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

有媒体报道称，深圳市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法招收、使用大量童工，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人数有七十多个。深圳福永街道劳动办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可立克公司涉嫌员工履历造假，非法使用“童工”。

这些来自凉山彝族的“童工”，无疑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有关幸福童年的想象。如果这些孩子真的只有十二岁左右，那么，本该是法定受教育的年龄，却早早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而且还以小小的身体承受每日严重超时的工作，这些孩子的境遇，自然令人同情并担忧。而“童工”现象的背后，除了那条需要严肃整顿的欺压盘剥产业链，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们的教育权利与基本水平的生活保障被剥夺。

对于凉山彝族的失学儿童，我倒是并不陌生。因为一些机缘，我近年曾两次赴凉山彝族地区，与当地的小学生及其家庭有过近距离的接触。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情，大凉山区生活的贫困，教育条件之艰苦，给我留下了更加挥之难去的印象。

因为贫穷，凉山彝族的孩子很多营养不良，不少七八岁的孩子长得和城市里五六岁的孩子一般，十二三岁的孩子则完全像七八岁的。此番发现的“童工”，究竟是真的年龄小，还是因为长得小而被误为“童工”，的确是个首先需要厘定的事实。而对于这些家境贫寒的羸弱孩子而言，上学则更是奢侈而艰辛的旅程。由于教育资源缺失，山区学校的建立本身就十分困难，即便是一所在外人看来十分破败的学校，不仅低矮的校舍来自捐赠，就连教师都是拼拼凑凑而来的志愿者。就是这样的学校，凉山彝族的孩子们甚至要每日步行往返三个小时，因为家贫，在学校不吃午饭也是常事。这样的上学条件，凉山彝族孩子的失学率，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家贫，这些孩子的家庭对于孩子出外打工的默许与认同，也就绝不意外了。相比坚持上学却吃不上一顿饱饭，“童工”的盒饭没准是梦寐以求的美食，而与其说这些“童工”是受了欺压盘剥产业链的驱使，毋宁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另一版本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本该是最幸福的童年迎头撞上“童工”，仅仅是指责童工工厂的利欲熏心与违规招聘，仅仅是追究“童工”输送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恐怕还远远不够。“童工”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究竟在哪里？贫困山区的孩子究竟该拥有怎样的童年？谁来为这些孩子的基本教育权利与生活保障兜底？假如这些问题依旧无解的话，“童工”们其实回不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而所谓“解救非法童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原载2014年1月3日《工人日报·科教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