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梅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了西学思想的强烈冲击，许多西方的概念、理论涌进中国，西方的悲剧理论也在这时由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中首先引入。王国维写《〈红楼梦〉评论》时正耽读于叔本华，受到其“生命意志”说的影响，将悲剧的起源与本质归结于“生活之欲”，认为悲剧的效用与价值在于对生命苦痛的“解脱”。此后数年，王国维在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其悲剧思想也在发展演变。1913年王国维写成其曲学研究最高峰的著作《宋元戏曲考》，此后其学术兴趣发生转向，对于文学及戏曲的研究也基本终止。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在考察视角的选择、悲剧精神的阐释和结构标准的界定等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转变。

一、考察视角:先验的哲学研究到立足中国古典戏曲的文学研究

王国维的悲剧思想首先在《〈红楼梦〉评论》中开始较为系统地展开。在《静庵文集自序》中王国维说“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1］早年的王国维深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他的这种人生观在《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一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1］(P113)《〈红楼梦〉评论》完成于1904年，正是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影响的时期，所以在《〈红楼梦〉评论》中叔本华思想的印记十分明显。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将生活的本质归之于“欲”，并且认为“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