》终于在大陆出版，这个来势汹汹的老流氓，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他的绝望与嘶吼。

最后，我终于有所收获，这两位“吊丝”作家，真正让我有所触动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底层角色，以及对底层近于白描的叙述。我们缺乏所谓的贵族气质，却有那么多人急于挤进贵族之列。在这个“吊丝”始终在奋力脱离“吊丝”角色的时代，来自美国的老布和卡佛，似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