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510420）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作，早在5世纪初便传至日本，《古事记》记载了应神天皇16年王仁携带《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来到日本。在律令体制时期《论语》被指定为中央官学机构大学寮和地方官学机构国司的必读书籍，书中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思想也在日本备受推崇。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内容涵盖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求统治集团自身要以身作则，注重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求统治集团要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实行仁政。仁政作为实践德治这一治国理论的政治方略，提倡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以争取民心。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2，即把君主比作北极星，把国家比作星空，把人民比作天上的星星，君主以“德”治理国家和人民，则会把人民引向正确的方向使家国安定，统治国家的要领不是法令、刑罚或军队，而是道德和礼仪，首推德治的治国理念。而仁则居于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之首，是“德”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1]182，孔子认为“苟志于仁者，无恶也”[1]42。

菅原道真（845-903）作为平安前期汉文化和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官至宰相，与当时的皇族和贵族一样，对孔子是推崇备至的。在《州庙释奠有感》（220）中，“一趋一拜意如泥，釒尊俎萧疏礼用迷，晓漏春风三献后，若非供祀定儿啼”[2]220的吟咏，表达了菅原道真对与中央的大学寮释奠相比地方上的州释奠中的祭台和祭酒太过简陋，唯恐对孔圣人失礼了的忧虑之心。由于对孔子的顶礼膜拜，对集成孔子思想字字珠玑的《论语》自然是奉为圭臬。以下从平安前期社会对《论语》的接受背景入手，探讨菅原道真对《论语》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

一、平安前期社会对《论语》的接受背景

自从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把《论语》带入日本后，朝廷上下对汉文化的热衷有增无减。至圣德太子时期，圣德太子依据《论语》等儒家经典，颁布了《宪法十七条》，为645年进行的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化改新之后，日本为改变本国落后的面貌，积极采用律令体制，对中国几乎无所不学，理所当然儒学也是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日本曾派遣大量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儒学，并带回最新的研究典籍。根据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和757年实施的《养老律令》可知，奈良时期，为了培养官吏，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了大学寮和国司，主要学习明经道、纪传道、明法道和算道等科目。明经道以教授儒学为目的，以《论语》、《孝经》为教科书，另外还要求学生选修儒家经典中的其它三或四门为必修书目，纪传道是以编撰史书为主要目的，因此主要学习历史和汉文学，以被称为“三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文选》为教科书，同时研读儒家经典。到了平安初期，律令体制进一步得到延续，由于对唐风文化的极大兴趣，加之官方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儒学教育的就学政策，自9世纪至10世纪初，大学寮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期，在大学寮中，纪传道取代了教授儒学的明经道，成为最主要科目。菅原道真作为纪传道的文章博士，认为“君政万机此一经”[2]408，对《论语》推崇备至。因此，其对《论语》的接受也必定顺应时代的潮流体现得更为全面而深入。

二、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

在平安社会前期，贵族社会对汉文化充满无限憧憬，对其积极加以吸收并使之按照日本独有的方式发展。因此，对承载着汉文化精华的《论语》也倍加钟爱。皇室成员乐于附庸《论语》，并普遍接受和宣示其中所提倡的伦理思想；另一方面，《论语》是律令体制中“学令”规定的必读书目，文人官僚需藉此走上仕途，同时也要藉此提高修养、精益学问。菅原道真作为文人官僚，其自身对《论语》是非常熟悉并极其推崇的。《仲春释奠听讲论语》（23）中的“圣教非唯一，孤源引万流……此间飠贊仰事，遥望孔尼丘”[2]123，把《论语》称为圣教，视作儒家经典的源头，表达了菅原道真对孔子的敬仰和崇拜。《王度读论语竞。聊命酌》（43）中的“自此穷坟典，何为二十篇”[2]137，用《论语》二十篇指代《论语》，说明《论语》是当时学习儒学时需要掌握的最基础内容。菅原道真在仕途上官至右大臣，因此其对《论语》的解读和对贯穿其中的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在平安前期颇具有代表性。以下从菅原道真推崇忠君尊王的思想、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行修养和自觉、倡导“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三个方面分析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

（一）推崇“尊王忠君”思想

“维护君权制度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揭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3]79。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252，唯有天子掌握制礼作乐和下令征伐的权力，天下才会太平。天子即君王，因为“王”是当时国家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尊王”有利于律令制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而国君作为最高权威在当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忠君”则有助于为苍生谋福祉、为天下谋太平。菅原道真被宇多天皇称赞道“是鸿儒也……非朕之功臣·新君之忠臣乎”[4]103，是宇多天皇时期“宽平之治”的有功之臣，并对其后的醍醐天皇忠心耿耿，被升任为右大臣。菅原道真把天皇的恩泽比作让万物苏醒的和煦春风，认为“春风圣化尽阳和……鱼鸟千般皆德煦，游鱼万里半恩波”[2]168等等天下祥和的万般景象皆因皇恩浩荡。“日暮归时明月下，回头更畏戴皇恩”[2]224中，感恩明月普照大地，更感怀皇恩绵长，表达其对皇恩的无比景仰和敬畏之情。在赴任岐守时，感叹“忠信从来将竭力，文章不道独当仁”[2]248，即至今为止都是怀着忠诚诚信的心思竭力奉公，绝无以炫耀的姿态来做过文章的，认为“为吏为儒报国家”[2]249，无论是做官吏还是学儒，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忠君尊王，报效国家。“君是苍天不可阶，孔分孝水写恩涯……远近忠臣我孔怀”[2]396-397中，把君王比作苍天，愿以孝敬父母之心侍奉君王，君王恩泽延绵，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得到了很多忠臣至忠至诚的侍奉。如“献寿黄花酒，争呼万岁声”[2]140、“臣幸著绯恩泽渥，自岂晓滴在秋丛”[2]158般盛赞皇恩，并把皇恩和滋润万物的雨露联系在一起的诗句在菅原道真参加的春日内宴和重阳宴会上所作诗作中俯拾皆是。

（二）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行修养和自觉

菅原道真对《论语》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首先体现在其强调执政者个人的品行修养和自觉。孔子认为当政者要以身作则，正道而行，以“君子之德风”引领“小人之德草”[1]180，引导百姓向善。在菅原道真初涉仕途之时，其精勤政务，没有丝毫懈怠。初为官吏时所作的《雪中早衙》（73）中的“风送宫钟晓漏闻，催行路上雪纷纷……衙头未有须臾息，呵手千回著案文”和《早衙》（74）中的“回灯束带早衙初，不倦街头策骞驴”，体现了菅原道真以身作则、克己奉公的优良品德。菅原道真对自己约束颇为严格，当遇到天灾或者异常天象时，他会吟咏“不雨应缘政不良”[2]304，先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绝不委过他人。

（三）“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

菅原道真对《论语》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其次体现在他的民本思想上，即“富之教之”[1]191，一方面要让百姓生活富足，一方面还要在百姓生活富足的基础上以道德教化民众。孔子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1]174，即要取信于民的话，就要备足粮食，充实军备，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是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在任岐守期间，菅原道真体察民间疾苦，深刻感受使人民富足是执政者管理民众的首要任务。在886年春，菅原道真赴任岐守，在岐（现日本香川县）度过了四年的国守生活。时年秋，触目所见的船夫、采药人、垂钓者、卖盐人、樵夫、鳏寡孤独者和不堪赋税逃亡他乡而又被遣返者，让一直以来生活在京城的菅原道真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菅原道真有感而发作诗《早寒十首》，以表达作为父母官真切希望民众生活富足的愿望。以下引用其中第一首进行分析。

何人寒气早 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 寻名占旧身

地毛乡土瘠 天骨去来贫 不以慈悲系 浮浪定可频

在这首诗中，叙述了最早感受到袭人寒气的是那些被生活所迫而一度逃离到其它地方又被遣返回乡的穷苦百姓。虽被遣返回来了，户口上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只能通过询问姓名来推断出身。由于土地贫瘠，种不出庄稼，如果国司不实行仁政的话，迫于生计，加之赋税繁重和诸院、诸宫、诸司、诸家的强迫，从部内逃往其他地方的这种现象将会层出不穷。诗中“不以慈悲系，浮浪定可频”表达了菅原道真作为政治家的自觉和以富民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面对满目苍夷的岐国，菅原道真深切感知“事事当资仁义下，行行且祷稻粮登”[2]271，唯有施行仁义之道才可以求得百姓五谷丰登。

菅原道真心系百姓，希望执政者的德治仁政就像和煦的春风一样能够吹遍大地，教化百姓，认为“天以春为化，帝以惠为和”[2]126，即上天在春天养育繁衍万物，帝王对万民施予恩惠慈悲，注重以德化民。“和风期五日，德化在三春，远近吹无颇，高低至有邻，开花惊老树，解冻放潜鳞，号令今如此，应知养长仁”[2]295中，吟咏春风德化万物，无远近高低之分，让枯树开花冰河解冻。其中，“高低至有邻”出自《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1]50，意即有道德者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者与之做伴。菅原道真将春风比作德治仁政，道出其作为执政者希望以德化民，通过恩惠感化百姓让百姓服从，而不是靠武力和镇压让百姓臣服。惟其如此，老百姓才能够明辨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与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3，希望“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且归顺”，而非“用政令来训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饬百姓，百姓只会尽量避免获罪，却没有羞耻心”的主张一脉相承。

总之，菅原道真所处的平安社会前期，《论语》作为培养为政者政治素养不可或缺的经典，被统治阶层广泛接受。菅原道真作为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典型代表，奉行“惟仁者宜在高位”[5]145，主张“尊王忠君”，以为政者个人的高尚人格和品行操守来影响和治理天下。菅原道真一生跌拓起伏，无论是在得意时期还是失意之际，都把“勤王”放在第一位，认为“勤王自与恒亲疏”[2]120，因为忙于政务而疏远了自己最亲的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为了更好地效忠君王报效国家，菅原道真以身作则，注重个人品行修养，年少时便惜时如金，吟咏“可恨未知勤学业，书斋窗下过年华”[2]105，到岐任岐守时更是时刻警醒自己要做一名“良吏”。菅原道真对《论语》德治仁政思想的接受除了表现在“尊王忠君”和“正己”之外，“富之教之”的民本思想也是一大特色。为百姓谋福祉，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再在这个基础上以德感化百姓，让百姓“有耻且格”。

菅原道真提倡德治仁政的执政理念，吟咏“令辰成德政，旁午育耕农”[2]124，认为德治仁政有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万物。但是在另一方面，较之于到地方上去当父母官，其本身却“心在吟诗”[2]（274），更执着于当个“京官”侍奉在天皇左右。这种思想在“倩忆分忧非祖业，徘徊孔子庙门前”[2]250和“四时不废歌王泽，长断诗臣作外臣”[2]357等的吟咏中表露无遗，表现了菅原道真作为文人官僚的局限性。

[1]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 菅家后集[M].东京：岩波书店，1966.

[3]王杰.为政以德：孔子的德治主义治国模式[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5）.

[4]坂本太郎.菅原道真[M].东京：吉川弘文馆，1962.

[5]万华丽，蓝旭，译注.孟子·离娄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