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石川

作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编辑部专职评论员

因擅长撰写文史掌故而被誉为“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在其《艺林散叶》中记载了晚清名臣李鸿章的一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李鸿章究竟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尚需考证。不过，这句话流传甚广，也颇为不少人赞同。

这话应分两方面看，当庸官、懒官、逍遥官、太平官确实容易，这样的官只有唱功、没有做功，见到困难就躲、碰到麻烦就绕；这样的官得过且过、政绩平平，不想干事、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这样的官，可能争权夺利上有一套，贪污受贿上有一手。因此，官确实好当。但是，当好官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这些并不容易做到。此外，“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在各种诱惑下，洁身自好确实不太容易。

在当下的语境中，一些官员不断诉苦，甚至感叹“官不好当”“官不聊生”，其背景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以及反“四风”等等。密集规定出台后，一些官员确实没以前爽了，比如公款大吃大喝没那么容易了，到娱乐场所潇洒被盯住了，办公面积超标得清退了，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被禁止了，靠婚丧嫁娶敛财要吃苦头了，连公款买贺年卡、烟花爆竹都被叫停了，甚至领导干部都不能在办公室抽烟……上述种种，其实本就不该存在，中央出台一些禁令，只不过通过制度约束使公务员岗位走回原点，变得纯粹，都是该管的，管得并不过分，也不出格，公务员有何理由诉苦、抱怨，或喟叹“官不好当”？

难道依旧公款大吃大喝、住超标房、开超标车，或者饕餮民脂民膏，才算正常？某些官员的逻辑是这样的，多吃多占了，现在让他们吐出来或者不让他们多吃多占，他们就大呼受不了，甚至感觉吃亏了，这显然很荒诞。

官不好当，于是一些官员便消极怠工。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官员的薪酬来自纳税人，为纳税人服务本是分内事，岂可尸位素餐？遵守规定、接受监督，本是义务，又岂可腹诽，以怠工或“罢工”为抗议？清朝清官蔡信芳离任时，面对送行的民众，赋诗一首：“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秦川一寸棉。回看群黎终有愧，长亭一别心黯然。”他觉得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怕辜负了民众。我们今天的官员显然更应有觉悟、有使命感、有高境界，在任时恪尽职守，离任时才不会遗憾。政声人去后，一名官员到底做得好不好，民众心里最有数。

古有苏堤的佳话。说的是苏东坡任杭州刺史时，疏浚西湖，并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苏东坡曾写诗谈及：“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这条堤岸，现如今已经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名曰“苏堤春晓”。“苏堤”二字，可看出民众对苏东坡的感谢与缅怀。今有焦桐的美好故事。在兰考城关乡韩陵村村口，有一棵泡桐，是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兰考人称之为“焦桐”。

焦裕禄在 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仅有18个月，但他上任之初就身先士卒，带病实干，带领全县民众治沙、治碱、治水，最终倒在岗位上。尽管罹患肝癌，但焦裕禄“心里只装着群众，只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据报道，焦裕禄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因此，他留下了好名声，民众对他念念不忘。

按照现在一些人的逻辑，苏东坡被贬往杭州，完全可以撂挑子不干，或者混日子，但他兢兢业业，为民谋利。而焦裕禄所在的兰考，条件极其恶劣，要治沙、治碱、治水，他也完全可以拈轻怕重，或者象征性地做点儿表面文章，但他没有，而是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人心是杆秤，民众的情感最朴实，地方官有没有做事，做了什么事，民众心里一清二楚。有的官员离任了，民众相送，执手相看泪眼；有的官员落马了，当地民众放鞭炮，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当然，“为官有为”不等于可以乱为。有的官员貌似有为，但热衷于形象工程，这样的“为”就是劳民伤财；有的官员看似有为，但把精力放在敛财上，这样的“为”就是犯罪；还有的官员片面理解“为”，寅吃卯粮，过度透支财政，离任了给当地留下烂摊子，这样的“为”不要也罢。

习近平同志曾撰写过一篇题为《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的评论文章。文章中指出，古往今来，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正所谓权为民所用，官员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为何还有一些官员老是抱怨？如果实在不干事，那就辞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