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超

重要经验教训

古巴导弹危机是有史以来最有可能导致发生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战争的一次军事危机。而这次危机因为双方的谨慎、克制和理智，最终没有导致最坏结果的出现。其中的很多经验教训都是值得认真探讨，并且对于依然纷争不断的当今世界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形势误判是导致军事危机产生乃至升级的主要原因，而正确的形势判断则可以避免导致出现军事危机，或者起到降温和结束军事危机的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古巴导弹危机与第二次柏林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第二次柏林危机导致的结果是，赫鲁晓夫认为可以对付那位出身富家的年轻总统，而美国却认为苏联不敢采取足以引发核战争的行动。对于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首次会面的维也纳会议，约翰·纽豪斯在《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如此评价：“美国人和苏联人都输了。美国人带着好奇多于忧虑的心情抵达维也纳，离开时却为他们希望避免的危机所困扰。他们虚张声势的对手赫鲁晓夫做了肯尼迪警告他不要去做的事情，他失算了，因此把两个超级大国推上了冲突的道路，将来他将为赌博失败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原在苏联做过葛罗米柯的特别助手，后来叛逃西方的阿·谢甫琴科回忆说：“肯尼迪未能对付得了尼基塔（指赫鲁晓夫），这很危险。尼基塔觉得肯尼迪是一个弱者，认为他甚至可以恐吓肯尼迪……发现一位美国总统可以被吓住而不能以强硬的方式做出反应，这种心理作用非常重要……如果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会采取行动的话，他就不会在古巴部署导弹了。一些人直言不讳地告诫他形势可能会导致封锁，对此我们将无能为力……赫鲁晓夫对此全然不顾——因为他对肯尼迪有自己的看法。我有一次在他办公室里亲耳听他说肯尼迪是一个意志软弱的人。古巴危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也就是说，赫鲁晓夫自认为建立了对肯尼迪的心理优势，断定后者不会采取对抗行动，因此敢于在美国已经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形势误判。

赫鲁晓夫将美国入侵古巴的威胁估计得很严重，并因此而产生了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以威慑美国的想法。1962年1月，肯尼迪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观看了美国空军的轰炸演习。从1月到6月，美军还在加勒比海多次举行了两栖作战演习。这一切使得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相信美国已经做好了入侵古巴的准备。事实上，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确实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企图将卡斯特罗赶下台。说起美国为何如此仇视卡斯特罗，其实也有一定的形势误判的成分在里面。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持亲美立场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此时的卡斯特罗并非像我们一般想象的那样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采取亲苏立场。当时，卡斯特罗只是领导了一次革命，其队伍中只有少数共产党员参加，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他说：“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他的革命走向胜利并带领他的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遵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是知道有个别共产党人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但古巴共产党与他井水不犯河水……被任命为总统的卡斯特罗我们是闻所未闻。而且，古巴并没有承认我们的政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与新政权没有外交关系……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情况使我们得知劳尔·卡斯特罗（即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现任古巴领导人）是一位好的共产党员。然而，看起来他并没有把他的真实信仰告诉他的哥哥菲德尔。切·格瓦拉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其他某些人也是——也许只是我们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与任何一位古巴的新领导人都没有官方接触，所以除了小道消息之外，什么都没有。”

正因为如此，建国之初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卡斯特罗上台后仅3个月就访问美国，以寻求贷款援助。但美国因为与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从卡斯特罗发动起义那一天起就对他持敌视态度。因此，美国断然拒绝了卡斯特罗的援助请求，并支持试图推翻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碰壁的卡斯特罗这才于1959年10月首次表示可能转向苏联寻求援助，随后得到了苏联的积极回应，最终与苏联走到一起。这一过程与当年中国共产党寻求与美国方面建立联系遭到拒绝，进而迫使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再次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对于在自己“后院”与苏联勾勾搭搭的古巴，美国急欲除之而后快。肯尼迪上台伊始，中情局就至少2次下毒企图暗杀卡斯特罗。1961年11月底，肯尼迪下达了“使用我们的所有资源……帮助古巴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指令，并开始执行代号为“猫鼬行动”的针对古巴的秘密战。上文提到的“作战计划312”和 “作战计划316”，就是美国准备对古巴发起先发制人攻击的计划。

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确定，如果当时没有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是不是美国就会发起对古巴的入侵行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赫鲁晓夫虽然估计到了在“猪湾事件”中遭到失败的美国不会善罢甘休，但他却低估了美国采取对抗行动的决心，认为可以使其接受既成事实。赫鲁晓夫当时打算在9、10月秘密部署导弹后，等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再以送交信件的方式通知美国方面。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了导弹，以后美国在那儿发现了这些导弹已经安装好准备发射，美国人在使用军事手段试图摧毁我们的装置之前就得三思而后行了。”然而，拉丁美洲一向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决不允许他人染指。肯尼迪更不可能容忍苏联在已对其发出警告的情况下仍将核导弹部署在古巴，使美国本来占优势的核武器投送能力被拉平。从这一点上来说，赫鲁晓夫犯了一个严重的形势误判的错误，从而引发了一场自己没有能力控制的危机。

反观美国一方，其在危机发生后的形势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从一开始就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大顾虑是：苏联可能要在军力占有优势的柏林实施报复。而对于苏联来说，以其当时的实力决定了他们无法在美国入侵古巴时迅速增援古巴，只能选择在欧洲，更具体地说是在西柏林采取报复行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军参联会主席泰勒将军曾说：如果在柏林发生战斗，“在战斗打响前的头6个小时，我们在柏林的部队都将完蛋……我们牺牲不起5千名训练有素的军人”。也就是说，美国如果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军部署在西柏林的部队就会成为苏联报复行动的牺牲品，而在那里苏联地面部队占有绝对优势。对此赫鲁晓夫也回忆说：“美国人知道要是俄国人在古巴流了血，那美国人一定也得在德国流血。”肯尼迪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因部署在土耳其的核导弹问题对国务卿腊斯克和副国务卿鲍尔说：“因为我们不会把导弹撤出土耳其，那么也许我们不得不入侵古巴或对它实施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样我们就可能丧失柏林。这是件使我担心的事”。应该说，肯尼迪此时的形势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在危机刚发生时，他没有采纳强硬派要求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而是选择了逐步加强压力的措施，避免了迫使苏联在柏林采取报复行动的情况出现，为危机的最后解决提供了前提。当然，根据U-2在10月17日拍摄照片得出的判断，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将有16～22枚苏联核导弹可在一周内投入使用，这也为肯尼迪总统从容应对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endprint

当美国方面从莫斯科广播电台获悉赫鲁晓夫第二封信的内容后，立即感到有形势极度恶化的感觉，收到赫鲁晓夫第一封信时的轻松被一扫而光。此时，再次出现了最容易导致形势误判的情况。《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这样写道：“这封信的调子与第一封大不相同，好像赫鲁晓夫激动不安的心里话被一种由委员会批准的、更强硬的态度所代替，开价也开始高了起来：假如美国的导弹从土耳其撤走，苏联的导弹就从古巴撤离。”执委会成员、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这样形容大家当时的心情：“就犹如往我们脸上倒了一桶冰水。”此时，执委会成员们开始怀疑赫鲁晓夫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国内强硬派的控制，以至于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肯尼迪总统负责安排会见的特别助理奥唐奈等人后来在其著作《约翰尼，我们不太了解你：回忆约翰·肯尼迪》中写道：“第二封信那么不同于第一封信，这就不免引起了一些使人惊恐的问题。难道一夜之间赫鲁晓夫已被那些由于认为他甘愿同肯尼迪合作而恼火的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军国主义者推翻了吗？难道我们现在正同俄国另外一些领导人打交道吗？”如果这种担心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苏联将坚持美国无法接受的条件，最后只有打仗一条路可走了。幸而此时新近从驻莫斯科大使任上回来的卢埃林·汤普森（也就是据说提出答复赫鲁晓夫第一封信建议的那位）却持比较稳健、正确的看法，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手下已经使他相信，第一封信中的建议太让美国占便宜了，不妨试一试用在土耳其的核导弹来做一次交易。也可能正是这一看法支持了肯尼迪总统推迟一天进行军事打击的决心，终于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几乎是最后的机会。

在核战争的威胁下，卡斯特罗却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曾致信赫鲁晓夫，建议必须用核武器捍卫共产主义世界，古巴为此牺牲也无所谓，并建议赫鲁晓夫在72小时内采取行动。赫鲁晓夫看完信之后，觉得卡斯特罗疯了，仿佛要他炸掉全世界（反观西德总理阿登纳听杜勒斯说到要打核战争时，惊呼：“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别在柏林打核战争”，我们就可以理解理智的重要性了）。他回信给卡斯特罗说，请你耐心地等上三天。实际上，卡斯特罗的信可能恰恰起到了反作用，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使赫鲁晓夫考虑该结束危机了。赫鲁晓夫没有理会卡斯特罗的建议，而是采取了与美国和解的行动。如果他接受了卡斯特罗基于形势误判的建议，恐怕人类就要重新进化一次了。由此可见，对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军事危机的发展方向。

记得有一部名叫《红潮风暴》的美国影片，就讲述了一艘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失去与指挥部的联系后，险些因为形势误判而向动荡中的俄罗斯发射核导弹的故事。影片内容其实是对现实中形势误判巨大危害的反映。肯尼迪总统曾对他的弟弟、奥唐奈和特德·索伦森等人说：“在所有这一切中，巨大的危险和风险就是估计错误——判断错误。”他还提到了一本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书——《八月炮火》，并谈到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种种估计错误。他还说，看来他们多少是由于愚蠢、误会、个人的癖性、本人的自卑感和优越感而滚进战争的，战争极少是有意的。罗伯特·肯尼迪则回忆道：“双方都不希望在古巴发生战争——我们一致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有一方可能由于‘安全或者‘自尊和‘面子，而采取一种必然会使对方做出反应来的步骤。反过来，对方又由于这种安全、自尊和面子而做出再反应，终于升级为武装冲突。”麦克纳马拉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由于存在发生意外事故、失算、错觉和疏忽的危险，要颇有把握地预测诉诸武力的后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最大的教训。”对于军事危机管理，他还曾说过：“危机管理中的‘管理用词不当，你并不是去‘管理危机，因为你无法‘管理危机……危机管理是一件非常不确定而且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你必须首先避免危机”。看起来，国际军事危机管理中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不使危机发生。而最重要的阻止危机发生的措施，就是避免出现导致军事危机和促使其升级的形势误判。

军事危机出现时应该坚决采取维护自身利益的措施，但这种措施应留有余地，不能一上来就将对手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以至事态无限升级。同时，要注意给对方留出用于做出反应的时间 军事危机发生后，一方面需要坚决和及时地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措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做到出手狠、准，起码要与对方采取对等维权行动），另一方面却又要留有余地。也就是说通过危机管理，力求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控制危机升级与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使危机逐步得到缓解。对此，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6月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时说：“最重要的是，在保卫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同时，核大国必须避免发生那种会使对手不是选择屈辱性的失败就是选择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对抗。”后来，在危机谈判期间，他也一直强调这样的事实，即如果我们使苏联处于它认为将妨害到它的国家安全的境地，或者使它公开丢脸以致丧失了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对它的尊敬的话，那么，我们倒是真的要打仗了。当然，美国人认为在古巴的导弹是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安全而不是苏联的切身安全。

对于要采取坚决行动应对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这一点，执委会成员们都没有异议，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危机刚一开始，执委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对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罗伯特·肯尼迪曾给他的哥哥递了一个便条，上面写着：“我现在理解东条英机在计划偷袭珍珠港时的心情了”。当时，只有一个人是进行海上封锁的坚定支持者，这个人就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说，封锁是一种有限的压力，可根据情况需要而逐步增加起来。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引人注目而强有力的压力，这种压力能为对方所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仍然可以由我们来控制事态的发展。而坚持发动空中打击的强硬派则认为，封锁无法搞掉核导弹，甚至不能使导弹基地的工程停下来。他们还认为，对古巴的封锁还可能引诱苏联封锁西柏林。如果美国提出撤除在古巴的导弹作为解除封锁的条件，那么苏联就会提出撤除苏联周围的美国导弹为交换条件。空军参谋长李梅将军甚至为此而与总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当总统问他，苏联将有什么反应时？李梅回答说，什么反应也不会有。总统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同我们一样绝不会白白放过这些情况而什么也不干。他们在发表了那么多声明之后，决不会让我们搞掉他们的导弹、杀死大量俄国人而一点也不干些什么。如果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当然会在柏林采取行动。”endprint

会后，总统又对奥唐奈说：“你能想象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在这些将军的意见里有一点是极其有利于他们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并按照他们要我们做的去做，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就这样，总统和支持进行封锁的人经过努力，最终做出了封锁的决定。封锁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战争的军事手段，既可以给对方一定的压力，又不会立即引起对手做出强烈的反应，还可以使苏联方面有时间来重新考虑其行动。一旦不能达到目的，还可以迅速升级为更强硬的措施，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如果封锁成功，苏联人可以体面地撤退，如果不起作用，美国人还可以选择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假如一开始就采取空中打击并造成在场的大量苏联军人死亡，那么即使赫鲁晓夫足够理智，也肯定顶不住强硬派的巨大压力而被迫采取至少同样烈度的军事手段进行报复，那么事态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事实上，每个国家政府中都存在这样的强硬派，这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每个决策圈内的人处理问题方式的不同而已。肯尼迪总统后来对于军方强硬派的作风表示了理解，他曾说，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是被训练来打仗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老是反对使用武器，反对采用军事手段的话，也许我们就更要担心了，因为如果他们不愿意打仗，谁去打仗呢？约翰·纽豪斯后来说：“如果核战争或核战争威胁不能排除，总统就没有必要面对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要么在危机中屈服，要么毁灭对方的城镇，从而导致毁灭自己的城镇。总统需要各种方案，用肯尼迪的话说需要‘一种比蒙受耻辱或采取全面核行动更为广泛的选择。”

到了开始封锁时，美国采取的措施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同时也为苏联留有相当的余地。在美国发布的《关于禁止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公告》中强调：“在执行本命令时，将不使用武力，除非已进行合理的努力，将国防部长的指令传达到该船只或飞机上，而对方仍然不听或拒绝照指令行事……无论如何，非到必要时不使用武力。”执委会的成员们曾详细讨论了将发给海军的如何在隔离区内拦截商船的规定，如对方船只拒不停航，海军只可以射击其舵叶和推进器，使其丧失行驶能力，但需要避免造成任何生命损失和船只沉没。为了降低对方的担心，总统还规定对于古巴来说必不可少的油船将不再禁航之列——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油船也极少可能被用来运送弹道导弹，没有装载违禁品的其他船只也将被放行。应该说，这一规定是相当温和的，“隔离”的目标只针对进攻性武器，事实上留有很大的余地。

到了“隔离”真正实施的时候，总统亲自做出重要决定。当苏联“加加林”号和“基莫夫斯克”号货船在潜艇护航下接近封锁线时，美国人克制到了最后一刻，终于等到了苏联船只自行停航的时刻。据说，当时五角大楼的一些海军高级军官得知苏联船只没有突破封锁时大失所望，他们一直盼望击沉或俘获几艘苏联潜艇。如果当时美国直升机向护航的苏联潜艇投掷小型深水炸弹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将受到核鱼雷的反击。据一本2002年出版的名叫《狐步舞四重奏之古巴桑巴》的书披露，当时苏联潜艇艇长曾得到命令，一旦护航潜艇遭到袭击，就可以发射核鱼雷攻击美军舰艇。可以想见，如果小型深水炸弹投下去，美国人一定会得到核鱼雷的回击，那么肯尼迪就只能下令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一场核大战也就打起来了。多年以后，一位苏联运输船船长回忆说，当时他们绝不会让美国人登船检查，他已随时准备好下达炸毁自己船只的命令，以阻止美国人得到船上苏制装备特别是核武器和导弹的秘密。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美国人对苏联货船进行强行登船检查，那么结果就是苏联船只自爆沉没，而赫鲁晓夫将根据其声明中如果有船只在封锁中被击沉，苏联潜艇将进行报复，最终仍然要爆发战争甚至核战争。当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海军作战指挥部门视察时，发现海军派出1艘舰只在封锁线以外很远的地方监视1艘苏联潜艇。他当即对安德森海军上将指出，总统很希望避免不必要地搅扰任何苏联船只，必须允许其撤退，或不受羞辱地停泊在封锁区外。而安德森却并不买账，他对国防部长说，有关如何掌握封锁的问题，海军不需要听别人的任何意见，他还建议部长可以离开这间屋子了。几个月后，安德森海军上将就从海军退役，被派往葡萄牙任大使去了。

美军进行的第一次登船检查选择的目标是很有讲究的——1艘由苏联租用但属于巴拿马的货船。对这样的船只进行检查，既向苏联显示了美国实施隔离的决心，又避免了直接登上苏联船只而给其造成冒犯的危险。可以说是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很高的灵活性。肯尼迪得知赫鲁晓夫第二封信的内容后，并没有因其中的强硬立场而感到和平彻底无望。纵然后来又发生了U-2侦察机被击落（一般认为，击落U-2的命令不是来自赫鲁晓夫，而是卡斯特罗鼓动在古巴的苏军自作主张击落的）、飞行员死亡和美国侦察机误入苏联领空的事件，仍然没有让肯尼迪采取将赫鲁晓夫逼到墙角的行动。因为在肯尼迪做出的封锁决定中，曾规定一旦美国的军舰或飞机遭到攻击，必须立即反击。但在U-2被击落后进行反击，就意味着战争，而他最后必然要被迫使用核武器。肯尼迪总统要求提供绝对可靠的证据，以证实U-2是被击落而不是因事故坠毁的，他还要求“在我们最后决定将怎么办以前”，再仔细考虑一下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的含义。最终，理智让肯尼迪再次推迟了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军事打击，仍然坚持推迟了本已计划好的空中打击，而继续进行侦察飞行，如果再有飞机被击落才做出全面反应或攻击击落飞机的导弹发射场，将余地再次留给苏联方面，从而为外交途径的沟通争取了时间。

在一部以奥唐奈视角拍摄的反映古巴导弹危机的影片《13天》中（片名翻译后为《惊爆13天》，这听起来更像是一部动作片的片名，笔者认为还不如按英文片名《THIRTEEN DAYS》直译为《13天》好）有这样一个情节：奥唐奈甚至直接打电话给负责进行低空侦察的空军中校威廉·艾克，传达了总统要他们不准被击中的命令。在中校表示尽力的时候，奥唐奈则说你没有听懂，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被击中，机械故障也可以，撞山也没有关系，就是不准被子弹、炮弹、导弹等武器击中。他告诉“一头雾水”的中校，如果你们被击中，总统就会被迫还击，而这将导致情况失控。中校问谁来保护我的手下？奥唐奈回答说，总统保护你们需要使用核武器，所以请你别让他保护你们。侦察时，中校的飞机被地面防空火力击中，返回基地后他坚称是撞到了麻雀，并且在给参联会的高官们汇报时也表示没有遭到攻击。这样，就让坚持采取军事行动的军方没能找到逼使总统开战的理由。虽说片中的这一情节可能属于艺术加工，但是其中反映的却是尽量制止事态升级的思想，毕竟对主权国家进行航空侦察是违反国际法的。endprint

不仅如此，美国在隔离中还注意留给苏联一定的反应时间。在开始设置封锁线的位置时，海军规定封锁线距离古巴海岸线800海里。英国驻美国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对此表示关注，这将意味着在隔离实施后，只有几个小时就可能要进行一次拦截。他说：“为什么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好让他们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呢？”总统在与国防部长通话后，决定封锁线距古巴海岸线的距离缩短为500海里。这样一来，苏联方面就多了货船航行300海里的时间用于研究对策。在发现苏联船只停驶和返航时，肯尼迪又立即命令“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切勿采取任何行动，以给苏联船只返航的时间和机会。

反观苏联方面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在双方都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并没有命令击落侵入苏联领空的美国侦察机。而且自从U-2在古巴被击落后，再没有美国飞机被击落。我们有理由相信，赫鲁晓夫很可能给了驻古巴苏军更为严格的命令，不允许其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攻击进行侦察的美国飞机。赫鲁晓夫在古巴遭到封锁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并没有贸然对西柏林进行对等的封锁，没有使危机波及的范围扩大到欧洲——这种情况在我国军事学术界称之为“连锁反应”，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在钓鱼岛方向与日本发生军事危机或武装冲突，紧接着中印边境也出现类似的危机或冲突，这就是连锁反应。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那么古巴导弹危机就要升格了，成为柏林和古巴危机了。所幸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当时美苏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毫无例外地都受到了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正因为他们顶住了这种压力，才没有让一场核大战爆发。

10月26日晚上，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弟弟说：“……我们做了一切努力去寻求和平，做了一切努力使我们的对手有回旋的余地。我并不准备把俄国人逼到超过必要的境地”。这可能就是肯尼迪能够圆满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秘诀”吧！1967年，罗伯特·肯尼迪根据导弹危机期间的日记写成了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十三天》，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设身处地为别的国家着想是很重要的”，并将之称为古巴导弹危机所得出的最后一条教训。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大家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

采取的对应措施应以实力为基础，特别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绝不能超出实力所允许的程度。也就是说手段与目标的匹配要平衡，同时应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应对准备，对敌方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展示出为了自身根本利益不惜举国一战的决心 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国家要想做某件事情，那么他或他们就一定要具有做这件事的能力。打个极为简单的比方，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小学生去解答大学课程里的问题，并且还想得到正确答案，你只能让小学生解答小学课程里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处理国际军事危机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这样做出的决策才可能起到有益的作用。阿·谢甫琴科对赫鲁晓夫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发出的战争威胁是这样看的：“那只是一种恐吓性威胁，他绝不想发动战争……苏联领导人未必尊重美国总统，但他们的的确确尊重他们所谓的军力对比，赫鲁晓夫清楚美国占有优势。”事实确实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军力对比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

美国人之所以一开始就采用海上封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隔离”，并多次计划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正是建立在其强大的海空军军事实力之上的。美国一开始投入封锁行动的海军兵力就达16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和6艘补给舰以及150艘其他后备舰只，几天后这支封锁兵力就增加到25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几艘潜艇和若干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辅助船只。这样强大的封锁兵力不是一个海军弱国可以提供的，要知道此时美国正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还在除了古巴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庞大的海军兵力。而苏联用于试图突破封锁线的海上兵力只有6艘F级潜艇，剩下的就只有那些毫无自卫能力的货船了。这些潜艇在古巴海域或从大西洋驶向古巴时，在美军反潜兵力的连续追踪和骚扰下不断被迫浮出水面，后来有资料指出其中1艘还受到了损伤。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苏联突破封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也是美国人为什么能够最终接受封锁而不是空中打击的内在条件之一，因为封锁可以施加给苏联人其不可抗拒的压力。如果双方的角色发生倒转的话，美国人肯定不可能选择封锁作为首选措施。苏联海军在1954年至1958年建造的主力驱逐舰“科特林”级及其改进型驱逐舰（即我国051型“旅大”级驱逐舰的原型）排水量只有3000多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才开始发展更大的水面舰艇，航空母舰当时还是空白。以这样的水面舰艇编队在没有航母掩护的情况下，到距离苏联1.1万千米的古巴海域与美国海军对抗无疑是自寻死路。可以说，美国人建立的隔离措施始终没有受到苏联的有力挑战，而一直持续到危机结束，苏联海军羸弱的实力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美国人计划的空中打击和对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威胁，同样也是建立在实力对比占优的前提之下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空军和防空军共拥有战机1.2万架，其中约8000架是喷气式歼击机（这一数量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重新加快发展常规力量后的数字，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则更少）。这些歼击机基本上是按照苏联要地防空的思路设计的，机动性较好，但航程和火力方面都不如美国战斗机，根本无法在距离1.1万千米之外的古巴使用。而同时期，美军却拥有固定翼战机2万余架。正因为空中力量的优势，美国人才得以几乎是畅通无阻地在古巴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按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每天早晚有8架飞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低空侦察飞行，以配合高空的U-2进行照相侦察。核打击能力方面也是如此。1962年，美国部署了洲际弹道导弹294枚、潜射弹道导弹144枚、远程轰炸机630架；苏联则部署洲际弹道导弹120枚、潜射弹道导弹72枚、远程轰炸机133架。美国空军此时拥有的主力轰炸机是B-47和B-52轰炸机。这两种轰炸机性能十分优越，其中B-52轰炸机可以从美国本土直抵苏联进行轰炸，相对于苏联同期使用的图-4轰炸机（美国二战时期B-29轰炸机的美国仿制型）、米亚-4轰炸机（一种不成功的重型喷气式轰炸机，主要缺陷是航程不够）和图-16中程轰炸机在各项性能上都要优越得多。美国在各方面均占有巨大优势。而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用靠近美国部署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来弥补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劣势。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危机爆发后立即让162枚各型洲际弹道导弹做好了发射准备；数百架B-47轰炸机和B-52轰炸机装载实弹进行了分散部署，准备对古巴采取空袭行动，其中90架B-52轰炸机携带核弹轮流在大西洋上空进行作战值班。这样一来，美国动用的核武器投送工具的数量甚至都远远超过了苏联拥有的同类武器的数量。真要打起来，美国固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苏联的损失将会远远超过美国，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核战争没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基础之上的。endprint

虽然最初美国曾因为苏联采取各种战略欺骗措施，一度认为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即所谓的“导弹差距”。但此时美国人已经知晓了，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知晓了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实际上处于很大的劣势。1961年夏季回收的侦察卫星照片显示，苏联远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仍处于初始阶段。一个名叫潘科夫斯基——当时是苏军上校的美国间谍，甚至给美方提供了内容包括苏联部署的导弹数量、SS-6洲际弹道导弹遇到的技术难题、决定放弃SS-6导弹的高层会议的记录摘要以及此项计划的完成要比预计晚1年的官方文件。9月6日，中情局承认它对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估计“大概太高”。一个月后，国防部副部长基尔帕特里克正式对外宣称，美国的战略部队较之苏联要强大得多。看到战略欺骗措施已失效而且实力不济的赫鲁晓夫因此不敢和美国打核战争。而肯尼迪也一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全人类都完了，谁被炸得惨一点就毫无意义了。在那个冷战最疯狂的时代，也许只有核武器可以让大家同归于尽的巨大破坏力才可能让双方真正冷静下来。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场世界大国，不管是军事大国还是经济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或战争，对全球经济的破坏力恐怕也足以让各国领导人不寒而栗。

尽管肯尼迪知道赫鲁晓夫不会疯狂到要打一场核战争的程度，但是他和顾问们并没有因此放松进行战争的准备。除了上面曾提到的种种作战准备，美国还采取了很多其他措施。10月20日，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做出封锁决定的当天，他刚刚从外地赶回华盛顿时就已经得知，全球美军都已经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这一级别战备状态的主要内容是军队所有休假被取消，人员都被召回，洲际弹道导弹处于待发状态，弹道导弹核潜艇驶出港口进行战备巡逻，轰炸机被疏散到包括民用机场的各个机场，各部队的作战参谋昼夜值班。坚定支持进行封锁的麦克纳马拉也没有把希望全部放在封锁上。他在执委会会议的会场上打电话通知军方，命令4个战术空军中队做好随时开始进行空中打击的准备，以便于在总统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时立即投入战斗。也就在这一天晚上，美军开始向佛罗里达州和东南部各地集结，其中美国陆军第1装甲师开进了佐治亚州，另外有5个师也处于戒备状态，在关塔那摩的海军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24日这一天，美国决定给苏联人造成一种战略空军部队——即负责管理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空军部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的印象。因此，战略空军司令部受命进入二级战备状态，据说这是截止到当时美军唯一一次进入这种状态。在下达命令时，军方高层告诉参谋“犯一个小小的错误，不要用密码下达命令”。这使得苏联在白宫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得知美国战略空军部队已经进入二级战备状态。虽说，这种情况并非出自肯尼迪总统的本意，但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却是总统做出的决定。这样一来，苏联得知了美国不惜一战的决心，反而促成了危机解决进程的加快，这可能是与军方高层的愿意不相符合的。美国那架因迷航进入苏联领空的侦察机，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苏联人多半会将其认作1架在核轰炸前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

也就是说，真正做好破釜沉舟、不惜一战准备的时候，也许就是对手放弃使事态进一步升级想法的时候，从而真正为解决军事危机创造条件。这实际上就是军事威慑在军事危机管理中的应用，而这一原则在任何军事行动中也都是适用的。在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里，可能只有举国一战的坚定决心才能让那些狐假虎威的人（这类人最后恐怕只能落得为他人火中取栗的下场）收敛其野心。

（未完待续）

（编辑/弓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