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沱江边的一个小山村，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姊妹九人，养大成人六个，二哥是我们当中最命苦的一个。

车水

1949年大哥大姐考上军干校，参军走了，我家从资中县城搬回老家归德镇。二哥小学还没毕业，正赶上土改，家里被错划成地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不得不压在他幼嫩的肩膀上。二哥年长我6岁，当时他还是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必须像现在重庆棒棒那样，每天拿着根扁担到码头去揽活挣钱养家糊口。

母亲常年有病，心气痛（胃病）越来越严重，厉害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三天两头卧床不起。隔三差五还得接受批斗，或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年夏天，天旱得厉害，镇公所把镇上的地、富、反、坏、“右”、一贯道全赶到乡下去参加抗旱。治保主任把去乡下车水的通知送到家里，母亲正病得不轻，已经卧床好几天了。收到通知，母亲好生为难，不去吧，抗拒改造的罪名实在担当不起。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母亲挣扎着起床要去乡下车水。

二哥这天比她起得还要早，在灶房里正做着早饭，见母亲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赶忙上前扶着母亲说，他去顶替母亲。说着揭开锅盖，锅边上蒸的是红苕粑粑，这是给他自己准备的干粮。

当时二哥也就十三四岁，母亲看看儿子小胳膊小腿，心疼得跟啥似的。站在水车上，恐怕刚能够得上踏板，怎么能蹬得动水车？母亲越想越伤心，忍不住背过身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二哥顶替母亲下乡抗旱接受改造去了，和王三爷共一架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