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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教授对第一国际的定性、定位和经验概括光芒四射

2014-08-19杜康传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光芒四射治学定性

杜康传

我与高放教授是老知交,在同一单位合作共事60余载,他既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良师益友,几十年来,他的治学态度,学者风范,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我竭力地向他学习,也望尘莫及。

他已远超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止,令人羡慕,这来源于健康的身体,来源于长期的资料积累,更来源于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高放教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作等身,每篇作品都有新意,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新意何来,新意来自他长期坚持的旁人难以做到优良的治学态度,这就是他常说的和长期实践的秘诀:勤学习、勤积累、勤思考、勤讲课、勤写作。每逢无论大小问题的讨论,他的笔记本都记得满满的,而且常常发问,弄清楚对方的观点,事件的前因后果。他深刻理解孔夫子的教诲,学而不思则罔的道理,对问题,对事件,对历史是非,一一进行独立思考,探索它的来龙去脉,因而提出不是人云亦云的创新观点。作为教授,他认为,不上讲堂是不称职,上讲堂是一份贡献,是独立思考的总结,也是独立思考的继续。勤写是对独立思考的总结,也是独立思考的继续,他劝告朋友不要做笔尖上的懒汉。

高放教授治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一种探索,是一种比较,是一种创新。独立思考的目的是要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使它回到原点上。所以,独立思考,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哗众取宠,实在难能可贵。

我还体会到高放教授与生俱来,长期坚持的一种治学精神,那就是呕心沥血,穷追猛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钻研精神。对事件、人物、思想等等他从不想当然,贸然下结论,而是刨根问底,弄清来龙去脉,并且去伪存真,多方比较,达到弄清事物本来面目的目的。所以,他立论有据,掷地有声。

近读高放教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上发表的《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光芒四射》宏文,我仿佛又一次经受了他治学风范的洗礼,又一次见到了他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精神的成果。我想借用宏文标题的表述,体会其思想精髓:第一,对第一国际定性精准,光芒四射;第二,对第一国际定位合理,光芒四射;第三,对第一国际经验总结独到,光芒四射。

把第一国际定性为第一个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是高放教授研究中独立思考的结果,还原了事实的真相,是科学的定论。这一定性,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探索国际组织发展的必然。文章以大量篇幅介绍了“19世纪50-60年代国际经济、政治、思想背景”和“从国际委员会、国际协会到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进”,从而说明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水平已达到了要建立政党性国际组织的程度。

事物的本质决定于它的内在规定性。为了确定第一国际为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文章深入分析了作为革命纲领的第一国际成立宣言,指出:成立宣言不仅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而且更重要的是明确规定了“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一般的国际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只能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争取日常权益的斗争,不会上升为夺取政权的诉求。我觉得,这种分析是科学的,以此来定性是准确的。为了证明第一国际是政党性的国际工人组织,文章还仔细分析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无论从它的组织结构、运作体制和会员条件等方面的设置和规定,都是属于政党性的组织所采取的。国内外学者多年来都认为第一国际是群众性的国际工人的联合组织,而今高放教授把它定性为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还原事实真相,这对于第一国际的研究,岂不是光芒四射,大放异彩!

对第一国际的定性,就为对它的定位奠定了基础。定性不准确,定位就不会合理,正因为现在定性准确了,所以定位也就十分合理。文章说:“第一国际的历史地位可以简明概括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同盟1852年解散之后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之前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和引擎”。这就是对第一国际的功劳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扬。第一国际是政党性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正是由于它的活动,催生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党,也可以说,国际正好为建立这样的工人阶级政党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事实正是如此,继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后,从1870年到1889年有瑞士、匈牙、葡萄牙、丹麦、美国、捷克、俄国、挪威、瑞典等十几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相继诞生。这些政党的建立,就为1889年第二国际的建立做了组织准备。由国际性联合的工人政党到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政党,再到各国政党的国际联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发展,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高放教授对第一国际作出“桥梁”和“引擎”的历史定位,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规律,给人以启迪,确实是文章的一大创新,光芒四射。

高放教授怀着一颗爱国爱党爱民之心,治学态度严谨,从不为学术而学术,所以他的学术研究,都是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思考。对第一国际,他也认真总结其经验,以启后人。他分析了《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它的实践,指出:“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是协会的权力中心和最高权力机关,它实行年会制;总委员会是协会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关,它要由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各个基层支部和加入的工人团体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由此可见,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这一论断打破了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民主集中制 ”的结论。他独到地指出:“民主制本身包含必要的正常的集中”,他认为,“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这一论断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现实性。即是说,后来苏联共产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虽然也讲民主,但是更强调集中,而且集中压倒了民主甚者破坏了民主。“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是两种有差别的组织原则,前者比后者更加优越。采用“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并不是不要集中,而是更强调党内民主,这样,政党会更有活力。我们党从2006年十六大以来,一直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里说的党内民主就包含有必要的集中。认定民主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这是高放教授对政党建设的一份贡献,光芒四射!

除了上述三点突出的创新之外,高放教授的文章中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如何善于联合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派等等。这比之以往讲国际共运史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流派的斗争,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文章当中还详细考证了第一国际总书记职称的由来和作用以及七位总书记的前后变迁,等等。这些内容也都很有新意。总之,高放教授对第一国际的研究,富有创见,读后深受教益。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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