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尽管中国在过去35年因为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一举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增长方式20年来却一直遭受诟病。要求改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学界的呼声甚高并很快演变成主流观点。

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有多个版本，但大同小异。一种表述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的增长。而更流行的表述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心知肚明，但还是有经济学家干脆明确地把效率驱动的增长解释成全要素生产率（TFP，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驱动的增长。

很容易发现，无论上述的哪种表述，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层看待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都一致性地认同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实在是过度依赖了投资或资本的扩张，而投资驱动的增长是非常不健康的模式。

我猜测，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健康，那是受了早期经济学家对前苏联的那种所谓粗放增长方式批判与否定的深远影响。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重拾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陈旧概念来批评东亚经济，特别是新加坡的增长方式，惹得一身麻烦，更引发人们对东亚与前苏联增长模式的学术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