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奋

（闽江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为“文本间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是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批评标志性的术语。互文性通常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发生的互文关系，互文关系包括暗喻、改造、扭曲、翻译、戏仿、拼贴以及其他的变换方式［1］（P112）。 在此，文本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文本不仅指文字文本，也指外部的现实。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该术语指的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哲学文本、神学文本，还涉及所有蕴涵文化意味的文本 ，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文本［2］（P2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互文性的角度来解读贝娄，如宁东考察了《洪堡的礼物》与莎士比亚戏剧的互文性［3］（P80-82），徐文培等阐释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互文性［4］（P104-107），探讨贝娄个别作品与前人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事实上，贝娄的作品不仅充斥着别人的前文本，而且弥漫着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即大量借用自己以前的作品，因此具有丰富的内文本间性（intratextuallity）。内文本间性，指的是作者引用或者直接映射自己以前的作品，从而把小说当做再现自身的世界，由此构成一种深藏的互文性；此种文本关系往往通过引用自己的话语和自我指涉来实现［5］（P213）。 在贝娄的等身著作中，《赫索格》和《拉维尔斯坦》这两个文本之间就有着明显而典型的互文性。

1.主人公形象的相似性

这两部小说均以主人公名字命名。两书所描写主人公分别是贝娄笔下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因此分别标志着贝娄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开端和结尾。即使两书成书时间相隔35年，两位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贝娄知识分子小说的对话，即两个文本间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

在人物塑造方面贝娄倾向于使用共同元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多次遭遇婚变的男人，并且都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Robert F.Kiernan认为，贝娄的人物以一种清晰可辨的方式互相依存着，比如赫索格可以说是一个更有文化的利文撒尔，更成熟的威尔赫姆，和一个文雅的亨德森［6］（P98）。 赫索格为人敏感善良，但是不堪学术和生活的双重打击，不停写信不断旅行仍无法安抚自己焦躁的心灵，是个十足的思想者。赫索格身上融合了各种特质：晃来晃去的人、被自身梦魇缠身的受害人、只争朝夕的冲动和总在途中的马奇。

贝娄似乎在将自己以前的作品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系列，并不断去填充这个系列使之圆满［7］（P191）。 在《拉维尔斯坦》中，贝娄则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齐克和拉维尔斯坦，两人截然不同，前者是个思想者，而后者却是个十足的行动者。齐克也是个敏感善良的犹太知识分子，也经历着赫索格那样的身心煎熬；拉维尔斯坦却拒绝亲情，摆脱家庭，追求享乐和学术，洒脱地走完一生。这样看来，《拉维尔斯坦》在人物塑造上既继承又反叛《赫索格》，齐克是赫索格的写照，拉维尔斯坦则是赫索格的提升版。

2.作品主题上的参照

两本小说的互文关系并不局限于主人公形象的相似，更体现在主题上的交叉和重叠。贝娄知识分子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在思考人类处境的思想家，对其他思想家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不断追问和寻找。Ben Siegel曾指出贝娄在不断探索的主题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动乱的时代氛围中，在科技和思想的围攻下，以及不断变幻的国家界限中，个人存在的意义何在［8］（P4）。由此可见贝娄小说互文性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小说文本与社会现实这个大文本的互文关系。罗兰·巴尔特在谈到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时指出，“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 （citations） 的一个新织体 （texture）”［9］（P86）。这两个文本是贝娄自我指涉的织体，两书在主题上就有诸多交织之处。

2.1 追寻之旅程

追寻是贝娄作品经久不衰的主题，这在贝娄主人公们追寻旅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美国文学中的其他追寻者——如纳蒂·邦波（Natty Bumpo）是自然的保护者，哈克贝利·芬是自由的追寻者，盖茨比是昔日爱情的追求者一样，贝娄的主人公们也一直在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John Jacob Clayton曾经指出：具有叛逆、与残酷冷漠的世界抗争的天真之人，在美国文学中可谓是不胜枚举［10］（P40）。赫索格和拉维尔斯坦，甚至齐克都属于天真者之列，因而都是“肯定者”（yea-Sayers），是天真的追寻者。

赫索格，在承受了学业和生活上的一系列沉重打击后，濒临崩溃边缘，但仍抗拒虚无主义的诱惑，与“否定者”（no-Sayers）争辩，追寻着存在的价值。苦闷的他无法用痛苦和磨难为生活辩护，发现人类“既享有人的生活，也经受非人的生活”①（P185），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世界，人类被物化和异化的同时也被剥夺了隐私权，身体隔离与心理疏离同在，而自己不过是“金钱的媒介”。他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却无一成功：糟糕的父亲、爱人和朋友。

这并非一个人的疏离，而是集体的孤单。还有那位忿忿不平的律师桑多（Sandor），为了整天无所事事、只知索取不知感恩的妻女奔波劳碌。在纽约，一些孤独的人整天宅在房间，最后竟打电话向警察求助。现代人的疏离感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滋生了虚无主义，即使是成功人士也不能幸免。这类疏离孤单的人也在《拉维尔斯坦》中隐现——巴特尔夫妇，他们“看透了成功的假象”（P156），对生活十分绝望，于是打算自杀。

随着思考的深入，赫索格逐渐意识到“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比一个王国更雄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王国”（P326）。 这是他在与聒噪的“否定者”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他总算获得了宁静。Clayton也认为，赫索格是一个“了不起的摩西”，一个全新的摩西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穿越荒原来到应许之地［10］（P229）。 经历身心困苦的考验，他终于实现了个人价值的回归。

赫索格的追寻也被借用到了齐克和拉维尔斯坦身上。伟大的拉维尔斯坦再一次肯定了个人的价值，认为美好的生活是可望且可及的。年轻时的拉维尔斯坦不愿意依靠家人，因此抛弃家庭，尤其断绝了与父亲的联系。他甚至将这种极端的自我成长方式强加给学生。他作为犹太人只身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终于出人头地、扬眉吐气了一番。

赫索格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个人情感危机中，而是将自己放置在更广阔的历史和世界视野下，试图寻找出终极意义。同样地，拉维尔斯坦也将自己的个人研究变成了一个广泛的探讨，或与最好的朋友齐克商榷，或与他的学生讨论，亦或是通过对他人施加他的影响力。这两位主人公异曲同工，有着惊人的默契。

在追寻意义的旅途中，原先孤独绝望的赫索格，映射到 《拉维尔斯坦》中便是那对企图自杀的巴特尔夫妇，而重新找到希望的赫索格则是拉维尔斯坦这个大无畏者的先驱。

2.2 传统之定义

当代很多大思想家都认为传统和信仰已经干涸，传统也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时代处处充斥着荒原思想和虚无主义。对于这些思潮，贝娄的主人公们并未置身度外，而是进行猛烈反抗和驳斥。赫索格和拉维尔斯坦都具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对当前社会抱有同样的关注。这两个知识分子并未局限于象牙塔，而是对社会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他们明白，当前的真实存在以后将成为一个历史片段，因而积极参与到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去。他们看透了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

在立场选择中，赫索格站到了文化虚无主义对立面：反对达达主义，反对荒原思想，反对诋毁人类生活的言论。赫索格驳斥了荒原思想，捍卫人类历史。虽受精神困扰而无法写就一本有关浪漫主义的书以解释人类历史的进步，但他并没有苟同对手的观点，而是同那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和尼采等人争辩，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可以从其平凡的生活中衡量出来。对于诸多思想家不看好的传统和信仰，赫索格却保持乐观的态度，他声称“我们都是幸存者”，这种是乐观的声明，是对荒原思想的一记耳光。赫索格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守卫者。

赫索格保守而平庸无奇，拉维尔斯坦则激进而锋芒毕露。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和著名学者，他不仅与挚友齐克和得意门生热烈讨论社会问题，也使自己在他的国家政治中颇具影响力。首先，拉维尔斯坦是个张扬的演讲者，与内敛的独白者赫索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话的大胆和直接，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他人看法，比如他那邋遢的饮食习惯，嗜好奢侈品和肉欲，而不重视个人外表。尽管他对流行文化津津乐道，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但本质上是一个博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情结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拉维尔斯坦主张回归传统价值观，反对文化相对论。受希腊经典的影响，他对经典古物饶有兴趣，比如他喜欢雅典，极其尊敬耶路撒冷。在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拉维尔斯坦抱怨道：“大学是宽容的，宽松的。早期的清教主义一去不复返了。 ”（P15）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坚持犹太价值观，认为尽管面临各种磨难，但生命是值得的痛苦。他成功劝阻谋求自杀的巴特尔夫妇。他谴责文化相对论者和那些包括吉卜林在内的狭隘的反犹人士。他不仅是个卫士，他主动出击和进攻，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其次，他彰显自己的影响力。他喜欢在社会中有所作为。他仍在指导现已就任政府高官的得意门生，成为政府的幕后顾问。通过仍旧“掌管他的老学生们的政治教育”（P12），拉维尔斯坦很可能让他的观点或意见上升成为政府决策。通过参与社会制度上层的运作，他积极入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身边的朋友，他也毫不谦逊地给予指导和帮助。

在传统文化捍卫这一主题上，两部小说如出一辙。赫索格这位文化的守卫者是雏形，被改造成了一位传统文化的先锋战士。

2.3 爱之诠释

爱是赫索格和拉维尔斯坦的生活的另一个主旋律。贝娄主人公们对爱的追求往往被评论家所忽略。他们一直在追问：“爱究竟是什么？”赫索格和拉维尔斯坦也不例外。

对于赫索格来说，爱是多种多样的：亲情与爱情，此外还有兄弟情谊和婚外恋。男女之间的爱情赫索格困惑不已。他第一次婚姻几乎无爱可言。第一任妻子黛西温和乖巧、善于持家，是赫索格身后的女人。可第二任妻子马德琳任性好强，俨然是个“女王”，让原本强势的赫索格沦为了听话的奴隶。在马德琳的指使下，他辞掉工作，买了一处偏僻乡村里的别墅，成为一个孤独的自由学者。婚姻的再次失败无疑是灾难性的。马德琳的婚外恋对象正是丈夫的好友格斯贝奇，这成了压垮赫索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严重动摇。然而赫索格自身也常拈花惹草，情人不少，比如园子（Sono）和万达（Wanda）。显而易见，他是在寻找真正爱情的旅途中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真爱，便从肉欲中暂时麻痹自己。在与情人雷蒙娜交往和周旋的同时，他对爱的信心也在一点一点地重建起来。

亲情也是一剂疗伤良方，在赫索格生活中举足轻重。身无分文的他可以求助两个慷慨大方的哥哥——苏拉和威利。当他因车祸被拘时，正是二哥威利将他保释出来，也是二哥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极力敦促他住院休养。尽管他离婚以后只在周末陪伴子女们，但孩子们仍同样爱他。家人对他无私的爱让他倍感温暖，一双儿女更让他倍感欣慰。虽然亲情有时候显得婆婆妈妈，但在赫索格的追寻之旅中却是不可缺少的因子。此外，赫索格还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会使得一个人富有人性，兄弟情谊是一个人的组成部分。最终，是爱拯救了他。家人的关爱、情人的呵护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他逐渐走出阴影和混沌，悟出爱的巨大能量，最终他获得了灵魂的安宁，哪怕这一安宁是暂时的。

赫索格对各种爱的体悟折射到《拉维尔斯坦》中却被浓缩成了对爱情的珍视。在拉维尔斯坦的世界里，爱是一种本能。他和好友齐克分别有稳定的爱人或情人，对爱怀有坚定信念，十分珍视爱情。拉维尔斯坦对爱情的定义与众不同。他认为，爱情就是性爱，是对肉欲的渴求和满足，并且认为若无这样的爱情，自己根本不会取得如此的成就。拉维尔斯坦醉心于世俗享受，他将爱情看做是“人类最大的福气”。爱情是拉维尔斯坦的生命线。他对于爱情的渴望评价非常高，认为追求爱情乃是渴望寻回你失去的另一半自我（P24）。对他来说，寻找爱情，就是寻找自己、成全自我。然而两个大男人对爱的理解尚不及一个女人。罗莎曼（拉维尔斯坦的学生，齐克的妻子）虽在学术上无法与两个大男人媲美，却在对爱的理解上更胜一筹。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是罗莎曼决定将生病的丈夫齐克转送至城里医院。她的坚定信念和悉心照料总算把丈夫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在此，爱是起死回生的良医。

在《赫索格》中得到全方位诠释的各种爱，被提炼成了对成熟男人尤为重要的爱情。爱同样强大，是受苦受难的主人公们最后的救命稻草。爱这一疗伤神药，最后总能驱走可怕的病痛，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2.4 生死之参悟

生与死是贝娄小说探讨的主题之一。在这两部小说中，赫索格就一直思索着死亡的问题，齐克经历一次死亡，而拉维尔斯坦则超越了死亡，虽死犹生。

赫索格意识到他在给许多死人写信，他认为自己时刻与死人为伍，而且还相信只有当生命被清楚地看作是在慢慢死亡时，生命才是生命。他还写道：“人们正在渐渐死去——这决不是隐喻，是事实”（P34）。在此，赫索格所说的死亡并非肉体上的死亡，而是精神上的死亡，因为人们或意志消沉或悲痛欲绝，正如贝娄另一本小说的题目所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赫索格洞察到，在这样一个精神衰竭的时代，人们失去了生活的原动力。

赫索格对死亡的思考可以因一个礼物而一触即发，比如从前芝加哥室友阿历克·海希宾 （Aleck Hirshbein）死前留给他的双簧管。如果说双簧管让赫索格睹物思人，那么年幼丧母对他无疑是更加沉重的打击。母亲临终之时告诉他“儿子，这就是死亡”，可他拒绝接受死亡。此外，赫索格对父亲的盛大葬礼也难以忘怀。赫索格的朋友卢卡斯·阿斯福特（Asphalter）因为宠物猴子之死而陷入痛苦，他躺进棺材假装已死了。赫索格极力劝阻朋友的想法和行为，却发现自己无理无据，但他仍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思想在生命中不可或缺，思想只要一开始消沉，思想者就会死亡。

赫索格内心生死之间的拉锯战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连Robert F.Kiernan也认为，后来的车祸并非纯属意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赫索格死亡意愿的表现［6］（P108）。在生与死之间的挣扎中赫索格最终倾向了生的这边：“他不能让自己死去，孩子们需要他，活着是他的责任。”（P33）这在他当时纷乱的思绪中无疑是一个肯定的信号。他必须活着，去完成未竟的事情，强烈的责任感把赫索格拉了回来。他仍需要时间来适应“龌蹉的事实”，但他总算找到继续活着的理由。

相比之下，《拉维尔斯坦》中死亡的主题更加显而易见。胡苏晓所译的中文版《拉维尔斯坦》的封面就赫然写着“贝娄参悟生死之作”［11］。如果说赫索格是在思考死亡，那么齐克就在思考并经历死亡，当然他所经历的两次死亡（拉维尔斯坦的和自己的死亡）都被超越，因为拉维尔斯坦因自己留下的精神财产而永生，齐克则被爱妻从死神手头拉回。

年过古稀的齐克在预备好友末日时，也不敢忘记自己还年长好几岁，他说道：“在晚年，我每三个想法，就有一个是想到死亡”（P129）。在对死亡的思考上，齐克就像是年老的赫索格，心态更加平和，思绪更加缜密。拉维尔斯坦的去世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然而关于他的回忆录（也就是该小说），将让他不朽，因为他的精神财富将永传与世，人们也将在这本书里看到活生生的他。

在死亡面前，拉维尔斯坦是个真正的勇士。感染艾滋病之后，拉维尔斯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他从来就蔑视死亡，在医院里他仍不顾医生的忠告，在“禁止吸烟”的警示牌下抽烟。他也从未自暴自弃，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他还将自己的病房当成会客室，和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谈笑风生。就在临死前，他还成功劝阻了那对想要自杀的夫妻并认为 “把自杀变成说理或辩论是一个错误。 讨论赞成还是反对生命是小孩子做的事情”（P154）。生存和死亡的问题在他看来不具可辩论性，因为，一个人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在各种境遇中生存下去。面临死亡的威胁，他超越了恐惧，将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发挥到极致。在这个倔强的巨人面前，齐克看到了何为生命以及如何生活。

在生死问题上，赫索格是个思想者，他的胜利仍停留在精神层面，这种精神胜利被嫁接到《拉维尔斯坦》中并发扬光大，齐克和拉维尔斯坦是个实践者，他们俩成功超越了死亡。

2.5 犹太性之阐释

犹太作家笔下的犹太性一定不可忽视。贝娄自己厌恶别人给他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在Kulshreshtha的采访录中，贝娄反对犹太标签，把自己定义成“有犹太血统 的 人 …… 一 个 有 一 定 犹 太 生 活 阅 历 的 人 ”［12］（P59）。 然而对犹太标签的抵制并不意味着他回避了犹太问题，相反地，犹太性在他作品中比比皆是。他的主人公，除雨王汉德森外，均为犹太人。

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的赫索格，时不时想起家人和童年，对拿破仑街依恋不已，还常喃喃说着意大利语。毫无疑问，他首先是一个犹太人，其次才是一个学者，犹太性是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处不在的反犹主义让赫索格在社会中磕磕碰碰，他总被看作是外国人，在参军的时候也因比别人机灵而受到歧视。当然，书中的犹太性更表现在赫索格的语言策略上。贝娄在评价Sholem Aleichen的一本书时，把意大利文学和犹太叙事的力量与犹太悲痛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说：“无能为力迫使人们不得不诉诸话语”［13］（P15）。 Jonathan Wilson 也认为贝娄人物最典型的犹太性体现在对语言的改造能力的信赖［14］（P76-77）。 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赫索格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他说：“我用语言来追逐现实。也许我希望把所有的一切变成语言，迫使玛德琳和格斯贝奇良心 发 现 …… ”（P279）。

然而在《赫索格》中，犹太性并非显性主题，但这一隐性主题在贝娄小说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到了《拉维尔斯坦》，犹太性的主题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犹太民族的灾难历史是拉维尔斯坦所关切的重点之一。拉维尔斯坦首先是个犹太人，其次才是个学者，他总在讨论着犹太民族史以及现状。在临终之时他还在不断思考着这些问题，他要发表的意见已经形成体系，但是没有能力宣布他的结论，而结论之一便是犹太人应该对犹太人的历史深感兴趣。正如Allan Chavkin所指出的，拉维尔斯坦的可贵与他的犹太精神是密不可分的［10］（P298）。尽管已经实至名归，拉维尔斯坦仍遵循着犹太价值观。他代表了广大追求真善美的犹太自由思想家、学者和导师，同时也是犹太历史文化的捍卫者。

对于反犹主义，拉维尔斯坦尤为警惕。在他身边，反犹者比比皆是，其中有诸如T.S.艾略特、夏尔·戴高乐、吉卜林等著名人士，有卫生工Wadja、Glyph夫人以及巴黎房东等无名之辈。他们要么指责拉维尔斯坦“野蛮的犹太行径”，要么对拉维尔斯坦的邋遢吃相嗤之以鼻。拉维尔斯坦甚至还察觉到了潜伏的反犹者，比如，拉杜·格里莱斯库（Radu Grislescu）教授，在二战中作为法西斯分子的他制定了邪恶的灭犹计划，是希特勒的支持者，还参加过铁卫团，现如今为了掩人耳目洗刷罪名才愿与齐克为伍。对于各色反犹者，拉维尔斯坦均予以还击。

犹太的人文主义塑造了拉维尔斯坦的价值观。齐克也认为他正追随着犹太人的思想或者说犹太的本质的轨迹。临死前，拉维尔斯坦对犹太价值更加珍视，通过劝说成功地拯救了一对企图自杀的夫妻。在此，他追溯了犹太传统观点 “犹太人觉得世界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你毁灭了一个人的生命时，也毁灭了一个世界——为那个人而存在的世界”（P156）。拉维尔斯坦面临死亡的无所畏惧、我行我素，以及齐克与死亡的坚强搏斗，都是对犹太价值观的肯定。用这样的犹太精神，拉维尔斯坦这个伟大灵魂人物度过了精彩纷呈的一生。比起赫索格，他身上的犹太性更加浓烈。可以说，犹太主题是贝娄无法回避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犹太性在贝娄主人公身上越来越突显，其至高点就在拉维尔斯坦这个人物身上。

综上所述，贝娄的作品充满着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在贝娄的等身著作中，《赫索格》和《拉维尔斯坦》两个文本之间就有着明显而典型的互文性。两本小说的自我指涉关系并不局限于主人公形象的相似，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主题上的参照：追寻自我、定义传统、诠释爱意、参悟生死和犹太性。这些主题往往在《赫索格》中还是隐性，嫁接在《拉维尔斯坦》成了显性主题，且被发扬光大到极致。由此可见，这两个文本的互生、互动、互证的历时关联构建了跨时空的文本关联，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内文本间性。此外，互文性理论不仅为理解贝娄的个别作品提供了一个参照，也为阐释贝娄作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从而进一步验证了互文性理论作文学批评理论的实用性和影响力。

注释：

①若文中引自《赫索格》一书只标明页码而无明确指出作者、出版年份，则该引文来自：Bellow,Saul.Herzog［M］.New York:Penguin Books，1976.若有关《拉维尔斯坦》一书，则引文来自：Bellow,Saul.Ravelstein[M].New York:Viking,2000.

［1］Baldick，Chris.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2］胡经之，等.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宁东.《洪堡的礼物》与莎士比亚戏剧的互文性［J］.文学教育，2009，（12）:80-81.

［4］徐文培，田野.犹太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互文性［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3）：10-107.

［5］陈永国.互文性[A].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Kiernan，Robert F.Saul Bellow［M］.New York：Continnum，1989.

［7］Read， Forrest.“Herzog： A Review.” ［A］Saul Bellow and the Critics ［C］.Ed.by Irving Malin.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7：184-206.

［8］Siegel,Ben. “The Terms of His Contract:Saul Bellow （1915-2005）.”［J］Saul Bellow Journal 20.1 （Winter 2004）:3-19.

［9］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Clayton， John Jacob.Saul Bellow:In Defense of Man ［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1.

［11］（美）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M］.胡苏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1.

［12］Kulshrestha， Chirantan. “A Conversation with Saul Bellow.” ［A］Saul Bellow:The Man and His Work ［C］.Eds.M.A.Quayum&Sukhbir Singh.New 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0:51-62.

［13］Bellow， Saul. “Laughter in the Ghetto.” [J]Review of Sholem Aleichem， The Adventures of Mottel and the Cantor’s Son.Saturday Review(May 30，1953):15.

［14］Wilson， Jonathan. “Herzog’s Fictions of the self.” [A]Saul Bellow:A Mosaic [C].Eds.L.H Goldman,GloriaL.Cronin，et al.New York:Peter Lang， 1992:12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