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辉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语言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在文学创作中人物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且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对人会产生种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地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刻下种种印迹。萧红与加兰分别为中美两国颇受瞩目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萧红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作品深受读者的青睐，这和生她养她的呼兰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美国乡土文学作家的加兰，描写了真实且具有时代感的美国西部。萦绕于萧红与加兰心头的故乡情结，使她们笔下作品深具乡土情怀，成为中美文学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

虽然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体现出浓厚的乡土情结，但由于两者生长的自然环境、风俗民情、人生阅历等有所差异，所以，二人所描绘出的乡土情结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是迥然有别的。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将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旨在通过分析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来对比萧红与加兰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乡土情结的异同，同时也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从而加深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识。

一、萧红与加兰的生长环境比较

萧红自小就受到东北黑土文化的感染与熏陶，萧红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就是这样在这片黑土上生长成型的。黑龙江省资源丰富，但也正是因为资源的富饶，使人们缺乏了生存的压力，因此少了些许进取心与改革的意识。但黑龙江地处中国北方，冬季寒冷漫长，自然环境十分严酷，这又赋予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能力，使黑土文化极具阳刚之气。把萧红成长的那片黑土上的文化概括来说不像中原文化那样经过了数千年的洗礼而文化相对比较浅薄，既可开放容纳外来之物，又由于其边远的地理位置而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萧红自身所表现的开拓、狂放、自由等精神都是对黑土文化的最好体现。黑土文化的种种在萧红的作品中都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这种体现正是萧红乡土情怀的最好升华。萧红在人物与环境描写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乡土情怀尤为突出。可以说这块对于萧红来说情有独钟的黑土给了她的文学作品最旺盛的生命力。

生于威斯康星州西塞勒姆农民家庭的加兰曾在南达科他州边境地区的乡村念过书，种过地，当过木匠。1884年来到了东部文化中心波士顿。后来又回到南达科他州的他，面对乡村人民困苦的生活及乡村经济衰退现象感到对社会的极度失望。西部在美国的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西部的扩展史。在美国人的心里西部已经成为他们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但是加兰并没有像一些文人一样在编写西部农民的生活如何快乐和美好。同样是乡土情结，加兰的小说如实地描写了美国历史上大转移时期西部人们的生死哀乐。可以说加兰的功绩在于，在美国文学界他最早开始用现实主义观点来描写农场中农民的贫穷疾苦。

萧红和加兰两位作家可以说对故乡的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笔下的乡土情结不再是故乡的一片树叶、一片森林，而是对故乡人们的生活乃至故乡人们的灵魂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们在把中国的黑土文化及美国的西部文化赋予给作品中主人公的同时，也给与了农民命运生活极大的关注。

二、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

通过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品中少了份对故乡的讴歌与赞美，不再对故乡的贫苦有所隐匿。但是，正是这种如实的描写使他们所描写的乡土社会都有一种直面真实与人生的惨淡与悲凉。正是有着这样乡土情结的描写，让我们更能体会到两位作家分别对各自故乡的情有独钟。两位作家对自己故乡的乡俗民情、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都深刻脑海，铭记于心。但同时他们又接受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当他们以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来重新审视故乡时，来描写故乡小人物的生活时，他们的乡土情怀得到了新的升华。下面具体分析下两位作家作品中小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意义。

1.以《生死场》为中心分析萧红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特征

萧红的故乡——黑龙江一年中有四个月雪花纷飞，在这样条件下，萧红多把这篇乡土描绘出蒙昧、病态、冷酷与畸形的色彩，同时又有着黑土文化独有的苍茫、凝重和凄凉。萧红的作品中多处都出现了忍受寒冷与饥饿，甚至因此而死亡的人们。

在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里，麦粒甚至比孩子还要重要，山羊比二里半的性命还金贵，这些无非都是因为生活的贫困。王阿嫂、月英、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等无数的生命惨遭自然和人们的残害，甚至被世人所推崇的母爱也扭曲变形，变得暴虐起来。萧红在《生死场》里描写到:“冬天，对于村中的孩子，和对于花果同样暴虐。他们每人的耳朵春天要肿胀起来，手或是脚都裂开条口，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当孩子把爹爹的棉帽偷着戴起跑出去的时候，妈妈追在后面打骂着夺回来，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1］(P33)萧红笔下的人们麻木地生活着，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生、又毫无意义的死去。人们无所事事地观看从大泥坑抬车抬马，人们在一起说长道短，这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生活。萧红虽然描写的是小人物，但是小人物却在天天上演着大大小小的悲剧，但是这些小人物却麻木不自知。在描写乡土情怀的作家中能把小人物描写得这样透彻刻骨的并不多见，小人物成了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主角。

再如《生死场》中一件件传达着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冬天女人们坐在王婆家的炕头上做着针线活的同时互相开着粗俗的玩笑;村里那个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病瘫在床上，被自己的丈夫虐待，受尽冷漠，最后惨死。还有以赵三为首的农民们想反对地主加租组织联合起来，但是这次行动却被地主给瓦解了，不仅地主加了地租，甚至赵三还感激地主的“帮助”。这些小人物即使活着也如同死了一般寂静，他们的痛苦不被社会所关注，萧红的乡土情怀是通过对故乡小人物的精神空虚、聊着无聊的话题，人们的残酷冷漠即使月英被虐待至死也无动于衷，似乎这些小人物把东北这片黑土冷漠残酷的自然环境传达得淋漓尽致。

通过萧红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她的作品中大都描写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种小人物渺小、脆弱、毫无价值的生，毫无意义的死。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描写体现出萧红所关注的故乡人民生存的艰辛不易，所以她描写了故乡小人物们悲惨的人生，不再描写人民所热爱的那片白山黑水有多么俊美，不再描写雪花洋洋洒洒的美丽。萧红在《呼兰河传》写到:“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1］(P213)通过她对故乡人民艰辛而又麻木生活方式的描写，可以看出她的故乡情结中凝结着对人类生死问题的沉重忧愁。萧红作品中的乡土情怀让人深深的感觉到悲凉与哀婉，让人感觉到人类生死问题的冷峻、深切、沉重的思想内涵，可以说萧红通过对故乡人民生活、风俗民情以及人们现实生活的描写来关注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绝不是偏安于黑土地的一角，可以说她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2.以《岔路》、《在山沟里》为中心分析加兰作品中小人物形象

加兰作为美国的乡土作家，他的艺术创作灵感和萧红一样来自于对故乡农民贫苦生活的同情。在《中部边地农家子》中加兰说到:“我怀着极端愤慨的心情重新开始写作，拿定主意不顾土地投机者或者政客的反对，一定要把西部农场生活真实地描写出来。”［2］(P394)加兰通过自己的笔传神地刻画出生活艰辛的农民夫妇，衣锦还乡的先富者、贪婪专横的土地掮客等小人物形象。通过自己的笔消解了西部农业神话，还原以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

《岔路》描写了西部农村小伙威尔爱上了阿格尼斯，却因为种种原因逃离了家乡去东部冒险。但是当衣锦还乡之时，故乡一切未曾改变，依然贫穷，但当年喜爱之人因为过度的操劳却早已青春不在、容颜衰老。于是他们想要逃离这种命运奔向新的生活。《在山沟里》描写了兄弟二人因为家里贫穷不能同时上学，因此弟弟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哥哥荣归故里之时，弟弟却终生生活在贫穷的故乡。哥哥感受到了乡村的贫穷与落后于是与威尔一样走上了逃离故乡之路。不难发现加兰的作品还原了真实的西部农村景象，再现了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这点可以说与萧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自己所热爱的那片故乡没有过多的粉饰雕琢，在加兰描写的西部乡村有干不完的乏味的体力劳动。西部农民鲜活的生命已经被贫穷消磨得麻木起来，加兰就这样把自己亲爱的乡亲们扭曲的内在真实地展现给世人，引起世人的深思。加兰作品中的小人物没有改变故乡的能力，在现实面前都充斥着深深的无力感，所以逃离乡村走向城市。“农业劳动是最艰苦、最低贱、最廉价的劳动。大自然和哲理都教诲人们，只要可能，就避开它，逃离它，去寻找不那么艰苦，较受人尊重和收入较高的职业。只要有办法，谁也不会去种田的。”［3］(P147)加兰的乡土情怀在其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上体现为他们对故乡的仇视，对故乡的反叛，而因此造成他们精神的流浪。他们虽然逃离了乡村，投入了城市却始终游离于城市之外，始终是一种流浪的无根状态。其实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与精神依附。但是乡村的现实又逼迫他们不得不背弃故土的温馨，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之中，加兰正是通过这种小人物逃离与固守的现状描写，体现出西部农村的贫穷落后，以及这些小人物在贫困面前的无力感。加兰敏锐地扑捉到了这一点。

加兰曾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到西部的自由土地去已成为美国大城市中对社会不满的人的出路，当工匠和农民在故乡陷于绝境时，他们便会奔向西部的大草原和森林。……因此，1849年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西部已成为金色西部，富饶、自由和幸福的土地。凡是和西部这个名称有联系的一切都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和充满了希望的。”［3］(P253)远离了失业与城市文明的压力，人们自由地构筑着田园理想，即“对(较工业化时代)更为简朴、更为和谐、更加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对“曾经(主导美国的)未被玷污的绿色共和国形象以及林木环绕，村落散布，阡陌纵横并致力于追求幸福的宁静之所的怀念。”［4］但是现实的西部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加兰的作品中格兰特的妻子劳拉不满丈夫的无能她说:“假如我是男人，……那我就要出去干点有出息的事，做什么我也不在乎，只要出去就行。”［5］(P108)李伯利太太也抱怨说:“我都六十了，可从来没有一天是我自己的，难得出去串门或是打个野餐，也要回来挤牛奶，还要给你们爷们做饭。……整整二十三年，我就守着锅台炼奶油，连一天甚至一晚的假期都没有享受过。”［5］(P169)加兰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如实再现了西部乡村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三、两位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乡土情结所引发的思考

通过本论文上面分析，无论是萧红描写的《生死场》，还是加兰描写的《岔路》《在山沟里》，两位作家通过对小人物形象，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对故乡都进行了客观讽刺的描写，深入其里，揭示其血淋淋的内在。在这现实的背后两位作家的乡土情节，两位作家对故乡的情感追寻最终将归于何处呢。

(一)萧红与加兰对故乡的客观讽刺心态描写

无论是萧红描写呼兰河畔，还是加兰描写美国西部乡村，萧红与加兰在其作品创作中一直坚持着写实主义的创作。这也是两位作家能够创作出如此让人难以忘怀作品的原因之一。加兰的写实主义原则为:“真实主义作家应当从现在去寻找主题。过去已经歼灭，而未来将自己照顾自己”。

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席勒将“感伤的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讽刺诗，是把现实写成反感的对象，在批判现实中寄托诗人的理想。第二类是哀歌，理想已经摆脱了现实，但是理想并未实现，只能将理想当作没有达到的或者失去的东西来写，因而内心处于既向往理想又留恋现实的特殊状态。第三类，即牧歌，理想完全压倒了污浊的现实，它在遥远的过去或者渺茫的未来成为“现实”，因此，将理想表现为现实的东西大加赞美。通过对加兰作品的阅读，我们可以把加兰的小说划分为“乡村讽刺诗”一类，加兰作品和其他许多西部作家有所不同，加兰描写的是美国西部的乡村，而不是美国西部边疆，在人物创造上加兰描写的是农民形象，而不是猎人形象。而且加兰是用客观讽刺的心态来描写乡村，而不是讴歌美化的心态。所以我们在加兰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一幅幅场景农民生存的困境，乡村的落后、封闭等等。

通过对萧红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萧红也不是以一种讴歌美化的心态，而也是以客观讽刺的手法来描写故乡。如代表作《生死场》描写东北农村人民在沉滞闭塞生活中的挣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的苦难与走向斗争，《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道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但正是这种手法给人们以深深地震撼，让人们不由得去关注那片土地，关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看着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受尽剥削，受尽虐待。萧红客观写实的描写正说明了萧红不仅仅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有着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作家。其实不难发现，中国封建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对黑土文化的影响巨大。所以萧红作品中的小人物在贫困和压迫下，不像加兰所描写的小人物那样有挣扎有逃离，而就是看着自己那样一点点的沉溺。如果说萧红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固守陈规、麻木生活，那么加兰所描写的小人物形象展示了逃离和困守的矛盾。但两位作家都忠实于故乡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无论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是怎样来描写小人物形象，是怎样来抒发自己的乡土情怀，他们书写故乡都是以一种新的视角，作品中小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父老乡亲。虽然两人笔下的乡土社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表现出来了对故乡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

萧红与加兰的作品为乡村的小人物争取到了一份话语权，两位作家识破了乡村的真正的底色，展现了乡村社会贫穷、落后的一面。萧红与加兰的作品中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更多的是平凡小人物苍凉演绎的悲剧。两位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小人物悲剧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萧红与加兰两位作家书写了各自故乡的特质，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乡土情怀，关注了农民的切肤之痛，并且两位作家将自己的乡土情怀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希望自己所钟爱的那片故乡得到发展，希望那片自己所钟爱的土地上的人们得到最终的幸福。

(二)两位作家作品中对故乡的情感追寻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两位作家都描写了其故乡背向阳光的一面，如萧红写的《呼兰河传》、《北中国》、《小城三月》等，在这些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衰败和死亡的氛围，似乎让读者感觉有悲哀、荒凉的曲调在耳边萦绕。故乡是萧红书写的永恒主题，有人认为萧红对故乡的描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与故乡越来越远因此希望通过书写来回归，但是在萧红的心中，故乡的记忆应该是一种压抑的存在，故乡的描写多是寂寞与孤独的，荒芜与衰败的，可以说在记忆的源头是荒凉的无处不在，叙述人沉浸越深，幻灭越大。萧红通过书写追寻故乡的结局可能为她带来的却是无处归依的情感。

加兰在作品中更通过小人物形象表达了故乡情感的无处归依。众所周知美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西部的扩展史，大多数作家在描写西部的时候着重描写了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西部情结，加兰也不例外。但是加兰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有提出了一个主题:逃离与困守。加兰在作品《岔路》与在《山沟里》都描写了当时西部神话破灭的大背景。人们在这种大背景下对没有给他们带来理想生活的故乡有了反叛与不满的情绪，枯燥劳累的体力劳动，生活的艰辛与无望，于是他们决定逃离。可是故乡是他们出生长的的地方，无论人漂流到哪里，那都是他们情感的摇篮。但是对故乡的叛离最终却是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的漂泊，作品中的主人公霍华德始终游离于城市之外，在他乡情感无处归依。

两位作家都通过对故乡的描写表达了一种让人觉得荒凉的无处归依的情感。

四、结语

萧红和加兰的作品中虽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形象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生活中有踪迹可寻，并不是作家的随心创造的虚幻人物，而是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描写。

萧红与加兰都并未像当时的主流文学一样，而是与其保持了距离，描写了真实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底层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底层世界就是两位作家“故乡”之所在，底层人物就是两位作家“故乡人物”的全部内涵。

对于两位作家，故乡情结在底层世界和小人物的描写中得以升华。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是极少数与故乡建立起密切联系的作家，她的写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故乡这个源头，并且故乡从萧红的出生地和成长的地方已经升华为萧红情感和意义的产生地。

由于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乡土文化的不完全相同，两位作家创作出的乡土世界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无论是萧红书写的小人物形象，还是加兰书写的小人物形象，都演绎着一场场无法淡化的悲剧。在萧红与加兰的作品中难以寻觅大人物、大英雄，多是被人忽略的卑微平凡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小事，但是萧红正是从这种日常生活小事中捕捉到令人惊心动魄的东西。可以说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让人们对小人物的存在倍感荒凉。萧红与加兰正是通过对故乡小人物生活的描写，用沾满了尘埃且充满了荒凉的现实生活进行描写来消解那份故乡的美丽神话。从两位作家作品中的乡土情结，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两位作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对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深深的关怀。萧红与加兰以他们特有的生活经历和视角为出发点来创作作品，这使他们的乡土作品多了份真实，并能让读者产生更好的共鸣。

［1］萧红.萧红文集:第2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33.

［2］李文俊，胡允恒.加兰短篇小说集［Z］.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394.

［3］Henry Nash Smith.处女地——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M］.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147.

［4］张涛.论早期美国学运动对美国人西部情结的处理方式［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5).

［5］李文俊，胡允恒.加兰短篇小说集［Z］.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