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佩红++成晓明

两改横幅为统战

时时事事不忘统一战线，尊重党外朋友，以自己的言行去感化和团结党外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一大优势。戎马生涯数十年的老革命家宋任穷就是继承这种传统、发挥这种优势的老同志。他两改横幅谈统战，即是一个范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任穷兼任云南军区政委。云南起义的部队先称暂编十二军、十三军。通过民主运动，他们要求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军区决定将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十二军、十三军合编，即4个军合编为两个军。开会那天，全体官兵在志丹体育场集合。场中悬挂着巨幅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十二、十三军改编大会”。

首先登上主席台的宋任穷一看觉得不妥，立即要布置会场的同志把“改编”改成“合编”。这天晚上开晚会，他看到“部队合编欢迎晚会”的大横幅又说不妥，马上叫工作人员将“欢迎”二字改成“联欢”。

事后，有人问宋任穷：“改编”跟“合编”、“欢迎”跟“联欢”意思都差不多，您为什么非要改写不可呢？

宋任穷很严肃地告诫部属说：“共产党人说话、做事、写文章，都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中共是执政党，居领导地位，尤其要注重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你们想想吧，‘改编和‘欢迎，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起义部队是被动的。事实上，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在昆明保卫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顺历史潮流之举，这能分出个主客吗？把‘改编和‘欢迎改成‘合编跟‘联欢，就彼此一样，没有主客之分了，这样合乎事实，才使起义部队心欢、眼悦，有利于团结战斗。”

毛遂自荐当部长，戈壁大漠建奇功

1956年4月，宋任穷在一次会后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对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你考虑考虑。”

宋任穷考虑了两天。随后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

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当时宋任穷还在解放军总干部部任第一副部长。

宋任穷说：“总干部部有人。”

周恩来点点头说：“那好，我请示主席。”

没过几天，周恩来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周恩来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搞原子弹，部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搞原子弹不比打仗，要依靠科学，尤其是要得到中国最高科学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为此，宋任穷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打电话，说要到他家里去拜访。就是谈科学院要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宋任穷紧紧握住张劲夫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但主要靠科学院呐！”张劲夫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

有了人才，还得有矿。宋任穷花费了很大精力搞地质找矿，几乎所有发现铀矿的地方他都去过。在科研工作方面，宋任穷则紧抓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1958年9月，“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

当时，受“大跃进”的影响，核战线上也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等口号。还有的人坚持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任穷等人不同意，认为这要慎重。但是要求改造的同志坚持己见，宋任穷无奈，只好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天后，宋任穷接到电话，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宋任穷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了呢？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

宋任穷回来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才统一了思想，避免了可能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乱改的错误。

1960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宋任穷就谈起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得推迟到1964年。

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并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泽东听着，一直没有表态，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才不吭声了。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原子弹是切合实际的。

当年中苏关系破裂，有些苏联专家在撤走时，把该给中方的资料也带走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的状态，估计20年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仅4年后，1964年10月，从中国西部沙漠中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他们预言的破产。

“不要让群众称‘官衔”

1964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历时八九个月。宋任穷就住在公社的供销社，在公共食堂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他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座谈会获取第一手资料外，还时常参加劳动。第二年端阳节，金县“四清”即将结束，工作队也即将撤点。

工作队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围绕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是在这次座谈中，宋任穷向基层干部提出不称“官衔”的要求。他鼓励新领导班子成员，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并提出：今后要坚持“三同”，即——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要让群众称“官衔”。

其实，不称“官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就一贯主张和倡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严格要求子女：一律不准借公办私

宋任穷很喜欢小女儿宋云扬，她不仅年纪最小，而且在“文革”中受牵连时吃的苦也最多。但他对她也从不特殊对待、有半点溺爱，依然一律不准借公办私。

宋云扬大学毕业后已是30岁的大龄青年。不久便结了婚，由于体弱，怀孕后搬到娘家暂住，图个照应。分娩时正是凌晨两点，阵痛难忍，丈夫忙着送她上医院。司机就住在对面楼上，丈夫想叫醒他帮个忙。

宋云扬连忙制止：“我爸爸从不准用公车办私事的。”

丈夫不服气：“这回是特殊情况嘛！”

“他会这么说：‘人家父亲没有轿车怎么办？所以咱们还是坐自行车去吧。”

结果，宋云扬连自行车也坐不了，因为孕腹太大，上不去。深更半夜，丈夫搀扶着妻子，一边艰难地挪步一边不停地呻吟，走了半个多钟头，坚持捱到了附近的海军医院。

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对妻子夸道：“你真行，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熟悉宋任穷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家风好。称赞他的儿女不像高干子弟。宋任穷听了，脸上并无高兴表情，而是痛心地说：“难道高干子弟非得要与众人不同吗？就不能与平民百姓的子弟划等号吗？”他的话的确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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