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林

“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近年来，随着一些与“高岗事件”有关人员撰写的回忆录公开出版，一些重要史实得以进一步澄清，但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查档事件”。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以下简称《我的八十五年》）中写道：1953年初，高岗奉毛泽东之命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以下简称“查档事件”）。2008年7月，赵家梁、张晓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再次提到了这次“查档事件”。

张秀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主管组织工作；赵家梁从1952年起任高岗秘书，张晓霁是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女儿，所以他们在回忆录中记述的这起“查档事件”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种议论和传言至今不断，一些较有影响的党史学者也把此事作为确凿的证据加以引用。由此可见，研究“高岗事件”无法回避也不应该无视这一事件。

“查档事件”的缘起及几种说法中的矛盾

最早提及“查档事件”的是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但由于她只是在私下里同来访者谈及此事，并未公开见诸文字，所以并未产生大的影响。公开论述“查档事件”的是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其中在讲到1954年3月召开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时写道：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继而提到“查档事件”的是赵家梁、张晓霁，他们以“绝密任务”为题写到：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把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高岗点头称是。

从上述两书中关于“查档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张秀山以亲历者的身份谈了来龙去脉，赵家梁甚至还描述了高岗与陈云之间的详细对话，但是他们的叙述留下了诸多疑问，彼此之间的说法也有矛盾。

张秀山叙述中的两点疑问是：第一，为什么要强调“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既然“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为什么要在秘书在场时说如此重大、敏感的事情？第二，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是否知道查阅敌伪档案之事及其目的？郭峰1952年7月到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9月任东北局委员，1953年4月接替张秀山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组织部的具体工作由郭峰负责。

赵家梁叙述中的两点疑问是：第一，赵家梁虽然在书中把“查档事件”说成是“绝密任务”，但他在书中并没有交代这项“绝密任务”他是如何知道的，高岗与陈云之间的大段对话他是如何得知的。第二，既然是“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高岗为什么不亲自去办，而是把如此重大的绝密任务“交给张秀山去办”？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才能回答毛泽东是否向高岗交代过此事以及高岗是否向张秀山交代过此事。

赵家梁明确表示他当时并不在场，郭峰认为张秀山如果落实此事他一定会知道

按照张秀山的回忆，高岗是1953年初让他去查刘少奇的有关档案的，此时高岗的秘书是赵家梁。张秀山在回忆中明确说高岗向他交代此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但赵家梁却从未说过自己当时在场。既然不在场，赵家梁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2000年1月25日，笔者在赵家梁的家中专门就“查档事件”进行了访问：“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事你有何依据？”赵家梁回答说：“我是在高岗管教期间听高岗向管教组讲的。郭峰可能知道。当时高岗交给张秀山办理，结果我不知道。”赵家梁的回答虽然简单，但从中却可以让我们澄清一个重要问题，即张秀山回忆中所说的“高岗秘书在场”并不准确。按照赵家梁自己的说法，他是在高岗被管教时才听高岗谈起此事。

不过，赵家梁的回答让我们搞清了一个问题却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郭峰是否知道此事？接下来的调查表明，赵家梁认为郭峰可能知道，而实际上郭峰明确表态自己并不知道。

2000年2月17日，笔者专门就此事请教了郭峰，郭峰回答说：

1952年普遍查阅敌伪档案确有其事，我1952年7月1日到东北局组织部报到时此项工作已经开始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中央发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当时东北局纪委张子衡同志主抓，李正亭具体负责。此事我没有参与，但知道最后材料证明张冠确有叛变行为，调离驻苏使馆不再任参赞。

事后，我们认为干部中有许多同志在做地下工作时有过被捕的经历，有许多历史问题需要审查。比如，辽东省公安局长孙雨泰等。因此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班子，由李正亭同志负责，下面分几个组，李纯六带一个，刘华带一个组，好像组织部干部处一个副处长带一个组。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时发现当时曾多次开会批判刘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但并没有发现刘少奇有任何问题。李纯六则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文件里是笔误，主张把二人合为一个人。他请示我要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我认为没有依据没有同意。他在这之前也多次找李正亭，但由于我不同意最后还是没改成。endprint

高岗事件发生后，李纯六揭发说，高岗为反刘少奇，给刘少奇栽赃，在查满洲省委档案时布置郭峰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当时我已经下放到大连，又派人去找我谈此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纯六又揭发说，当年我们审查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时的档案郭峰不让审查，弄得我又写材料证明这件事的真相。

当时清理的档案有满洲省委的，有日伪的，也有从中央调来的一部分。共整理了12卷，给中组部、中央档案馆等后，东北共留5份，东北局书记人手1份，组织部1份，我手原有1份，“文化大革命”时都交了。

1952年清理档案事基本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从未听说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没听过是高岗作的布置，张秀山也没给我讲过，张秀山是否个别进行过？但我觉得我管这件事，有动作的话一定能知道。李纯六盯着刘少奇不放能否与此事有关？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郭峰谈话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是需要特殊强调的：第一，东北局组织部普遍查阅敌伪档案确有其事，但不是张秀山和赵家梁说的1953年初或春夏之交，而是1952年7月之前。第二，这次查档工作的起因是中央发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第三，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时发现当时曾多次开会批判刘少猷革命意志衰退、生活腐化等，并没有发现刘少奇有任何问题，但参与此项工作的李纯六则认为刘少猷就是刘少奇。第四，郭峰明确说：“我从未听说有毛主席的授意，也没听过是高岗作的布置，张秀山也没给我讲过”。

郭峰谈话中提出的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但事隔近半个世纪，郭峰的回忆是否准确？哪些材料能够给予佐证呢？

从1952年7月前到1953年5月左右，东北局确实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清理敌伪档案工作

说起1952年东北局清理敌伪档案的缘由，还得从郭峰在“高岗事件”后的遭遇讲起。“高岗事件”发生后，郭峰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中的一员，下放到了位于大连地区的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第二副厂长。1959年初，郭峰被调到大连市计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调到辽宁省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郭峰于1967年再度被打倒。1968年2月13日，郭峰撰写了一份《关于清理敌伪档案问题》的交代材料。这份材料有4000多字，密密麻麻地用钢笔写在稿纸的背面，共有七张，详细地叙述了1952年东北局清理敌伪档案的由来。

这份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交代材料，对于我们解开本文提出的历史谜团极为重要。不过，虽然这份交代材料可信度很高，但就史学考证而言，一个人的叙述终究还是孤证，还有哪些原始文献能够证实郭峰说法的准确性呢？

存于公安部办公厅档案处总号128、类号4-3的档案材料，不但可以证明郭峰所讲的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确实进行了，而且还可以证明清理的结果确实是把有关文件整理成册，一部分编成了《满洲党史资料》。只不过《满洲党史资料》不是郭峰1968年讲的13册，也不是他后来讲的12册，而是14册。

这份满洲党史资料文件就是李纯六负责整理的14册《满洲党史资料》中的一件。文件的前面有李纯六写的这样一段话：“此译稿未经审核，用时还要与原日文对照审核始可。如其中有已编入十四集参考资料内者，则以参考资料所载之为准。”这份档案的前言是1952年10月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写的：

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日寇关于我们党和抗联的案卷，为了工作的需要和参考的便利，我们临时邀请几位同志来加以翻译。因为案卷颇多，时间又较匆促，他们既非专做翻译工作的人员，所译案卷又不同于一般书报，因此在译稿中词不达意甚至误译之处，在所难免；而我们又因工作较忙，且有原卷可供参考，故未暇在译稿上详加校阅。希望阅读译稿的同志，如有不明之处或发现有误译者，除以我们的正式报告为准外，可参考原卷。

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

委员会联合调查组

1952年10月

这份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东北局在1952年进行了清理敌伪档案工作，而且还让我们知道了这项工作是以“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进行的。把这份当年的原始记载与郭峰在1968年2月13日写的那份交代材料以及2000年的谈话内容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回答上述几个疑问：

第一，东北局开始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应在1952年7月前。虽然郭峰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中说这项工作始于1952年八九月间，但从后来的谈话中可知，郭峰对于自己是1952年7月1日去东北局组织部报到的印象深刻，而且他记得这项工作在他去之前已经开始了。

第二，东北局之所以开展此项工作，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发现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所以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楚张冠的问题。东北局在审查张冠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审查，所以才搞了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

第三，这次清理敌伪档案虽然分成了几个组，但实际上是以“东北局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的名义进行的。调查的结果是编辑成册了两部分材料：一是关于满洲党史资料汇编，一是有关干部历史问题敌伪档案材料汇编。

第四，虽然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并不是为刘少奇而来，“当时在这个工作上完全没有想去搞刘少奇什么问题”，但在清理满洲省委档案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工作人员把刘少猷当成刘少奇的事情。

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郭峰可能并不清楚，就是李纯六不但找过李正亭和他，要把刘少猷改为刘少奇，而且还向张秀山汇报过此事。

据参与了此项工作的黎明回忆：“查敌档的事，最早是1952年、1953年，不知为什么查档案，一部分是一般干部的，一部分是敌伪档案。我当时在组织部，不愿介入敌伪档案，就去查一般档案。李纯六去查的敌伪档案。此人可坏了，奸污妇女，去哈尔滨出差，又到百货公司去抠人家女同志手心。这么个人，原是一个县的公安局长，提到组织部的。他发现一个叫刘少猷的，硬说是刘少奇，就改了档案，向张秀山汇报，张信用他。这件事我最清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