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

【摘要】本文系统地分析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根源。即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以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思想根源；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35—15

三、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这里先要说明：笔者论述科学发展观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方面与本文上篇所述的科学发展观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发展理念有所区别。就笔者说来，后者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如上篇所述的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的形成原因）需要作深入的探讨。而前者涉及的一些理论虽然更重要，但笔者在已发表论文中已作过系统分析，故只叙述这方面的思想发展的资料。当然，这样做也是节省篇幅的需要。

（一）关于发展生产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要任务的理论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根本标志。但就是在这个作为共产党纲领的《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发展生产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提出来。《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紧接着《宣言》就提出：“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7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资本以后，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按照笔者的体会，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这样看重发展生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条件。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各个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其根本条件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生产力。这一点，对原来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俄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在1919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经历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仍然强调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够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些事业已经开始，关键就在这里。”[2]16

第二，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一般的理论，或者是关于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特殊的理论，发展生产都是提高社会成员生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三，列宁依据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形势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是依靠人民生活的改善。”[3]53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生产。这表明发展生产是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迫切需要。

（二）关于生产主要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理论

列宁曾经明确提出：“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4]843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5]96。列宁依据十月革命以后经验总结进一步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3]46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明确提出：“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223-224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作出以下结论：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要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

（三）关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在其不朽巨著《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详细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赖以持续进行的公式，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在我国经济学界曾经长期把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公式仅仅归结为Ⅰ（v+m）﹥Ⅱc这样一个公式。这是不符合《资本论》的原意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的。

笔者依据马克思的原意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和1961年开始的经济调整的经验，将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归结为以下两个公式。即Ⅰ（v+m）﹥Ⅱc和Ⅱ（c+m）﹥Ⅰ（v+m/x）。这两个公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第Ⅱ部类（即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客观存在的必然依存联系，即这两个部门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

需要说明，在上述两个公式中，物质形态（即Ⅰ、Ⅱ）和价值形态（即c、v、m）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这两个公式不仅从物质形态上反映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必然依存联系，而且从价值形态上反映了生产资料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必然依存联系。总之，从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这是决定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两个基本规律。[6]

诚然，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它同时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共同的经济规律。因而，从一般意义上说，它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扩大再生产规律。

当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运用这些公式需要结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比如，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对比关系要具体化为第一二三产业的对比关系，生产资料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要具体化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再有，马克思的上述公式是舍弃了对外贸易的因素。因此，在运用这个公式时，无论物的补偿方面或价值补偿方面都要引入净出口这个因素。

还要指出：马克思揭示的上述两个扩大再生产公式都舍弃了技术进步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这是同他当时的研究任务是相适应的。但按照《资本论》的论述，技术进步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发展规律。

在19世纪90年代初，列宁出于批判俄国民粹派的需要，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将技术进步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引入了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并由此作出了以下结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7]67-71

列宁在这里明确揭示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进步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客观存在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

这里之所以着重提出这一点，主要原因是改革后有些学者套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做法，根本否定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值得商榷之处，就在于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当然，更是忽视了由建国后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特殊重要性。但这并不否定建国后确实发生过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

还需进一步指出，列宁出于当时研究任务的需要，只是将资本有机构成这个因素引入了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并未将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个因素引入这个图式。但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中引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特别有助于揭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某种特殊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以及当时贯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方针的实践需要，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纳入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8]

综上所说，按照上述的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必须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

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等方面的条件。而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这些条件都是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因而在那个时代，他不可能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

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却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马克思依据当时已有的实践（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并以天才思想的光辉洞察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他曾明确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9]875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私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就像人对人的私有权一样十分荒谬，甚至社会和整个世界都不应是土地的所有者。这意味着人类对土地（在这里土地实际上作为整个自然界的代表）的关系，不是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这是其一；其二，马克思还认为，即使是社会和整个世界也只是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好传给后代。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要在利用好土地的同时保护好土地，并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后代。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如本文上篇所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

第二，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条件，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人和人如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进行社会生产，当然也谈不上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如果不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就没有衣食之源，人和人的关系的存在也就没有物质基础。对此，马克思写道：“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10]208-209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各种商品体“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0]56-57

马克思还从劳动要素的构成方面具体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10]202-203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10]205

马克思由此作出结论：“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0]57

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对自然的依赖，并不只是限于劳动过程方面，还体现人类的生活过程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由自然界提供的水，以及“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是有用的。[10]54

既然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存在上述的依存关系，那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顺应自然规律的要求，在利用好自然的同时，要保护好自然；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马克思依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扫除资本主义这个制度障碍。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保护自然不仅根本不可能进入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的视野，而且破坏自然环境正是他们疯狂追逐利润的严重后果。

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一是对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土地的破坏。马克思曾经尖锐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0]552-553

二是对作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存的重要条件的森林的破坏。马克思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11]272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至于说到无林化，那末，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12]307

三是对作为工业基础的能源和原料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这样，煤矿、铁矿就趋于枯竭。[9]289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扫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障碍。

应该肯定，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的。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并没有看到对自然资源影响的全部因素。这一点，我们在本文上篇已经作过详细分析。这里只拟提及其中的一点，即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际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现代的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它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自然环境大大改善了。因为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追逐利润而导致的对环境破坏（即外部性），就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由于这个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共同作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比马克思那个时代已经大大改善了。

但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释放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所以，当代经济发达国家自然环境的显著改善，既不意味着《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有什么根本变化，也不意味着《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将覆灭的历史命运有什么根本改变。

第四，马克思从创立新的社会制度这个根本方面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926-927这个论述明示人们：在公有制社会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要顺应自然规律来实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致使自然作为盲目的破坏力量来惩治人类；要靠最小的资源消耗，保护好自然环境，使得自然环境最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达到人与自然永恒的和谐相处。

但需说明：马克思这里设想的公有制社会，是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是实行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社会。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而且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所以，如果完全照搬马克思的这个正确理论，那就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做不到。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逐步做到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在生产是第一要务，以人为本，以及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四、科学发展观继承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次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首创阶段。

科学发展观继承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全国革命胜利后发展生产是中心任务的思想

这一思想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早在1934年1月，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3]130可见，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强调要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并指出了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后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后又多次强调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首先是从保证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胜利着眼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原理，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构想的。

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据此，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构想。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他还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思想问题，对于为什么要有限制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4]1060-1061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对这一点还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15]322-323

毛泽东在1948年2月写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点。他说：“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接着，他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经典表述[16]82-83为基本依据作出结论说：“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17]57-58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构成，在被称为建国后党的纲领文件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地集中发挥。他写道：“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依据上述分析，毛泽东作出结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8]1430，1433

既然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构想，是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出发的，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就必然要把发展生产放在首要地位了。

毛泽东还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福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14]1081

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8]1428

2.关于生产必须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生产必须依靠人民的思想。他在说明全国革命胜利后“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18]1427-1428需要指出，毛泽东在这里回答的显然是政治路线问题，但也包含了发展生产必须依靠人民的思想。

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直接指明了这一点。他说：“列宁这句话，‘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19]129

生产为了人民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4]1094-10951959年5月，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生产，“一切为了人民利益。”[19]70

3.关于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就毛泽东思想来说，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20]370正是这五条，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关于全面协调发展问题，毛泽东依据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教训，进一步作了分析。

1959年6月，他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19]73同月，他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19]80

为了实现综合平衡，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条件下实现工农业并举方针的客观必然性及重要性。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19]120-121

4.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1958年破除迷信盛行的情况，尖锐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并反复强调：“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20]448

1959年6月，他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谈话中，也是针对上述情况，又一次强调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19]72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来利用自然的思想。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5.关于统筹兼顾的思想

统筹兼顾，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各个时期一贯的思想。当然，由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统筹兼顾的具体内容是有差别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20]186

同年2月，毛泽东在其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针提出来。对此，他写道：“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20]227-228

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是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指的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

这里所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指的由毛泽东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以及由他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20]213-215

毛泽东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20]205-206

可见，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就是在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提出的，并且是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针提出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并为邓小平尔后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可知，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第二次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的首要标志。

科学发展观继承的邓小平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性的理论

作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针对1978年以前长期存在的主要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和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邓小平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作了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1]116，225，373

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或主要任务。“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1]264-265又说，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21]162

③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1]172

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1]63他还强调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21]255

⑤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或核心。邓小平先后从三重意义上说明了这一点。一是从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面临的三项任务的相互关系方面说的。“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的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后来他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22]239-240，265

二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相互关系方面说的。“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2]250

三是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路线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说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21]56这里所说的一个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

这样，邓小平就全方位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或核心）作用。

⑥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2]163

⑦是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标准或压倒一切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2]314

⑧邓小平还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1]377这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

但邓小平不仅阐明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依据国内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一点的正确道路，这就是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系统的概括：“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方面。[23]12-15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理论

在党的十四大所概括的由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中，已经尖锐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23]14

邓小平还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的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又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4]386

我们从上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以及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标准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做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我们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一点。他说：在20世纪最后20年“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21]89

但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针对改革前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不仅在于他首次明确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而且在于他开创性找到了一条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际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改革前早就提出了。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为实行按劳分配，实则搞平均主义。这样，就大大压制了作为社会生产主体的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其必然后果是：生产发展不快，人民生活提高不快，大家共同受穷。

按照笔者的体会，邓小平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条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22]152

实践已经证明：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对我国改革后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但同时邓小平提醒大家：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发生，并提出了解决两极分化的一些战略构想。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他于1988年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1]277-278

1992年1月，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1]373-374

需要着重指出：防患和遏止两极分化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当前需要十分重视、着力解决的一个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开创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3.关于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

邓小平重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2]250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处于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后的头一两年又来了一个“洋跃进”，加剧了这种失衡状态。为此，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此，邓小平提出：“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22]197-198这意味着邓小平把旨在协调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放在极重要的核心位置。

邓小平还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薄弱环节，明确提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并强调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21]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