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祖善

陈建华、陈洁编著的《民国音乐史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于 2005年5月出版。编著者陈建华、陈洁系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位教授，是我国音乐理论学术领域里的一对父女学者。陈建华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其著作颇丰；其女陈洁博士、副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父女二人携手通力合作，查阅参考了大量文献，费时两年半之久，三易其稿，方才成书。此书记述了 1912年至 1949年间我国的重大音乐事件，逐年按月份先后加以编撰纪录，各年份均附有当年出版的音乐书谱目录。此书仿佛是一把时光的篦子，将民国音乐史缜密地梳理了一遍。陈洁所著的《上海美专音乐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2年11月出版。此书宛如一组探照灯，照亮了一片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艺术园地。《民国音乐史年谱》与《上海美专音乐史》的出版，填补了不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空白，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与挖掘工作，其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影响力不容低估。

上列两本中国近现代音乐断代史姐妹篇所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读之令人豁然开朗，获益匪浅。以下是笔者对上述两书涉及的相关事件和关于“重写音乐史”的思考。

一、国歌

民国二年（1913年）

2月26日 教育部致函蔡元培、张謇、严复、梁启超等人，商请撰著国歌一事。

民国四年（1915年）

5月22日 袁世凯政府颁布了由王露作曲的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歌谱，歌词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满洲正白旗人荫昌所作。

民国八年（1919年）

国会举行开院典礼，奏乐时需用国歌，内务部函商于教育部，遂以汪荣宝（衮甫）作词，外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作曲的《卿云歌》作为国歌临时演奏。[1]

民国九年（1920年）

4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国歌研究会决定仍用《卿云歌》的歌词，萧友梅所谱之曲为国歌。

民国十年（1921年）

3月31日 国务院呈请大总统颁行国歌孙中山对此作出批复：“呈悉，准如所拟办理，即由教育部通行尊照。此令。 ”萧友梅根据古诗作曲的《卿云歌》被定为国歌。

[2]

1929年，适逢国民党中央以孙中山的《黄埔军校训词》作为《中国国民党党歌》歌词，向全国征求曲谱。程懋筠的曲作经评选得中获奖。后改为《中华民国国歌》。[3]

《民国音乐史年谱》作为断代史年谱的局限，未能涉及我国国歌的起源乃在所难免。追溯以往，我国第一首国歌《普天乐》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作于 1880年，上奏朝廷未获批准，但在海外曾作为清朝国歌演奏过。 1906年，清末陆军部成立谱制的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当年曾以此军歌权代国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前约一个月，清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官方国歌《巩金瓯》，很快沦为世界上最短命的国歌。 1912年2月，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五旗共和歌》曾颁布为中华民国临时国歌。

二、郑觐文、柳尧章与“大同乐会”

是年（1920年）郑觐文（1872一1935）创建民间职业化音乐团体“大同乐会”（1931年）1月30日 大同乐会仿造古乐器163种已全部完成，计有弹拨乐器35种，拉弦乐器20种，吹奏乐器43种，敲击乐器60种，音乐律乐器5种。[4]

柳尧章（ 1905一1996）对民族音乐的贡献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改编了中国乐曲《春江花月夜》，挖掘、整理《月儿高》；二是帮助郑觐文组织大乐队，并编写《国民大乐》。该乐队高、中、低音声部齐全，吹、拉、弹、击齐备，乃是现代国乐队的雏形。

[5]郑觐文、柳尧章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器乐艺术的巨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6]

三、第一支中国管弦乐队

《上海美专音乐史》提到程懋筠于 1933年“创办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 ”。[7]

1984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有关曾志的条目中，载有 “1908至1912年在上海与高寿田、冯亚雄创办中国贫儿院，任院长。院内设音乐部，有管弦乐队等”之内容。而在《民国音乐史年谱》民国二年（ 1913年）一节中，亦有 “上海贫儿院监理曾志北上，在北京与冯亚雄组织成立‘中西音乐会，以中西乐器伴奏京剧，上海贫儿院部分学生参加中西音乐会工作”的记载，可见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比程懋筠创办的管弦乐队要早得多。此后， 1924年梅兰芳排演《西施》一剧时，由戏曲音乐家、京剧琴师王少卿（1899-1957）首次加用二胡，并与京胡密切配合，丰富了京剧旦角的伴奏音乐。相比之下，曾志

、冯亚雄“以中西乐器伴奏京剧”之举更富有开创意义，但因此称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就是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似乎为时过早。

2012年8月29日，《音乐周报》载周皓《康熙皇帝拉过小提琴》一文，提及“到了乾隆时期（ 1735-1795年在位），宫中的乐队已经发展到了 18人，全部由小太监构成，其中小提琴十支、大提琴两支、贝斯一直（支）、还有几门其他的乐器。一群小太监，穿着专门款式的西洋乐师制服在公众（场合）演奏，这样独特的场景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团场景，实在有趣。 ”笔者为此曾打电话询问周皓此文的资料来源，周皓给笔者回了短信：“大约是 2012年夏天，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个关于中国古籍乐谱发掘的会议”中提供的相关资料。

列宁在《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中写道：“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8]为澄清历史较为久远的音乐史事件，中国当代音乐史学家们，仍须坚持不懈地努力，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和研判，才能使某些历史难题还其庐山真面目。

四、第一首以抗日为题材的合唱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 黄自合唱曲《抗日歌》在上海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首以抗日为题材的合唱曲。[9]

据黄旭东、汪朴编著的《萧友梅编年记事稿》[10]记载了萧友梅“率先创作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为义勇军作）》（骆凤嶙词）。[11]可见，第一首以抗日为题材的合唱曲是萧友梅创作的二部合唱《从军歌（为义勇军作）》[12]。

五、聂耳与百代唱片公司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4月 聂耳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副主任，该年夏组织百代国乐队将聂耳的《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任光的《彩云追月》、黄贻钧的《花好月圆》等作品录制成唱片发行，在传播和扩大民族音乐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3]

上述“将聂耳的《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 ”这段文字以及近年来其他一些著作和出版物如《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一书内刊有“聂耳创作并演奏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七首民间乐曲的唱片”的文字与图片；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一书中写有：“聂耳也曾对发展民乐合奏事业和民乐合奏创作做出自己的贡献。经他的建议在百代公司成立了一个职业性的‘森森国乐团，并以此推动了新的民乐合奏创作的试探，如《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六首作品就是他为此目的而创编的”而在《中国音乐词典》聂耳条目中写道“选编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四首民族器乐合奏曲”；在《聂耳全集》上卷“音乐编三、民族器乐合奏曲”的“编者说明”：“编者特地约请了一些作曲家根据聂耳的原谱，将其中的三首民族器乐曲编配成适于我国中型民族乐队用的合奏谱”，即“《翠湖春晓》聂耳编曲刘文金配器（计 73小节）、《金蛇狂舞》聂耳编曲顾冠仁配器（计 151 小节）、《山国情侣》聂耳编曲秦鹏章配器（计 96小节） ”。在附录“音乐作品年表”中《翠湖春晓》《金蛇狂舞》《昭君和番》均注明为“民族器乐合奏曲”、“根据民间乐曲编曲”。《中国大百科全书 ·音乐舞蹈卷》（1984年4月出版）的聂耳条目写道“选编并领导演奏录制了《金蛇狂舞》等 7首民族器乐曲”。这些记述均与史实不符。笔者无意抹杀聂耳在推动民族器乐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只是希望对历史事件予以实事求是的纪录。

所谓“聂耳的原谱”乃子虚乌有，亦不存在“聂耳创作”与“聂耳编曲”之说。当年的“百代公司”唱片文字说明写得一清二楚：“百代国乐队合奏翠湖春晓聂耳选曲并领导王芝泉二胡洋琴陈中二胡箫林志音笛铃鼓徐骏佳琵琶笙”，此外还印有52小节简谱，唱片编号为 No.34610A；而《金蛇狂舞》略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两名演奏者：“陈梦庚锣聂耳双清”，印有 56小节简谱[14]，唱片编号为 No.34610B；《山国情侣》由四名演奏者录制：林志音（树叶 ·笛·唢呐 ·铃 · 鼓 ·锣）、陈中（二胡 ·月琴）、徐骏佳（琵琶）、聂耳（双清），印有简谱 3段：开始的“玉娥郎”（奏二次），中间的“大红公鸡”（奏三次），最后的“玉娥郎”（奏一次），唱片编号为 No.34662-B，由“聂耳选曲并领导”的仅上述三首。而唱片编号为 No.34662-A《高山流水》仅注明：“林志音二胡陈中月琴徐骏佳扬琴”而已。 1934年11月聂耳离开“百代国乐队”之后，该乐队由任光主持，其后录制的《晚来香舞》（任光作曲，片号： No.

34832A）、《彩云追月》（任光作曲，片号： No.34882B）、《春光舞》《花好月圆》（黄贻钧作曲，片号为 No.34883A-B）、《朝元歌》（片号为 No.35032A）、《水龙吟》（片号为 No.35032B）以及于 1935年最后录制的两首乐曲：《傍妆台》和《鹧鸪飞》（片号为35033A-B）均与聂耳无关。当年百代唱片公司按作曲壹佰大洋，编曲伍拾大洋，选曲贰拾伍大洋支付酬金，可见对“作曲”、“编曲”和“选曲”有明确的界定。

六、《人民音乐》创刊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人民音乐》（月刊）在佳木斯创刊，向隅、何士德、吕骥、任虹、王一丁编，（沈阳）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6开本。出3期后停刊。1948年10月在哈尔滨复刊，期数另起，自第2期起又迁沈阳出版。[15]

上述出版社应为 “（沈阳）人民出版社”。1948年10月复刊后出版了“新一卷第一期”、“新一卷第二、三期合刊”（1949年 3月）、“新一卷第四期”（1949年7月）。[16]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中国音乐家协会杂志社出版的《人民音乐》（月刊）于 1950年9月创刊。 2008年，笔者曾将黑龙江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提供的上述东北出版的老版《人民音乐》（月刊）的复印件寄给《人民音乐》的主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人民音乐》负责人对此不予理采。 2010年，《人民音乐》举办创刊 60周年庆祝活动，被采访的众多音乐家都围绕《人民音乐》创刊 60周年发表了感言，老版《人民音乐》却无人提及，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国人宁可把由洋人于 1879年办的管乐队认作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并以 1879年作为上海交响乐团团龄的起始点，这已成为公认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史实，而不承认由自己人办的老版《人民音乐》的历史，岂非咄咄怪事？！

七、李抱忱与“重写音乐史”

在《年谱》中几次提到李抱忱的编著：《混声合唱曲集》第一集（线谱版， 1932），《普天同唱集》（1932，钢琴伴奏谱），《混声合唱曲集》第二集（ 1933），《独唱曲选》第一集（ 1933）以及《新音乐手册》（李抱忱等著， 1942）。

李抱忱何许人也？

这位以其合唱作品《人生如蜜》入选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李抱忱（ 1907-1979）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了。在《中国音乐词典 ·续编》中有其条目，台湾学者颜廷阶编撰的《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1992）亦列有其传略，但均未全面地反映出李抱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贡献，其原因在于有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叙述“作为理论活动，长期以来同样受到‘左的影响及干扰，对他们（指聂耳、冼星海）本人及活动在同一音乐历史阶段中的先行者、友人及同志还缺乏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分析。在热情肯定他们的同时，往往有不恰当的‘排他 情绪。这也是无庸讳言的。 ”[17]

事实上，岂止是 “‘左的影响及干扰”和“往往有不恰当的‘排他情绪”所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改革开放之前，“左”的文艺路线和思想在中国文艺界占统治地位长达 30年之久。因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被写成了一部“革命的音乐史”、一部以革命音乐为主线和以聂耳为旗帜的新音乐运动史；众多“资产阶级学院派”、“右派”音乐家成为革命的对象，长期被“利用、限制、改造”；而被排斥，被遗忘，甚至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者无数。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程懋筠（ 1900-1957）“因曾为《中华民国国歌》作曲而遭清算”[18]。试问：为《中华民国国歌》作曲就意味着反动、有罪吗？须知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土，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19]取材于孙中山 1924年《黄埔军校训词》，谈何反动、有罪？“这首《中华民国国歌》曾在 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选为‘世界最佳国歌。而最为助长国人志气的演奏则是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种在中国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中，均要奏响‘国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代表着中国人特殊的尊严和抗战情怀。 ”[20]今天，国人若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程懋筠究竟是功臣？还是罪人？

程懋筠 1933年应聘回南昌主持创办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任主任委员，所创办《音乐教育》月刊，影响全国；创办管弦乐队，设音乐传习班、合唱队，抗日战争中扩充为抗敌歌咏团。 1938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发起组织南昌抗日歌咏协会，程懋筠主持的音教会成为中坚力量，创作了近百首歌曲和歌词，如《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好铁要打钉》等，广为流传；编印《音教抗战曲集》，发向各地，鼓舞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以然云笔名创作《新中国颂》等歌曲。[21]尽管在大陆解放前夕，有人“曾特意安排程懋筠前去台湾。但是，安排妥当后，程懋筠毅然决定留在中国大陆”[22]。由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没落，遂使《中华民国国歌》变成了一个被历史唾弃的符号，程懋筠虽然执意留在大陆，但怎么可能逃脱他意想不到的厄运呢？

还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真实面目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2001年第 1期《音乐艺术》发表了戴鹏海先生的论文《“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以下简称《重写》）。戴鹏海先生作为一名学识渊博、有良知的中国音乐史论学者，奋笔疾书、大声疾呼：“重写音乐史！ ”《重写》是一篇“宣言书”。它指出自 50年后期编写的中国现代音乐史以及 80年代以来正式出版的同类著作（以“汪著”为代表）在“左”倾指导思想的主导下，其纪录与论述存在的片面性与偏颇，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清除‘左倾僵化思想的影响，勇于突破原有的史稿写作模式，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出‘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 30年间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发展面貌。 ”《重写》是一篇范文。戴鹏海先生满腔热情、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李抱忱对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的卓越贡献，指出李抱忱的合唱代表作是其《出征歌》而非《人生如蜜》，介绍了李抱忱在抗战期间填词的《念故乡》和《我所爱的大中华》广为流传的佳话，以及 1998年出现的《寻找〈我所爱的大中华〉乐谱》感动了海峡两岸乐人的故事，指出其编的《中国抗战歌曲集》（附有中英文歌词对照及钢琴伴奏谱， 1939年加尔各答彩印有限公司初版， 1944年增订版）是其毕生音乐活动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成就。文中指出李抱忱是中国男性合唱指挥家第一人，对中国合唱艺术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李抱忱两度赴美国深造并获博士学位，历任耶鲁、衣阿华等大学教授、系主任，成立中文合唱团介绍中国合唱作品；出版了《李抱忱歌曲集》（两集）及《合唱指挥法》等著作似乎已被世人遗忘的李抱忱在戴鹏海的笔下复活了！

《重写》一文继承了我国长期治史实践中形成的崇尚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其激情的理性批判令人折服。发表《重写》一文本身就意味着“重写音乐史”业已发轫！而近年来《民国音乐史年谱》和《上海美专音乐史》等专著的出版，更表明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前景一片光明。

注释：

[1]此条所记年份应为1913年 4月8日，J e a n Hautstont系比利时作曲家。[2][4][13][15]引自陈建华、陈洁：《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

[3]引自陈洁：《上海美专音乐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需说明的是其歌词是由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根据孙中山先生1924年《黄埔军校训词》合作改编的。

[5]同[3]，第83页。[6]《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第45页及《上海美专音乐史》第82页计为“164件”有误。[7]《上海美专音乐史》的第43页和第101页两处内容重复。

[8] 转引自毛泽东《矛盾论》。

[9]同[2]，此段文字与本书第114页9月23日之内容及《上海美专音乐史》第211页“10月初，美专音乐系宋寿昌教授作《为四万万同胞争生存》抗日救国歌之内容相悖。

[10]黄旭东、汪朴编：《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1]此歌刊于1931年9月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编印的《抗日救国歌》；黄自、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等也相继创作了一批抗日爱国歌曲。

[12]在《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第144页至第145页与《上海美专音乐史》第211页中“9月23日 萧友梅作《义勇军》 ”、“10月-12月萧友梅为义勇军写作的《军歌》 ”系《从军歌（为义勇军作）》之误。

[14]第10小节—第56小节标有反复记号，乐谱右下端印有“注 第一次琵琶独奏”字样。

[16]李文如：《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 ·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17]程云：《热情、客观、深入地认识聂耳与冼星海（代序）》，转引中国聂耳、冼星海学会：《论聂冼》，1985年版。[18][21]陈洁：《上海美专音乐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19]沧浪云、李煞等：《民国音乐：未央》，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