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

正如后来国人普遍认同的那样，毕节试验区确定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试验主题，将毕节多年的痼疾，近忧远虑一体解决，“是一大创举，对贫困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启动前夜：论争与挑战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剧烈论争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出台，满足了全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切身愿望，但却给不少人留下了无法回避的剧烈论战。

围绕着如何搞经济建设，众说纷纭，论争四起。起初，争论较多的是：一心搞经济建设会不会丧失阶级立场？追求经济效益会不会损害计划经济？扩大商品经济流通会不会冲击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姓“资”还是姓“社”？“两个基本点”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激化了这场论争。谁都渴望改革开放，但改革什么？开放到何种程度，才算符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同样众说纷纭，以至于在当时不少省市的领导都在媒体上登台亮相，宣称自己不害怕“丢老婆”、不害怕“背黑锅”。

就在这场论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地处西南内陆山区的贵州省毕节地区，正悄悄地展开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综合试验。启动这场试验的“舵手”就是1985年出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

当时，毕节地区每年要调进1.5亿公斤粮食才能帮助那里的580多万人民填饱肚子。党中央、国务院连年都要从邻省调粮救济贵州，无意中引起了邻省部分群众的误解，开往贵州的粮车上经常会看到写着“有粮也不愿养活贵州懒汉”的字样。

当时的深圳，全国人民个个羡慕，又稍感不平，贵州也不例外，总希望中央能够给贵州更大的投资，摆脱经济困境。这一点，对以胡锦涛同志为班长的贵州省委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全省上下如此高的希望值，无论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承担，都是摆在他们的面前且无从回避大难题。来到贵州以后，胡锦涛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未做出任何正面的回答和承诺，只是一心一意地广泛咨询专家、学者和离任的老同志，不辞辛劳的走遍全省各地深入调查研究，直到毕节试验区基本酝酿成熟后才向全省人民交了个底，号召大家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地探索一条发展之路。

酝酿：凝聚心血与大智

贵州暂时的困难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与贫困相伴的环境恶化更叫每一个主黔的领导人揪心。

根据调查，1988年前贵州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4.9%，严重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683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7%，侵蚀模数高达每年4927吨/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总量达6945.55万吨；30%左右的水源枯竭，25%左右的江河支流和溪沟断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约有100万人口、66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再加上人口增长过快，形成了“粮食、人口、生态”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着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每年泻入长江的泥沙垫高河床，扰乱了长江中下游水沙配置，增加了防洪压力，而长江中下游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的安危关系着全国经济发展的部署，再加上当时正在规划“三峡工程”的建设，长江上游水土流失不能有效控制，还会给“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行造成隐患。

与此同时，贵州的贫困还带来了连锁反应，教育拖后腿，人才留不住。有的县中学教师大量流失，发展到难以开课的地步，高级技术人员被发达地区挖走的现象频频发生。到哪里去寻找人才？为了不打乱全省建设发展的大计，当时的省委决策层另辟蹊径，向各民主党派的专家学者发出呼吁，请他们到贵州智力支边，以解决贵州人才奇缺的燃眉之急。

贵州省委认为，治理乌江流域的水土流失责无旁贷，决不能因为贵州而影响“三峡工程”的上马。贵州省义不容辞地将这严峻的挑战及时向全省上下敲警钟，让大家意识到摆脱贫困并不是贵州惟一的追求目标，生态建设同样刻不容缓。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为了掌握毕节地区贫困的由来，胡锦涛同志在听取了各厅局、各地（市、州）的汇报和充分征求先后主持贵州工作的几位党政领导意见后，与贵州省委、省政府一班子同志协商，达成了共识，形成了毕节试验区的初步构想。而为确保毕节试验区规划的提出能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他把这个构想在两年间内分别向专家、学者作了咨询，向党内外有关人士通报了试验的具体内容，争取到了省内外各方的支持和理解。

1988年4月9日，胡锦涛同志与时任省长王朝文同志及毕节地区领导同志在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汇报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问题。田副总理肯定了贵州提出的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意见，赞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并委托国务委员陈俊生召集17个部办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建立毕节试验区的问题。胡锦涛等贵州的同志出席了4月11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会上，各部委一致赞同，都表示支持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1988年6月6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建立贵州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试验：勾画美丽蓝图

一个崭新的试验区在毕节诞生了！毕节地区几百万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脱贫有望，生态良性循环有期，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对此，各方人士提出了不计其数的建议和方案，贵州省委最终选定的扶贫对策则是将扶贫工作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运用价值规律，在经济开发中去化解贫困，致富一方。

严重的水土流失与陡坡开荒交织在一起，为了生态维护，停止陡坡开荒立即会导致数百万群众口粮无着；放松生态维护步伐，越演越烈的环境恶化又会将已经极度贫困的毕节各族群众陷入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贵州省委清醒地意识到，维护生态环境也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建设任务，被动地维护而不顾及眼前人类生存的绝对环境观，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与专家们反复磋商后，贵州省委以过人的胆识，首次倡导在毕节全面开展生态建设。

人口恶性膨胀，与贫困和生态恶化互为因果，彼此交织。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该如何落实？专家学者的建议同样纷繁多样，但有关人口质量与数量辨证统一关系的建议引起了贵州省委的极大关注，使他们意识到人口的恶性膨胀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内在的制约因素还是人口素质低下和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人口恶性膨胀还与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密切关联，应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基于这样的认识，通过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人口控制这一试验目标。

毕节试验区一经启动，就得到了毕节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配合，一次全民性的社会综合试验就这样在中国西部崇山峻岭中蔓延开去，持之以恒地延续下来，并因此再造了毕节的秀美山川，重塑了毕节地区的一代新人，使当年贫穷得不能自保的群众走向了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人们惊讶地发现，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互为依存，人口控制与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互为因果。三项总体目标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互渗透，最终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复合发展，而且与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殊途同归，从追求物质文明发展起步，终至于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质的飞跃。

有关专家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大范围实施，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世界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出现的。但一直到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人类环境会议上，“可持续发展”才被广泛认可，正式写进《环境与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和《世界21世纪议程》，被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

正如后来国人普遍认同的那样，毕节试验区确定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试验主题，将毕节多年的痼疾，近忧远虑一体解决，“是一大创举，对贫困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辑的《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所述：毕节的“小试验”，体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方向”。（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