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存知

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现阶段分配差距大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几乎成为全民的共识。

对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垄断行业高收入，二是所谓的低收入阶层包括公务员的低工资。怎样看待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当前低收入阶层到底包括哪些？公务员的工资到底是高还是低？以什么为判断的标准？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容易激发争议甚或引发对抗的论题。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

首先要弄清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工资收入？发放劳动工资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一个人很难自给自足，只要其脱离自给自足的状态，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都是雇佣劳动者。政府机关招录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聘用的员工，本质上均是雇佣劳动者。不同的职业和岗位，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雇佣劳动者的典型特征就是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因此，依托工资收入所能获取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劳动者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可见，除了少数例外，如义务劳动或志愿者，一般情况下，每个劳动者都是需要工资收入的。且从人的本性上推断，每个劳动者本能的都会希望本人的工资收入越高越好。

实际情况是，每个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到底得到多少工资收入，不是由他本人说了算，而是由雇主（国家和单位）说了算。雇主发放劳动工资的基本依据一是看在其雇员所创造的总收入中，有多少钱可以以工资的形式分给雇员，即先确定雇员的工资总额。雇主在其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扣除其不可避免的成本，一般会在雇员的工资和资本利得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在法律规范上，一般是进一步扣除雇员工资这个可变成本之后，才形成资本利得；但在实践中，雇主往往会先确保必要的资本利得水平，然后倒推出雇员的工资总水平。这个决定因素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府财政没钱，就不可能给其雇员加工资；企业等一切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若没有必要的收入和盈余，也不可能给其雇员加薪。由于不同雇主（政府和经济组织）的收入和盈余水平有差异，不同的雇主代表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所以，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其工资收入水平及其提高的程度，也就在客观上有差异。不承认这种差距，或人为地缩减这种差距，是有违经济规律的。从雇主角度看，给其雇员发放工资，受经济学上成本与效益规律的支配，雇员创造的效益高，雇主理应给其发放较高的工资，这里只是现实与逻辑的关系倒置而已，并不改变问题的本质。这是决定劳动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外因。

雇主给雇员发放劳动工资的第二个基本依据是，对不同岗位雇员的资质要求以及生成拟定资质的费用水平，具体讲就是，维持雇员生存的费用加上雇员为掌握特定劳动技能的教育培训费用。前者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劳动者之间，一般大体相同，但在不同地区，由于生活习惯和物价水平的差异，客观存在费用差距。关于雇员的教育培训费用，作为特定的劳动技能，一般在受雇前就应具备，所以无论从假设上还是从现实看，大多是雇员本身付出的，所以应以工资的形式进行补偿。由于不同的岗位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有差异，所以支付给劳动者这方面工资，也就有差别。进一步，由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对劳动者投入劳动量的需求有别，一般情况下，需要劳动者投入的劳动量越大，雇主对这种劳动付出的工资补偿标准也就越高，这进而也扩大了劳动者的工资差别。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劳动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与其工资收入成正比例变化。从雇员角度看，领取雇主发放的工资，受经济学上投入与产出规律的支配，高素质劳动者的成长费用较高，理应获得较高的工资予以补偿。这是决定劳动者各自工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的内因。这个决定因素在实践中要求，劳动者必须勤劳，必须尽可能接受教育培训以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必须尽可能地为雇主提供劳动贡献，才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不少人厌恶劳动，厌恶刻苦学习，厌恶参加教育培训提高素质，但求一夜暴富，除了用懒惰痴梦来解释外，实在找不到科学依据。

从以上两个决定劳动工资的依据进一步分析，劳动者的劳动工资本身是有差别的。这种工资收入上的差别，客观上是否具有可比性呢？答案是既不可比，又可比。说其不可比，是基于根据事物的同质性才具有可比性这个基本的科学常识，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职级和不同地区对劳动者的禀赋（人才质量或素质）要求不同，雇主给其支付的工资也不同，进而不具有可比性，这是绝对的。

承认劳动工资的天然差异，是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实际上，关于工资收入的差异，在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那里，就有十分精彩的论断。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劳动工资时就说过，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有尊卑而不相同。劳动工资的差异，古今中外均存在。

人们之所以要把劳动工资这个本质上不可比的事物拿来进行对比，主要是习惯和劳动力转移的人性要求使然。从习惯看，都是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人们自然会对收入的差距进行横向对比，且对比的标准，不看过程和内容，只看结果，即最终到手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从劳动力转移看，人类的经济活动以逐利为基本的动力和导标，不同的工资收入水平，这种差距是引导人们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择业的内在冲动，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均遵循自愿（志愿）的原则，这种逐利的自愿选择，是古今中外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规律。

若上述立论成立的话，则接下来就衍生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人们对现存劳动工资收入差异的容忍程度。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能承受多大的工资收入差距呢？这在实践中是一个很难量化回答的问题。根据经验，在一般情况下，这既取决于当时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也取决于当时的舆论宣传对人们心理的冲击，并且与前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据此，认识和控制社会对劳动工资差距的容忍程度，首要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而引导社会舆论的过度宣传。否则，这种容忍度超过极限，就会带来下面第二个问题。其二，工资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反过来，劳动力供求关系也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超过收入差距容忍度后，要么会出现纠纷、抗争，要么会导致劳动力转移潮，进而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带来劳动工资差距的较大波动。具体讲，一个行业的工资收入水平较高，只要不是处于垄断封闭状态，定会吸引较多的劳动者涌入该行业，进而因劳动力供给充裕甚或供过于求，最终带来劳动力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降低。反之亦然。

对于垄断封闭的行业，其劳动工资的变化基本不受上述规则的制约，这是解决社会工资收入分配问题的一大难题。但凡垄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闭特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分清其垄断形成的根本原因，要么打破垄断，进而有针对性地根据前述规则来理顺其劳动工资关系，要么根据特定目的维持一定的垄断，但其劳动工资收入水平却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为垄断带来的尊贵地位，根据经济学原理，也是其劳动者报酬的组成部分。由此，具有垄断特征的政府机构，其公务员高薪养廉就是一个伪命题。公务员高薪，没有科学依据。在高薪的情况下仍会有腐败！如宋代的官僚收入水平在历史上是最高的，但宋代的官僚腐败问题在历史上也算是最严重的。同样的答案，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也已得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