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娅 孟庆澍 冯雷 龙扬志 张光昕

孙晓娅：2013年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参加牛汉老师的追悼会，史佳告诉我和张晓山，一生不会唱歌的父亲，去世前的那个早晨，竟然高声唱起歌来。我情不自禁握紧她有些冰凉的双手，仿若感觉到牛汉老师那双长满硬茧、那双将苦难历练成有血肉有灵魂的诗行的大手又握住了我，我仿若看见听到：在温暖的生命温泉中，一把西中国的长剑沐水而出，从氤氲浸血的热气里传来鄂尔多斯草原的歌吟，硬朗旷远，遒劲浩荡。

正如《生命》（牛汉，1946年）一诗中所写：“头发在向上生长，又直又硬，/脊骨也在向上生长，又直又硬”。诚然，牛汉从未停止过生长，他是一位人格与诗品互为长进、臻至完善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历程长达70年，而且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完善，他既是“七月诗派”代表诗人又没有被流派局限反而在创作方面超越了“七月诗派”；他是人生动荡中的铮铮汉子，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曾是无私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却坐过双重牢狱写过不同层面的交代资料；他是诗人，是精神界战士，是卓有成就的编辑，是倾心扶植过许多青年诗人的永远不落伍的谆谆长者；他年轻时追求“只要让我尝一点蜜，我就可以死去”（莱蒙托夫）的信奉，晚年时常在梦中跋涉，但与人谈话中的口头禅却是“绝不含糊”！

牛汉是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文化氛围中走上诗坛的，1940年，年仅17岁的牛汉开始用牧童和谷风等笔名向天水《陇南日报》文艺副刊、西安的《青年日报》、《黄河》月刊、兰州的《民国日报》文艺副刊“草原”和《现代评坛》等刊物投稿，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诗歌与散文，这些作品现在已经很难全部找到。1942年，诗剧《智慧的悲哀》和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在《诗星》和《诗创作》两个刊物上发表后，谷风（牛汉）这个名字开始在西南地区的诗坛上有了一定的名气。20世纪40年代前期，牛汉前后共创作过五篇具有史诗规模的长诗。从其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诗人理想的闪现与幻灭的变换过程，从灰暗到明亮，从雄浑壮美到抑郁惆怅，双重情感基调渗透在他的诗中。1946年以后，他一改以往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抒情方式，更青睐于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记录和审视其革命生涯中的情感体验，深入到黑暗险峻的现实生活并与之血肉相击，给予冷峻和犀利的批判。这一时期，牛汉创作的诗歌多数带有自传性质，它们与时代、生活、革命紧密结合，诗人首次实现了从人生意义的战士进而成为诗歌艺术的诗人这双重角色的互换，笔尖的墨滴里面掺和着他滚动的血液。20世纪50年代初，牛汉写得比较有个性特征的诗歌主要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这些诗歌多数收录在诗集《在祖国面前》和《爱与歌》中。1955年5月14日，年仅32岁的牛汉意外地成为“胡风集团”的第一个遇难者被捕，关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里，而胡风两天后也被正式关押起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文坛遭受了风卷残云式的清洗，而此前就已经成为被打击整肃对象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再度罹难，牛汉也未能幸免。1969年9月末，牛汉被送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赎罪，接受五年零三个月的政治改造。在那个是非颠倒、群魔乱舞的年代，当整个文学场都陷入失语的尴尬境遇，牛汉却矢志不渝地秉持着诗人的良知和责任感正视十字架下的真，沉默而冷峻地抒写着其独特的精神感悟和个体生命的现实遭际。与其他被迫辍笔的诗人相比，牛汉的“潜在写作”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基本写于咸宁干校时期与“文革”结束前两年。在此阶段的创作中，牛汉为中国当代诗坛奉献出不少优秀而富有个性的诗篇，他甚至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创作范畴，使人们对诗歌艺术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体认。

“文革”后，牛汉在诗艺、诗歌观念上不仅没有停滞，反而不断地自我超越。今天，我们的讨论集中于1984年出版的诗集《温泉》。牛汉将他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温泉》，这本诗集收录了他从1970年到1979年创作的33篇诗歌，并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温泉》的命名取自诗集中创作于1974年的一首同名诗歌，但这里“温泉”的含义迥异于其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诗歌《六盘山上》中提到的“温泉”。20世纪80年代后，从历史的断层中爬出来的牛汉给他的第一本公开发行的诗集命名为《温泉》，别有一番内涵，是别样的“悲壮的颤动”，是沉冤多年而意志不消沉的另类抵抗。此时，温泉抚慰了诗人千疮百孔的心灵，它已经内化成助使诗人生命之火永不枯竭的内在的精神动力和追求的意志。牛汉曾形容自己是一个被纹了身纹了心的人，伤痕累累的牛汉企望用心中的“温泉”滋润裂口的伤疤，以获得生命的再生，以联通历史的深度、个体精神的深度。今天我们可以就诗艺、诗人的创作观念和人生经验等方面探讨《温泉》。

冯 雷：我先从诗艺的角度谈谈。出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有的学者认为牛汉诗歌内容大于形式、诗意大于诗艺，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对历史似乎就少了一些同情和理解。收在《温泉》集里的这些诗，正如诗人所讲，是“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这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形容，而是诗集《温泉》真实的诞生环境，更具体、更直白地讲那就是“这些诗都没有出处，没有一首诗是坐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张洪波语），这是今天的诗歌作者和读者难以想象、难以体会的，甚至连“温泉”这个题目，今天读者的直观联想和牛汉的用意恐怕也不尽相同。“温泉”得自于诗人浸泡温泉的经历，但这可不是当下意义上的温泉疗养，正如晓娅老师所说是在苦难的缝隙、角落里觅得一点点自我宽慰，“不仅是为了/洗涤汗渍的皮肤/还为了/心胸得到一点温暖”。没有这“一点温暖”来“破一破寂寞”（《兰花》），诗人可能就走不出“向阳湖”了——诗集里恰好有一首《冻结》，可以说和那首《温泉》形成了对照。在给李松涛的赠书题词中，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诗人也提到了“温泉”和“冻结”这两个词。《冻结》里，小船的桨、舵、“连同牢牢地/拴着他们的铁链”都被死死地“冻结在厚厚的冰里”，不只是张洪波提到的侯金镜，还有记者范长江、诗人杜麦青等不少知识分子都是在“干校”劳动期间去世的。因此，“温泉”是从实实在在的劳动和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开掘的一眼泉，是从生命中流淌出来，最终汇聚到灵魂中去的。所以，过于苛责《温泉》在艺术上的不足，其实是忽略了文学和历史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文学研究的方法上来讲，也是不足取的。换句话讲，阅读《温泉》，就必须了解诗歌产生的环境，否则就无法有效地进入文本中去。

《温泉》中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写给诗人自己的，从1955年落难以来，尤其是在“干校”从事高强度劳动期间，死亡是诗人时时要面对的现实威胁。许多论者都注意到了《温泉》里的动植物意象，比如鹰、虎、树，此外还有人补充了马，而综合起来看，这些意象恰都集中反映了不同的生命形态，枯死的与濒死的，萎顿的与勃发的等等，而这些正是诗人生命意识的诗化显现。用时髦的学术概括来说，这些意象其实也是“创伤记忆”的体现，因为身体、特别是精神上的创伤，所以牛汉才会对被砍伐的枫树、被围猎的麋鹿、受伤的华南虎这些受损害的对象那么敏感，才会注意到脚下的车前草、山野间的兰花和蒲公英、休息时屁股底下的树根等等这些静默的生灵，才会渴望像他一再赞颂的鹰一样展翅飞翔、搏击风雨。所以《温泉》是一部传递着生命温度、热度的诗集，诗人在两首诗里（《野花》、《反刍》）、四次用到了“奶汁”这个意象，也许可以说，诗人就是凭借着诗歌的乳汁滋养自己，才度尽劫波，平安“归来”的吧。

孙晓娅：冯雷提到的“创伤记忆”是研究牛汉“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痛苦足以滋生一方世界，这并非无稽之谈，生活的灾难和精神困境可以使常人沉沦，也可以刺激非常人跳脱沉沦、超越困境。几十年的人生磨砺，使牛汉对现实中的痛苦具备了免疫力和顽强的承受力、抵抗力，对牛汉而言，背起十字架仅仅意味着在精神上高尚地体验痛苦、承受痛苦，惟背起生命的十字架，才能减轻其他人、近人背负十字架的重担，基于此，“文革”时期的牛汉，主动承担了现实的重压，并时刻准备承担后的精神突围，这种受难的悲剧意识最初萌动于自然生灵的受难。从1955年到1969年，牛汉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是向阳湖附近伤残的生命激发了诗人尘封良久的诗笔，从此走向精神探索的深度。

龙扬志：接续晓娅老师的发言，我先谈谈咸宁干校之于牛汉的意义。牛汉1969年9月到咸宁五七干校，同行的有一百多人。这样一种“流放”和劳役对于诗人无疑意味着灾难，个体生命被抛出既定的运行轨道，还要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少人甚至最终没能活着走出咸宁干校，但是对于不断遭受审查、侮辱、拘禁等政治迫害的人来说，远离风暴中心反而是一种解脱。牛汉曾说，虽然咸宁让他受难，却是他的另一个故乡，因为在那里写的诗歌充分灌注着生命力，每写一首诗都有再生的感觉。牛汉多次忆及咸宁生产劳动经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对臧克家在诗歌中把向阳湖干校夸成圣地极其反感，说明牛汉的历史问题认识始终是清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受难的过程是一种财富，却不能因此而美化灾难本身，必须将事情的动机和后果从理性层面区分开来，才能追寻到邪恶的生产机制，这是坚持主体批判性的前提，否则不能揭示导致历史悲剧发生的根源，无法防止类似事件在某种时空条件中重演。

牛汉在咸宁干校的诗歌写作主要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体现出人本价值的深切关注，其悲悯情怀在人性沦落、丧失的时代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主体反思主要从自身遭遇切入，对不屈灵魂和生命力量的礼赞令人动容，这是牛汉的伟大之处，虽然礼赞并不能代替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追问，但是咸宁还有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军管环境中，没有几个人能进行有效的思考，估计除诗歌以外，没有人敢进行写作，牛汉已经达到了反思和表述的极限。

牛汉1974年底最后一批离开咸宁，《温泉》诗集不全是咸宁干校期间创作，如《羽毛》（1975）、《反刍》（1976）、《飞翔的梦》（1977）、《你打开了自己的书——给路翎》（1980）、《铁的山脉》（1981）、《硬茧颂》（1981）都是在北京写成。《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麂子》等后来流传很广的作品主要创作于1973年到1974年。为何咸宁的诗歌写作具有再生的拯救意味？我认为主要是牛汉以殉道式的写作激励自己，抵抗虚无与绝望。1955年开始，牛汉遭遇不断的拘捕、审查，荒诞的现实逐渐把他推到殉道者行列，殉道者有英雄主义的道德优越感。1957年牛汉被开除党籍，支部会议上他只说了“牺牲个人完成党”，语言与姿态充满明显的殉道意味。《鹰的诞生》位列诗集《温泉》之首，这既有重新创作的纪念意义，看起来也像某种宣言。鹰不是一般的咏怀对象，唐晓渡先生曾指出鹰在牛汉诗中一直是最高贵、最珍爱、最有表现力的意象，显示出诗人与命运搏击的一种精神高度。以众鸟之王自况，主体从诗歌获得战胜困难、度过危机的动力。

与此同时，牛汉通过诗歌建构起一个与现实对立的理想世界，从充满人性光辉的世界获得安慰。他强调自己的作品不是个人的小情绪，被囚禁的老虎，被锯掉一半的树，被挖断的蚯蚓，处于危险之中的麂子，虽然都是被生活实存事物触动，但是他从中提炼出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又打动人心的公共性。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当然苦闷有很多层次，个体的，群体的，私密的，社会的，情感的，理性的，借助诗歌的宣泄，书写主体重获新生。

孙晓娅：这一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体现了悲剧的受难精神，被公认的代表性作品是《悼念一棵枫树》和《华南虎》。“枫树”的被砍伐的确是它在客观世界中的不幸遭遇，由于枫树的遭遇与诗人的现实处境有某些契合之处，由此牵动诗人联想到“文革”中自我身心的被摧残，以及一切为诗为真理而受难的国民的被迫害，于是，牛汉在诗中借客观物象记下那噬心的主题和属于整整一个时代人的伤残的悲剧心理。诗人在这首诗中突破了感伤、悲悯的层面，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的手法表现了那些受难者因抗争而遭受残害后更为悲壮凄厉的一幕，展现出他们率性刚烈的性格所必然付出的生命代价，强化了他们困境中承担苦难的英雄风姿。

《华南虎》是牛汉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该诗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诗人对华南虎这个立体丰富的形象的塑造。在诗中，华南虎以一个被看者的身份出场，然而，同遭劫难的诗人却懂得它的沉默和坚忍，老虎对自然山野的向往不正是诗人对自由社会空间的神思吗？老虎对看客的无视不正是诗人对庸众和卑俗小人的蔑视吗？诗人虽然没有看见“老虎斑斓的面孔/和火焰似的眼睛”，但他却感到了火山岩的滚沸与燃烧，直到那触目惊心的一幕跃入眼帘。笼中的老虎不但身心遭受摧残，它的天性还遭到惨绝人寰的扼杀，强者不屈服的抗争导致它必然走向悲剧，诗人写道：“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像闪电般耀眼刺目！/我终于明白……”这是被囚禁的心灵向杀戮者发动的最猛烈的抗争，也是它为自由而撕拼留下的历史见证。华南虎腾空而去的恢宏气势给人以震惊，绝望中反抗的壮举让人敬畏。这种受难与承担、超越的主题在《鹰的诞生》和《鹰的归宿》中再度呈现出来。

孟庆澍：龙扬志对牛汉咸宁时期的创作进行了再思考，晓娅老师刚刚又具体解析了经典的诗作，我在此主要从中国革命的背景思考牛汉的创作。由于牛汉的创作生命是如此之坚韧长久，以至于将之视为漫长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小小诗歌注脚，也并不为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他身上，“时代、人生和诗是血肉不可分的。”①这或许是大部分20世纪中国诗人——从殷夫、穆旦到北岛——都具有的特质。当下的问题在于，在目睹了足够精致和晦涩的当代汉语诗歌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类诗/诗人，如何看待这些诗背后的诗歌观念？在如此有限的篇幅内，想要解答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先从诗集《温泉》反映的小问题谈起。在我的阅读感受中，牛汉的写作技巧并不复杂。我想他可能并没有在技巧层面投入太多的精力，而是试图采用了一种更简明直截的写作策略：为其诗歌所要表达的政治性内涵寻找到恰当而非惟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其中就包括了“文革”时期所写的一系列咏物诗。我更为感兴趣的是，牛汉为什么选择了咏物诗作为后期的主要表达方式？如果这不是孤立的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下理解诗人对“物”的重新书写？在这里，“物我”之间的关系有何变化？

较之于里尔克的那种“万物各自有它自己的世界”（冯至语）的象征主义咏物诗，牛汉的“文革”诗歌在立意上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咏物诗，然而在另一方面，作为诗人的“我”又是一个革命者，是参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体之一，他所遭受的曲折命运——无论是作为革命的中坚分子或是暂时被革命所误解、压抑和排斥，都是复杂的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便具有类的、群体的意义，而“我”与“物”之间的联系，也必须在这一意义层面来理解。以《温泉》为例，相对而言，这首诗在牛汉的咏物诗中意旨并不是那么明确。但我认为《温泉》恰恰反映了咏物传统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变异。由于这首诗的叙事性和写实性，对于“温泉”及其带来的温暖，读者很容易理解为诗人在“文革”期间饱受挫折和磨难之余获得的一些慰藉。但是，这显然限制了诗中的“我”与“物”的意义，使读者只能局限于个人成败得失的层面来解读之。如果不从个人而是从“类/革命者”的角度去思考“我”，就会发现“温泉”及“温暖”或可有更广阔的释义范围。牛汉虽然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受到牵连，度过漫长的被整肃的艰难岁月，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内在情怀并未改变，对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追求也从未改变。因此，“温泉”或可视为革命与理想的象征，而“我”在诗中的寻找也就具有了更为深沉的历史意味。“我”的翻山越岭，决不仅仅只为了找寻一条慰藉自己的“温暖的小溪”，而是为了追求一个辽远而执著的理想。因此，在我看来这首诗其实反映了诗人五味杂陈的历史经验——作为革命之子，虽曾被革命所伤害，却依然在精神上保持着对革命与理想的皈依。归根结底，诗人始终是历史的人质。正是由于诗中复杂的情感，在牛汉的咏物诗中，这首诗显得格外含蓄蕴藉。同样是与传统相仿的“托物言志”的方式，“物”在牛汉这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们超出了对个人经验的低徊与吟唱，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历史进程有了内在的呼应与联系。这就使他的诗歌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非个人性；既是来自个体的命运沉浮，又具有民族寓言的性质。在我看来，牛汉咏物诗对“物我”关系的这种处理，或可视为鲜明可解的革命诗学对“不可解”的传统咏物诗学的某种反拨，这种咏物诗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中国革命的直接映射，在于它创造了以咏物诗写史的路径。

孙晓娅：孟庆澍谈的是中国新诗与革命话语问题，他以《温泉》为个案进行深入的考察。诚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多颠簸在厄运的旅程中，世纪前半期，民族的灾难激励他们自觉承担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终日奔波劳顿、上下求索；“文革”前后近20年，政治上的高压控制又将他们抛向郁闷窒息的“铁屋子”，他们失去自由的同时又被施加以本不应属于他们的自卑感。如果说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在忧患深重的困境中尚存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那么“文革”时期，他们所遭受的百般摧磨却让他们饱尝了精神流亡的酸苦和生命的悲剧意味。政治灾难剥蚀了人的本性，让人变得面目全非，除了权力者和说谎者，那个混乱的社会空间内还挤满了无数缄默的目击者，他们被极度的黑暗压垮，而后开始永无止境的逃亡，并用这逃亡背弃这黑暗，也背弃着针对黑夜真相的言说。

但牛汉从未选择逃亡，也不想躲避什么，他格外珍惜精神流亡的经历，仿佛它是上帝的恩赐，疏通了他的淤滞的灵魂，他以受难者的姿态主动承担了历史的、个人的苦难。这种姿态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流亡知识分子很相近——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灵魂上的无言接近。

张光昕：大家谈得已经很充分了，到我这里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倘若暂且不考虑一个从具体历史发生背景里走出的牛汉，而是近乎固执地考察，一个作为写作者的牛汉如何启动他的书写行为，我们会从中看到什么别具一格的东西？我们的思力将在牛汉作品中插一根银针，让它刺入表皮和肌肉，抵达文本内部幽深的骨髓，倾听诗人沉潜的隐微书写。

在黑暗时代，诗人的隐微书写收藏和看护着他作品的诗意。一个文学史上的牛汉在这里已经消失了，而我们眼中只有一个书写的牛汉，汉语的牛汉，诗歌的牛汉，他不再是他自己，同时，在隐微书写中，他也最猝不及防地与真实的自己相遇了。牛汉作品中关乎诗性的东西，似乎无法被当前的文学史网罩捕捉，也难以被他的同代人界定，甚至连他本人也无力提供最重要的证词。一部现代作品的诗性，已经不再居住于由语言构造的某种内在性中，不在一个辉煌的化石般的传统之中，而是不断地生成于从内部向外界散逸的途中，闪现于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中，犹如夜空中的烟花，从夜空中绽放，又在夜空中隐遁。

牛汉作品的诗性深深关涉着他的书写行为，一个现代诗人，生存于一个快疾、荒谬、动荡、阴霾和恐怖的世界上（牛汉的艰难时日和中国经验奠基为他写作的大地），他除了要对一个外部现实做出自己的反应之外，还为他的内心留下了什么？除了对一个当下的历史境遇发出声音之外，还对一个来自未来的恍惚召唤做出怎样的回应？甚至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牛汉的写作可能正像影子一样，勾勒、诠释和守护了他的生命，却提醒着他身上不能丢弃的黑夜，而这种写作往往也在黑夜中获得解放。这里一定发生着隐微书写。在牛汉一生的光彩篇章之下，诗歌中的隐微书写是他余外生命的脚注，是他随身携带的阴影，那阴影只属于他，写作，可能就为了在无聊、艰辛和危险的度日过程中，“破一破寂寞”（牛汉《兰花》），仅此而已。与其他杰出的现代诗人一样，这成为牛汉写作中最大的政治。

《温泉》吸引我的是另外一些不常被论及的作品，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一首名为《在深夜……》的作品，可以看做牛汉隐微书写的一个代表文本。这个文本恰恰就在书写黑夜，同时也构成一种黑夜书写（隐微书写的绝佳形式）。在深夜，诗人独自来到他的灵魂跟前，用手指沟通着，渴望在黑夜中出走（诗歌中的牛汉），脱离白昼的秩序（历史和现实中的牛汉），但却“不留痕迹”、“不成句”、“不成行”，诗人的写作走向隐微，他写下的是对内在性的否定，超越于痕迹、句和行的言辞，不再寻求何种确定的意义，而只是一阵阵低吟和呢喃。这种书写的不可能性，十分接近于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在《夜颂》中细腻描绘的情境：

是什么充满预感突然从心下涌出，吞灭了悲情的软风？你竟然喜欢我们，幽暗的夜？你在袍子里藏着什么，虽然看不见却震动我的灵魂？珍贵的香膏从你手中滴落，也从那束罂粟花上滴落。你托起心灵的沉重翅膀。②

诺瓦利斯和牛汉在这里的共通经验是，我们可能无法书写黑夜，但黑夜却推动着诗人书写。诺瓦利斯说：“我朝下转向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夜。”③夜，成为诗人写作的缘起、动力和庇护。夜透过书写，凝集为一种转身消失的产物：“透过坚硬的弧形的肋骨/一直落在跳动的心上”（牛汉《在深夜……》）。某种东西仿佛水滴一样，透过身体的岩层，渗入心中，但诗人却无法说出，它究竟是什么。一首诗的谜底始终停留在悬而未决的时刻，一直朝向难以名状的黑夜。

对于现代诗歌写作而言，有新的问题出现了。这里既不是传统语言观所宣扬的陈规：词在不断复制和模仿着物，仿佛物早已在那里，等待着词的反映；也不太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强调的那样：通过诗人的道说，词聚集了物，物因词方能存在，而词语破碎出，无物存在；这里的情况，接近于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谓的“外界思想”（the thought of outside）：语言的存在随着主体的消失而自为地出现，书写的主体不再是作为存在者的人和作为本有的大道（“语言”），而恰恰是一个非存在，其中只有虚空，语言绵薄不绝地从内部向外界散逸，听到的只有宇宙间持续的絮咿、脉冲和蠕动，只有词语的无声本质。

尽管像《在深夜……》这样的作品是牛汉的创作中较为少见的一种类型，但牛汉的隐微书写（即黑夜书写），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触及到了这种全新的现代经验，词与物的新型关系在汉语诗歌中在浑然不察的情况下初露端倪。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尺度和法则正在形成之中，它们将开启出一个尚未存在的书写空间，以容纳汉语诗歌的现代转换。正像牛汉自己所说，从黑夜滴落下来的，“是一粒粒发胀的诗的种子”，它们在转瞬即逝中永远发声，在持续发酵中迅速逃逸，它们由黑夜出发，穿越了人的心灵，让虚空占满书写的意志，将随时抽出的枝叶和根须重新伸向无尽的黑夜之中，捎去词语沉默的消息。

孙晓娅：感谢光昕从隐微书写的视角研究《温泉》，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注入新鲜的活力，为牛汉研究提供另类的经验，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记得牛汉去世时，陈思和教授说，“牛汉是当代诗坛领袖式的人物，随着‘七月派最后一位著名诗人牛汉的逝世，一个时代真正结束了。”这个评论非常中肯。《温泉》中收录的部分诗作是“血写的绝命诗”（牛汉），都堪称中国新诗史的经典作品。它们形象地勾勒出有良知和担当意识的诗人的精魂与个体命运。如同诗人所写：“我有大痛苦，我也有大世界。/这个世界里，痛苦就是生长智慧的土地。”④

今天的讨论几近尾声，跨越了一个时代，作为当下正在行动、写作的知识分子，其实我们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悼念牛汉老师，以我们可行的方式纪念那个时代的诗人，向那些“血写的诗行”致敬！

①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诗刊》1996年第10期。

②（德）诺瓦利斯：《夜颂》，《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③（德）诺瓦利斯：《夜颂》，《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前揭，第32页。

④牛汉：《读书札记和创作草稿》，《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