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桂增 黄乾海 介崇崇 薄佳琪 岳文莉 陈金梦 曹梓轩 田甲乐

1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新乡，453003；2新乡医学院免疫学研究中心，新乡，453003；3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安乐死”一词最早源自希腊文euthanasia，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我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下，医生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1]。安乐死在国外已有很久的历史，然而，在我国围绕安乐死的医疗纠纷和法律纠纷却很多，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审理和评价上都遇到困难。安乐死已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各种难以治疗疾病的增多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安乐死将成为乐于倡导的伦理道德之一[2]。公众对安乐死的态度对安乐死在我国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河南省作为我国人口最多、地理位置居中的省份，对该省份的公众进行安乐死认知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以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针对河南省公众特点，自行编制“河南省公众对自愿安乐死认知调查问卷”。以河南省普通公民为研究对象，调查覆盖新乡、郑州、洛阳、开封、信阳、濮阳、安阳、驻马店8个地区。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63份，有效问卷950份，回收率96.3%，有效率95.0%。

1.2 研究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社会学特征，获得安乐死的途径，对安乐死的认知、态度，对实施安乐死的意向等24项问题。2013年6-7月进行了预调查，并根据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2013年7月组建多个调研小组到达河南省多个地区，通过问卷调查和走访，了解河南省公众对安乐死的认知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对问卷进行统一编码后应用Excel电子表格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

被调查者性别：男性496人(52.2%)，女性454人(47.8%)。年龄：18-30岁608人(64.0%)，30-50岁266人(28.0%)，50-70岁57人(6.0%)，70岁以上19人(2.0%)。职业：农民190人(20.0%)，工人190人(20.0%)，农民工95人(10.0%)，学生399人(42.0%)，教师38人(4.0%)，医务工作者19人(2.0%)，其他19人(2.0%)。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475人(50.0%)，本科418人(44.0%)，本科以上57人(6.0%)。

2.2 对安乐死的认知情况

950名被调查者中，40人(4.2%)对安乐死“非常了解”，57人(6.0%)有“较多了解”，“只是听说过”和“没听过”的分别有621人(65.4%)和232人(24.4%)，说明河南省公众对安乐死知晓率较高，但只是浅层的理解，并未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安乐死认知率在8个地区分别为新乡12.8%、郑州13.2%、洛阳12.6%、开封12.7%、信阳12.4%、濮阳12.1%、安阳12.3%、驻马店1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被访者对安乐死的认知渠道主要是电视和报纸，其比例为50.6%(481人)，有88人(9.3%)是通过家人或朋友了解，有343人(36.1%)是在学校教学过程中了解的，只有38人(4.0%)表示曾通过政府机构了解安乐死。

不同人群对安乐死的认知情况见表1。男性、年轻、文化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对安乐死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不同职业的被调查者对安乐死的认知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安乐死内涵的理解的调查显示，认为安乐死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占14.1%，认为安乐死是“对濒死病人的生命质量和死亡尊严的尊重”的占34.0%，认为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过程”的占42.9%，认为“当事人没有权利选择死亡”的占4.3%，“不清楚”的占4.7%。

表1 不同人群对安乐死认知的比较 n(%)

2.3 对实施安乐死的态度

调查显示，有50.3%的被调查者赞成安乐死，25.9%的被调查者不赞成安乐死，23.8%的被调查者没想过。57名学历为本科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有46人(80.7%)赞成安乐死，475名大专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中，仅有193人(40.6%)赞成安乐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对医生这一特殊职业的调查中，19名被调查者只有7人(36.8%)赞成安乐死。被调查者对安乐死赞成与否的原因见表2。

表2 被调查者对实施安乐死的看法

2.4 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态度

调查显示，有52.6%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有必要合法化，有27.4%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没有必要合法化，20.0%的被调查者认为可有可无。478名赞同安乐死的被调查者中，有462人(96.7%)认为安乐死有必要合法化，说明赞成安乐死与赞成安乐死合法化具有高度一致性。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见表3。

表3 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2.5 对安乐死性质及决定权的认知

48.3%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法律问题，58.8%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伦理问题，50.6%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属于医学问题，认为是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的分别占60.5%和12.1%(多选)。

关于安乐死决定权的调查显示，有38.4%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应由患者自己决定，有46.2%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应由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决定，有2.8%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应由家属决定，仅有12.4%和0.2%的被调查者认为安乐死应由医生和司法机关决定。

2.6 对实施安乐死的意向

有71.2%的被调查者表示“当自己遇到绝症时愿意选择安乐死”。当家人患有绝症时，被调查者愿意对其实施安乐死的仅有28.7%。当问及“亲人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医生单方面达成协议并让医生为其实施了安乐死，您会起诉这名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吗？”，有52.6%的被调查者认为会，27.4%的被调查者比较矛盾，难以作出决定，仅有20.0%的被调查者不会。

3 讨论

作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安乐死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安乐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对现代社会道德标准的影响，安乐死是医学界、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争论的焦点。目前，我国仍然未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但国内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安乐死在不同人群中都具有较高的了解度。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有75.6%的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有所了解，安乐死总体知晓率较高，这可能与安乐死的实际需求增加，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种难以治疗疾病的增多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

本研究表明，50.3%的被调查者赞成安乐死，较姜永东在成都市调查的赞成率(58.7%)低[3]，较王俊调查的医学生赞成率(45.5%)高[4]，这种差异可能与调查的时间、地区、人群结构不同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死观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安乐死是人类理性意识的深化与觉醒，符合现代人道主义精神，是对患者的尊重。

不同学历的被调查者对安乐死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历越高者越主张安乐死合法化。因为学历越高者，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这与何农的研究结果“安乐死观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是一致的[5]。总体上讲，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的知识越多，越能认识到人类有选择死亡的权力。

不同人群的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支持态度的差异有显著性，患有绝症的被调查者更赞成安乐死合法化，这说明患者本身想解除不堪忍受的痛苦。然而，当家人患有绝症时，被调查者愿意对其实施安乐死的仅有28.7%，主要原因是伦理道德和家庭观念的影响，更多的家属选择临终继续救治，延续对患者的感情依恋。大部分被调查者也认为安乐死属于伦理和社会问题，这也是安乐死立法困难的主要原因。

在对医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医学生支持安乐死，特别是在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赞成率明显增高，这一结果与梁冬梅的研究是一致的[6]。相反，医生对安乐死赞同率较低，可能是由于被调查者从事临床第一线诊疗工作，职业风险大，且当前医患关系异常紧张，出于职业保护的需要，他们更倾向于不赞成安乐死，不主张安乐死合法化。此次调查中有52.6%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亲人与医生单方面达成协议并让医生为其实施了安乐死，自己会起诉这名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这也可能是医生赞同率较低的原因。

总之，安乐死的认同率在逐年增高，人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死亡是一个科学事实。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人类，一直在追寻着死亡的意义。安乐死就是人们试图在死亡事实与死亡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探索[7]。人有生存的权利，也有死亡的权利，死亡的权利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尊重每一个权利，一个人处于疾病晚期且极度痛苦时，有权选择死亡。

[1]刘刚．国内安乐死研究综述[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 21(1)：156.

[2]莫洪宪，刘维新. 医事刑法研究论纲[J]. 现代法学，2011，33(6)：107．

[3]姜永东，游桂英，谢红．成都市民对安乐死态度的流行病学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08，35(2)：308-309.

[4]王俊，王燕森，黄薇，等. 医学院校学生安乐死观念调查初步分析——以皖南医学院为例[J].中国卫生产业，2014(9)：33.

[5]何农，郑布英，何卫妹. 大学生对安乐死意向的调查及其立法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18(6)：11.

[6]梁冬梅，聂大年，尹松，等．不同阶段医学生安乐死观念的调查[J].卫生职业教育，2007，25(3)：132.

[7]田甲乐. 安乐死：科学与人文的博弈[J].医学与社会，2011，2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