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猫科动物，爪牙厉害，难以对付。《水浒传》里武松喝了十八碗酒之后，酒助人胆，明知景阳冈有虎，偏向虎山行，愣是赤手空拳打死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为当地百姓除去一大害，被传为佳话。

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老虎”成了一个政治性名词，指代反动派、敌人、不法奸商、贪官污吏等。譬如毛泽东就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5年，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打击不法奸商，从宋子文、孔祥熙和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下手，说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现在也有“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

在1945年，通货膨胀已危及政权安危，“大老虎”们还要疯狂地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交易的话，只会助推政权速亡。虽然孔宋家族、杜月笙与蒋介石关系非同寻常（传说杜跟蒋是拜把兄弟），但“大老虎”们日益坐大，已成为中央政权难以撼动的势力。其盘根错节的势力，敢令不行，禁不止，违抗上命。在“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下面子，打一打这些威胁根本的“大老虎”——其实也只是“敲山震虎”。

不过在古代，这种与统治者相连为一体，或是与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又威胁根本、难以对付的势力，不叫“老虎”而叫“尾巴”——老虎是“林中之王”，叫“老虎”明显有惧怕甚至暗暗敬畏之意；而叫“尾巴”则始终将自己视为主体，有将对方视为依附、下等的意思。这种“尊己为主，贬他为次”的名序统治术非常老道，不仅因为对方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该打，还因为对方尾巴坐大，势力危及首脑——一旦本末倒置，就会“尾大不掉”。自古而今，都有“尾大不掉”的累累教训，我们不妨看看正反两个例子。

春秋时期，楚灵王因弟弟公子弃疾立军功，封他到蔡国去做蔡公。他问大夫申无宇：“我把弃疾封为蔡公，你怎么看？”申无宇说：“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左传·昭公十一年》）意为：“我听说，诸如太子、母弟、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样的大族，不宜安置于边境；而低贱、年少、疏远、新进、小宗这样的出身，不宜放在身边。现在弃疾地位尊贵，而放置在外；郑丹是郑国弃臣，却安置在内，恐怕不妥。”接着楚灵王又问：“国都之外另有大城，你怎看？”申无宇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他意在提醒楚灵王，封弃疾为蔡公、国都之外另建大城均有很大的隐患，切不可冒险行事。

申无宇走后，灵王又揣摩了一下，认为公子弃疾是自己最宠信的弟弟，一向忠顺，肯定不会背叛自己，还是决定将弟弟分封到蔡去做诸侯。不料没过几年，弃疾的势力越来越大，这时楚灵王的虐政引起国内动乱，弃疾率陈蔡之师破楚都郢——他当然不是来保护楚灵王，而是来取而代之的。而后，弃疾果然如愿当上了楚国国君，即历史上的楚平王。后来人们用“尾大不掉”来比喻部下势力强大，不听从上级的调动和指挥。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与“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盐铁论》）如出一辙。在西汉盐铁大辩论会上，大夫们说，“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可为什么有称霸资源的齐国分崩离析了呢？原因就是“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让田氏家族垄断了大海这个国有资源，在这一行业里长期深耕，独占渔盐之利，这根大尾巴势力越来越强盛，最后敢跟国君叫板。可见，对国君来说，“尾大”岂止是不听从指挥那么简单，而是危及身家性命和国家社稷之事。

楚平王是楚灵王的亲弟弟，尾大尚且伤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尾巴”，就更可能伤及自身了。曹魏时期的曹冏在《六代论》中将此一语道破：“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故历朝历代，国君对那些功高震主，坐大一方，极有可能成尾大不掉之势的，都有过血腥的打击和杀戮。毕竟，坐在最高权位上的人随时都会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人抢去，防止有能力的人抢去，就要缩尾（削弱他），断尾（杀了他）——这就叫“掉尾术”（此处的“掉”非摇动，而是减损，消除之意）。

后世君王特别注意“掉尾术”，汉高祖刘邦杀开国功臣，翦除异姓王，就是一次成功的案例。翻拣刘邦的旧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细节：当时刘邦正被项羽的军队团团围困于荥泽（今河南荥阳），急等各路诸侯派兵前来救护，可大家都坐山观虎斗，不伸援手。张良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打仗，他们都想做诸侯王，你给他们封王封侯，他们就来了。刘邦照办，各路诸侯才将部队开过来，与项羽会战于垓下。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诸侯都封出去了，刘邦如何睡得着？这些人的能力、才干、智慧、计谋，都不在刘邦之下，照此下去，刘邦一死，威权一去，估计刘氏江山就要改变颜色了。为了永保刘氏江山，八个诸侯王除长沙王吴芮得以保全性命，余者皆被诛杀。刘邦的“掉尾术”做得相当漂亮。

惜乎，刘邦还是不能深刻领悟“掉尾术”的精义，他知道“非体之尾，其可掉哉”，却不知道“同体之尾”一样“其可掉哉”，分封了大量同姓王。结果，同姓诸侯王成了尾大不掉的“大老虎”。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国势力，将这些“大老虎”打掉，让皇帝伤透了脑筋。贾谊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什么成果。到了汉景帝，情形更令人头痛，他问御史大夫晁错怎么办？晁错就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章《削藩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既然如此，不如早点动手。汉景帝开始给诸侯王找茬，楚王刘戊违犯汉丧制，削去其东海一郡；赵王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私卖官爵，削去六县。眼看削藩越来越狠，其他诸侯王坐不住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联合起来造反，借口是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遇刘氏骨肉……欲举兵诛之。”（《史记·吴王濞列传》），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

平定此乱后，汉景帝借机削除诸侯国领土，并把诸侯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回中央。自此，诸侯名义上是封君，却已失去权力。但全国仍是一大堆尾巴，直到汉武帝搞推恩令，来一次彻底的“掉尾术”，才算解决了“大尾巴”的问题。到这个时候，西汉刘氏王朝才算真正集中了君权，至少在汉武帝时，已经没有哪只“老虎”敢出来闹事了。

（选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