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死亡匣子》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长篇小说，讲述了由一段离奇的旅途引发的一系列离奇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迪迪经历了凶杀、幻想、恋爱、患病等阶段，最终以再次杀人结束。通过冷静而饱含讽刺的叙事，主人公迪迪，一个普通却病态化的现代都市人形象跃然纸上。乍看之下，迪迪经历的事件虽然不同寻常但却合乎逻辑；但若联系到迪迪之前生活的片段，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则又值得怀疑。作者多处暗示迪迪经历的这一系列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也许仅仅是迪迪在人格分裂、精神崩溃下臆想的结果。在这如梦似幻的情节中，主人公多次流露出在现实与虚幻之中徘徊游走的状态，迪迪的精神状态因此就成了了解事情真相、从而判断真伪的关键所在。

1.幻想中的多重身份：自我分裂与自我毁灭

除了小说中出现的若干称呼，迪迪还是个“爱幻想的迪迪”——绝望而虚弱的迪迪为了对痛苦的现状视而不见，要么做梦、要么幻想；虚构出一系列人物与事件，以逃避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问题。在幻想中，迪迪要么把自己幻想得格外勇敢、格外高尚；要么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软弱与破坏性。在一次梦境中，迪迪梦到一个可怕的巫婆，“头发乱蓬蓬的，……，用尖利的牙齿啃着一个褐色 的 梨 子 。”［1］（P70）在 梦 中 ，迪 迪 当 时 正 梦 见 自 己 十 一 岁时烧掉布娃娃的情形，而梦中“老巫婆”似乎发现了迪迪的行为，正准备揭发他，让迪迪倍感害怕。而在之后的一个梦中，迪迪又化身为正义勇敢的小王子，肩负十分艰巨的使命。在这个梦中，会有个同样“头发乱蓬蓬的”、“好心的丑老太婆”给他一样“魔物”，帮助他完成任务（同上）。同是丑陋的老太婆，两个梦中迪迪与她们的关系却大不相同：在前一个梦中，迪迪正在做一件明显不对的事情，很担心被别人、尤其是成年长辈发现这样的行为。而梦中老巫婆对迪迪的监视不禁让人联系到迪迪从小就受到保姆玛丽无处不在的管制。幼时的迪迪既没有合适的途径又缺乏自身的勇气去挣脱这种管束，然而内心的不满一直都在堆积、膨胀。所以在梦中，老巫婆可能是被怨恨的、被丑化的保姆玛丽；其二，梦中老巫婆的外形与现实中海斯特的婶婶、内勃恩太太极为相近，也就是说，老巫婆同时是保姆玛丽和内勃恩太太。那么，内勃恩太太做了什么让迪迪如此反感以至于在梦中将其如此丑化呢？不难推测，自从火车上的相见，迪迪对失明的海斯特又爱又怜，强烈地想要占有她，而海斯特由于行动不便，不得不时刻依赖于婶婶的照顾。在迪迪看来，内勃恩太太对海斯特的照顾与自己儿时受到保姆玛丽过分的照顾如出一辙——照顾变成了管束，本该感恩的心里充满了反感与愤怒。换句话说，迪迪觉得内勃恩太太如同玛丽一样，是多余的、丑陋的，并且阻碍了自己与海斯特的亲近。然而，在后一个梦中，老太婆虽然丑陋却是来帮助自己的，如果老太婆就是内勃恩太太，她交出的“魔物”是否就是迪迪渴望拥有的海斯特呢？如果老太婆是保姆玛丽，那么迪迪内心是否对玛丽还有孩子对母亲般难以割舍的眷恋呢？

小说中提到，迪迪和弟弟保罗一直由玛丽照顾，直到迪迪七岁那年保罗向母亲投诉、成功地摆脱了玛丽的怀抱。顺理成章地，迪迪成了“玛丽的一切”、“最后的快乐”［1］（P171）。 文化程度不高的玛丽显然并不是迪 迪 心中完美的母亲形象，幼时的迪迪也并没有从玛丽口不择言的故事中得到多少爱的熏陶。有趣的是，保姆玛丽与迪迪误杀的工人尹卡多纳的遗孀惊人的相似，而据报纸报导，尹卡多纳的幼子正是十一岁——迪迪烧掉布娃娃的年龄。杀人事件后，迪迪一直惴惴不安，最后决定去探望其遗孀和幼子。他吃惊地发现尹卡多纳的妻子弥拉高大粗俗（神似玛丽），而那个瘦弱的孩子一点也不像印象中其父那般的魁梧与粗糙。更荒唐的是，迪迪觉得弥拉看穿了自己的谎言、并试图引诱自己。仓皇逃离的迪迪来到酒吧勾搭上一个妓女，在与之交欢后做了个无比荒唐的梦：梦中迪迪与弥拉结婚，成为了小托米的继父。更不可思议的是，梦中的弥拉似乎时而又成了保姆玛丽，让迪迪也觉得自己不该走入这桩婚姻。尽管如此，梦中的迪迪庆幸自己的床上功夫了得，让强壮如牛的弥拉神魂颠倒；另外，自己代替尹卡多纳成为小托米的父亲，对这个和自己一样瘦弱的孩子真是一件大好事。

在现实中，无论是弟弟还是陌生工人、无论是弥拉还是保姆玛丽，迪迪面对他们时无不觉得力不从心、危机四伏。然而梦中的迪迪不仅男性魅力无边，还勇于承担责任，实为完美的男性与父亲的形象。将两者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迪迪借助梦境逃避现实、虚构完美的自我形象。凭借想象，迪迪将潜意识中压抑的愤怒与不满充分释放，将自己幻化为强者、对抗现实中自己一直恐惧的个体，如保姆玛丽代表的占有欲极强的女性和尹卡多纳代表的极具原始魅力的男性。

2.与海斯特的爱情：失败的自我寻找与自我重建

梦中的迪迪烧掉了玩偶布娃娃，而小说后文道出海斯特失明的真正原因正是被自己亲生母亲用碱液烧坏了眼珠；这一巧合让人不由得怀疑，究竟海斯特是确有其人，还是根本就是迪迪幻想出的虚构人物。结合上下文，对海斯特虚构性的猜测不无道理：布娃娃被幼时的迪迪抠掉了眼珠，而火车上偶然遇到的海斯特双目失明；为了掩饰自己烧掉布娃娃的残忍行为，迪迪虚构出一个表妹，即布娃娃的拥有者。迪迪幻想着烧掉布娃娃后表妹安不停地流泪，而在与海斯特交往的过程中，迪迪也不断地询问海斯特是不是经常哭泣。无论在梦中还是现实生活里，迪迪都觉得备受压抑——因为过多的照顾与管束，而通过接近海斯特、取代其婶婶来照顾海斯特的日常起居，则是对这种长期压抑的情绪最好的释放方式。从火车上初见海斯特开始，迪迪就被对方吸引，而目睹其婶婶对她的拥抱和抚摸则大为反感。讽刺的是，迪迪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强烈地想要赶走内勃恩太太、让海斯特完全依赖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自己成为了第二个玛丽；只不过这一次他照顾的是个成人、双目失明的成人。之所以怀疑海斯特的真实存在还因为很多细节证明迪迪向海斯特投射了过多自身的情绪、强加于她诸多自己的意志，以至于海斯特不像真正的个体，而是迪迪为了满足自己幻想虚构出的 “布娃娃”，一个被物化、被过分弱化的女性形象。迪迪面对真实的世界觉得束手无措、虚弱无力，内心巨大的虚弱感导致迪迪觉得其他男性都是对自己不同程度的威胁或背叛：无论是内心强大、事业成功的弟弟保罗，还是隧道里的工人尹卡多纳身上“盲目而粗野的精力”［1］（P103），迪迪觉得无比自卑和“羞于启齿的羡慕”（同上），同时承认自己也“害怕”他们。既然面对同性无法感受自己的男性气概，迪迪虚构出一个异性、一个有着生理缺陷从而无比柔弱的女性来满足自己实现男性的征服欲和控制感。从一开始，海斯特就显得尤其被动、软弱并且善解人意——正是软弱的迪迪投射自身的虚荣感从而幻想自己更为强大的理想对象。

在发现了海斯特是个盲女后，迪迪“给海斯特的眼睛进行了显微镜下的观察与分析，冠以各种修饰词”［1］（P31）。这种行为与小说中迪迪给自己冠以各种称呼如出一辙，不得不让人怀疑海斯特的真实性。从一开始，海斯特就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更像被迪迪投射自身意识的对象：“因为眼睛看不见，姑娘便成了一样东西；成了任人谈论的对象，仿佛她根本就不在我们的包厢里”［1］（P50）；“一旦没有了视觉，面孔在很大程度上就 已 死亡……。 不是真正的面孔， 而是被物化的面孔”［1］（P105）；在关于贝壳的梦中，迪迪也对贝壳进行了如此的评价：贝壳“没有眼睛”，是“经过美容的贝壳尸体”［1］（P116）。 可见，失明是海斯特在迪迪眼中如此特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迪迪没有把她当做平等的、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不仅海斯特不算是个真正的人，她的婶婶内勃恩太太在迪迪看来也 “不是一个有情感的人，而只是一种生物。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对象”［1］（P219）。迪迪的优越感可以说是自卑与自我封闭的一种极端表现；毫无凭据然而时时存在。就像上文提到的迪迪感受到的强烈的无助感，为了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全氛围，个体无意识地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以此来对抗心中的恐惧。比如，在隧道中与陌生的尹卡多纳对峙时，迪迪同样感到巨大的恐惧，然而迪迪自认为这样的感觉比在车厢中与“行尸走肉般的人挤在一起”更容易接受；联系到迪迪称呼自己也是虽生犹死，和其他 “行尸走肉”相比何来的优越感呢？不过是害怕在他人身上看到自身弱点的反射而下意识里做出的自我安慰罢了。而对海斯特的监护人内勃恩太太，迪迪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都胜过内勃恩太太，更适合做海斯特的监护人；对海斯特，迪迪也一直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衡量她、用自己的强权意志来约束她，让这个美丽而柔软的生物完全依赖自己、决不能向前妻那样一走了之——以此寻求从未体验到的男性的满足感。

迪迪得知海斯特马上要进行眼部手术后觉得海斯特尤其可怜，并确定海斯特“肯定也有不足”，而“这样一想，他的感情就清晰多了”［1］（P195）。 杀人后，迪迪一开始希望罪行根本没有发生，自己不是罪犯；紧接着，迪迪抱着人死不能复生的态度认为与其他更可怕、更明目张胆的罪行（如战争）相比，自己的行为根本不算什么，何况被杀的人连“人”都算不上。在认可了自己的罪行后，迪迪甚至认为尹卡多纳的死是件好事，因为他的角膜可以供自己心爱的姑娘使用，不仅可以让海斯特重见光明，尹卡多纳的死也具备了积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凶手迪迪”就不会罪不可恕了，而是同时“拥有了他们两个人”［1］（P210）。 作者似乎在暗示，海斯特与尹卡多纳都是迪迪假想出的人物，是分裂的自我、不同的投射对象。

如同不断地进行自我怀疑一样，迪迪对海斯特的好感同时夹杂着疑虑。从结识海斯特一开始，迪迪就对海斯特失明的真正原因好奇不已，而对海斯特冒然接受自己的求欢，在火车狭小的卫生间里就与迪迪有了肌肤之亲的行为不无忧虑：迪迪时而觉得海斯特可能是个放荡、任性的姑娘；时而怀疑她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诸多愤怒与仇恨。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海斯特眼部手术失败；得知消息的迪迪感到高兴，因为自己对海斯特的感情突然变得明了：“毫不怀疑自己爱她，……，她没有什么选择，这真是他的运气”［1］（P218）。 迪迪希望借海斯特的失明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开始美好的新生活，而事实只证实了他的虚弱无力。迪迪从海斯特身上获取的满足感大部分来自于海斯特失明的事实，而当海斯特拒绝把自己当做盲人看待，迪迪设想的虚幻王国再次崩塌。视力正常的迪迪不仅需要失明的海斯特的照顾，更变得倦怠无力，整日赖在床上。至此，可以看出，迪迪、读者脑海中的海斯特的形象与小说之前描写的柔弱、需要呵护的盲女形象如此不同。海斯特究竟是谁？在小说最后，作者似乎暗示海斯特极可能是迪迪在虚妄中将医院中的护士形象扭曲、夸张的结果。

3.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地下室，发现了隐蔽着的人［3］（P80）；卡夫卡挖掘了地洞，甚至自贬为“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老鼠”［4］（P57）。相似的，《死亡匣子》中的迪迪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地道，类似于“地洞”，或曰“地下室”，一个与光明无关、与理性相悖的世界，表现为隧道、梦、想象等形式。在这里，迪迪可以强大到打到任何“敌人”；可以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也可以化身为王子或绅士，不畏艰险、勇敢正直。从进入隧道开始，迪迪开始经历危险的人格分裂。由于理解了人性中可怕的黑洞，这独一无二的经历让迪迪倍感孤独。被加剧的孤立状态导致无形的外界化为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压力；渺小的自我与强大的外界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让迪迪的行为看起来接近疯癫，只能在虚妄与现实、分裂与统一的矛盾对立中继续对人性、罪恶与死亡进行探索。

迪迪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浑浑噩噩地过活。迪迪内心真实的声音被城市的喧嚣淹没，连他自己也无力倾听，遂欲自杀来结束无谓的生活。《死亡匣子》从旅途开始，却遭遇凶杀、罪行与丑陋。通过将事实与迪迪的经历进行比对，读者发觉迪迪经历的这一切不过是他在医院接受抢救其中，意识模糊的幻想。然而，幻想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迪迪模糊的意识仍然脱离不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他虚构了另一个自己、虚构了一个爱上自己的女孩、虚构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这些无一不是迪迪在千疮百孔的真实生活中缺乏的、渴望的、一再压抑的。对于以文明与进步自居的现代人来说，这无疑是悲哀的：只有当生命即将脱离躯壳时，无意识才能不再受文明的约束、本能才能以最真实的形式迸发。作者借迪迪的故事对现代人大大地嘲讽了一番：生命从未真正被自己拥有、个体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皮囊、任人冠以各种称呼。老实巴交、温和谦逊的“好人”迪迪只有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时才有胆量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愤怒、邪恶与懦弱——他的存在如同鬼魅一般，存在时不被注意、爆发时再次被忽略。迪迪的奇幻之旅就是现代空心人生存状态的浓缩：从死亡开始、到死亡结束，饱满、自然的生命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迪迪在迂回的死亡迷宫中转了个弯，满意地走了；而更多和他一样的人，仍被困在虚妄与分裂之中、许久找不到出口。

［1］［美］苏珊·桑塔格.死亡匣子［M］.刘国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杨韶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3］陈世东.双重人格下的人道主义关怀——从“撞墙”到“承认墙”的矛盾中看《地下室手记》［J］.文教资料,2007，（7）.

［4］胡志明.“地下人”与他的后代——《地洞》与《地下室手记》的比较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