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成，汤莉华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20024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城市随之兴起，并且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城市研究方兴未艾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国外关于世界城市研究的文献数量已成规模，从相关文献调研来看，仅以SSCI、A＆HCI、CPCI-SSH三大引文索引数据库为例，2003年至今以“世界城市”、“大都市”或“全球城市”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就达到2480余篇，2003年至2007年年均发文量200篇左右，2008年开始发文量呈现井喷式增长，2008年至2010年年发文量均超过300篇。对世界城市相关的国外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我国的世界城市建设及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世界城市概念及特征研究

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各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二战结束后的飞速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此期间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澎湃推进，城市作为跨国公司的驻扎地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各国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开始影响甚至决定全球经济的局势，同时涌现出一批在空间上跨越国家地理界线、在全球经济局势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节点性城市，即世界城市（World City）。

世界城市又称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y）、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三个概念略有差异，但内涵一样。彼得·霍尔（Peter Hall）①指出那些能够对全球或者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的大都市即可称之为世界城市。霍尔认为世界城市包含如下几方面的特征：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中心”、本国乃至全球的“信息汇集和传播中心”。［1］这一极具前瞻性的界定对今天的世界城市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弗里德曼（J.Friedman）②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认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世界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它们是全球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或组织节点，弗里德曼特别指出世界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指挥”和“控制”世界经济。［2］萨森（Sassen）③的研究将世界城市称为“全球城市”，她认为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全球城市一个重要作用便是为入驻的跨国公司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优良的现代服务设施，包括金融、通讯等。其基本特征须包含如下几方面：“高度集中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金融和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产品和创新的主要市场”。［3］

由此可见，“世界城市”从西方发达国家诞生那天起就承载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梦想，相比较而言，世界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更易被经济元素所主导。总结各位先驱的研究发现，不管世界城市如何命名，它都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应运而生的，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结为拥有全球性的经济控制能力与影响力，这符合西方注重经济与商业发展的传统，也是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但作为为数不多的超级中心，他们的功能远不止经济这一项。

二、西方世界城市的研究历程及代表学者

西方学者对世界城市形成及演变机制的研究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这是基于过去半个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跨越式进步使发达国家不得不重视它的存在，但其研究重点仍集中于对具体城市的历史、地理和形态分析，很少有意识地将世界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世界城市研究的兴起具有伴生性，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催使世界城市研究日渐走向成熟。过去的一个世纪其研究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期间涌现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学者，为世界城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0 世纪70年代以前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的时间，是世界城市理论研究逐渐形成的时期，但先前的研究已经开始散发光芒。1915年，哥底斯（Patrick Geddes）在《演化中的城市》中最早提出了他对世界城市界定，将世界城市描述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的大城市。只从经济和商业的角度进行研判在今天看来不免显得单薄，但哥底斯对世界城市研究的启蒙却不能忽略。

1961年，戈特曼（Jean Gottmann）④戈特曼（Jean Gottmann），1915年10月出生在俄罗斯，美国学者，曾在牛津大学地理学院任教。的《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发表，根据对美国东海岸城市群的研究他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并因为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而获得学界的认可。戈特曼提出“脑力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是世界城市的最重要标志在当时极具创新性，即使诠释当今世界城市的特征也不为过。1966年，霍尔的著作《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出炉，标志着世界城市开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得到系统的论证，现代世界城市研究的序幕就此拉开。［4］霍尔较为全面地罗列并描述了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城市，他认为“世界城市”也应该是全球的主要“政治权利中心”，完善了对世界城市内涵的阐释。

2.20 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这段时期，弗里德曼、萨森、泰勒（Peter Taylor）等一批知名城市学者涉足世界城市研究，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得以逐步建立完善并不断发展。期间，世界城市研究和全球经济发展直接联结起来。这表现在：

（1）世界城市与国际经济分工。1982年，世界城市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与行动备忘录》由弗里德曼和伍尔佛（Goetz Wolff）共同发表，该备忘录从国际劳动分工的视角出发，根据国际分工的变化趋势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及特征进行了建设性的阐释，自此标志着世界城市理论体系的成型。1986年，弗里德曼发表《世界城市假说》，［5］标志着世界城市研究进入正轨。金（Anthony King）和泰勒将世界城市置于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考察，提出“世界城市”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观点。金和泰勒的研究补充完善了前人在世界经济视域下的研究结论，为以后的世界城市研究开拓了思路。

（2）世界城市与资本国际化。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迈耶（Meyer）以实证的方法另辟蹊径，根据世界金融中心及国际银行分行的相关分布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从而得出世界城市体系结构图。司瑞福（Thrift）认同并完善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更强调城市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城市的经济服务功能。他看重跨国银行总部的数量这一评价指标，这符合他强调世界城市的经济服务功能的观点。

3.20 世纪90年代至2000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萨森将世界城市理论由宏观研究逐步转向微观研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城市研究从传统的静态空间延展到以信息流为主要特征的动态空间。从网络联结出发，著名学者卡斯特尔（M.Castells）⑤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西班牙人，1942年出生。主要的著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等。提出“节点城市”的概念，这与先前以静止空间为主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卡斯特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世界城市动态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世界城市理论跨越式地向前推进一步。“节点城市”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下的点，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城市能够跨越地理的边界线而进行不受约束的交流和自由贸易，世界开始倾向于扁平化。世界城市则是那些依靠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勾连物质、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节点。［6］

4.2000 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世界城市的演变机制研究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聚焦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城市的网络体系发生重大调整，传统的权力架构受到挑战，中等世界城市的成长令世人瞩目。特别是随着新兴市场的世界城市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从大的区域格局来看，亚太地区城市地位迅速提升，特别是中国的大城市，这成为国际城市力量对比变化的一大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应对现实挑战，提升综合实力，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城市都选择将“转型发展”作为城市发展战略，比如创建“文化大都市”、“创意城市”日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世界城市的内涵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其内涵。

这段时期，弗里德曼继续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而萨森则着眼于相对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发展的区位条件，论述信息时代背景下世界城市所应具备的“集中控制”功能。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研究引起国际城市学界的广泛重视。

综上所述，西方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先驱学者们基本上是从政治和经济两大维度展开探索，其中经济要素的指标占据更大的优势，这符合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历史及趋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城市与国际大都市的转型也在进行，“多元化”、“智慧”、“创新”成为世界城市转型的关键词，值得继续关注。

三、国外世界城市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国外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注重量化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城市的理论建设及前期研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阶段。如肖特（Short）等学者曾指出，他们发现先前的研究缺乏对其演变机理作出解释，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优势地位的获得更多是基于经验的断言，而非系统清晰的证明。后来他们借助相对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定义世界城市的五个评价指标（“重要金融机构的数量”、“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电信设施状况”、“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世界级文化活动”［7］），展示了他们对世界城市体系的构建。泰勒、毕沃斯托克等借助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中心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①GaWC是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的简称。，以跨国企业作为分析对象，为实证研究寻找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8］

世界城市研究的发起与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反映了研究者对世界城市不同的内涵把握，具体包括国际政治权利角度、国际金融服务角度、国际劳动分工角度、信息化角度、跨国公司等高级服务业角度，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三大类：

1.经济商业视角

世界城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经济功能，它要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如今，国际金融中心已被看作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西方世界城市理论将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作为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别分支。［9］瑞德（Howard Reed）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1981年他设计评价指标并收集了美国70多个城市样本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探究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弗里德曼也指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其实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的生产过程，而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又主要表现为经济元素的积累，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高级商务服务”等。［10］萨森关于“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的微观研究也是从经济视角探讨世界城市的内涵，她指出金融业和生产服务业已成为决定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弱的新的关键因素。萨森认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资本全球化流动和世界贸易的迅速增长而进一步壮大。［11］随着国际贸易日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行为，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会在宏观层面逐步被世界城市所替代。［12］

2.政治文化视角

政治的魅力同样渗透进城市里，世界城市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功能不可忽视，正如霍尔曾将政治实力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世界城市应是“主要的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13］当然，这种观点所暗示的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是其理论上的糟粕。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和地域性国家政府之间的连接点，它或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或凭借包容性极强的政治氛围，成为各个国家之间实现政治互联的重要基地。

3、信息技术视角

世界城市的内涵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充实丰富，信息革命的爆发使世界城市建设无法回避城市的信息处理能力与传输能力。信息自由互通成为世界城市的基本条件，世界城市因此支配着先进的通信网络，发挥着全球信息处理中心和传输中心的功能，成为全球通讯网络的主要节点，“节点城市”由此而生。卡斯特尔指出，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把生产中心、消费中心、服务中心连结成为一个网络的过程。信息时代，新的通讯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互联，世界城市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充当着主要的节点。

四、世界城市分类指标和等级体系研究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世界城市体系在研究初始便是焦点，世界城市的等级排名向来备受关注，也是学界与业界一直试图突破的难题。2010年，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以及《外交政策》杂志联合推出第二届“全球城市指数”。这一指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摆脱了传统以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为主要评价指标的评价体系，加入更具挑战性的人文艺术指标，使评价体系更加客观、完整。以此对全球65个主要城市进行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五大方面：工商业活动（财富500强企业落户数量、商业贸易交易总额等），人文因素（人口成分、教育成就和大学质量等），信息服务（宽带用户数量、国际性传媒组织数量、信息管制程度等），文化氛围（博物馆、体育赛事和文艺演出等）以及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外交使团、国家智库与国际性机构数量等），从而决定其国际化的程度。

学者与业界对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作为第一层次的世界城市基本没有异议，但对第二、三层次世界城市的划分分歧较大。主要在于其分类指标体系不能统一。不同的研究视角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分类指标体系，通过对文献的分析，世界城市的分类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静态类指标，强调城市自身的实力，其中静态指标体系又分为单项指标划分与综合指标划分；二是动态类指标，强调城市的连结沟通能力。但今天看来，世界城市的整体实力评价要综合考虑这两点。

1.静态指标划分法

（1）单项指标判别法主要包括三种：一是跨国公司判别法，该方法通过对跨国公司总部的选址偏好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拥有跨国公司总部级别越高、数量越多的城市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则具有更高的地位；二是经济控制能力判别法，该方法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对全球及其所在区域是否拥有实质性的经济控制或影响能力，上述两种方法的设计源于对世界城市内涵与功能的理解；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判别法，基础设施是衡量世界城市的硬性标准，包括交通运输情况、信息通讯情况等次级指标。单项指标判别的硬伤在于不够客观全面，并且极容易忽视软实力在城市竞争力中的作用。

（2）综合指标判别法是基于世界城市内涵丰富、功能多元化的系统特征，研究者多是通过构建综合性的判别标准或指标体系来反映世界城市的综合实力。将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科技、交通等不同领域的指标按统一的方法进行量化处理，把多项指标加权得出的最终结果进行排序。此方法的优势在于减少了单一主观指标对世界城市判别结果的影响，但是在实践中，这类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城际联系的重要性。

2.动态指标划分法

动态指标划分法是基于城际联系的世界城市判别方法，城际联系的载体与路径主要包括资本、产业、人口、交通与信息5个方面。因此，基于城市间动态联系的世界城市体系判别指标也可从上述5个方面获得：城际资本联系主要通过衡量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数量来反映城市之间资本纽带的强弱，其中，跨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也可以反映城际资本联系的强弱；城市间产业联系可以更长期性地反映世界城市间业务活动的特征，产业联系相对于资本联系更具稳定性；城际人口联系主要侧重分析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分布与流动，关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双重作用；城际交通联系主要衡量城市之间的交通流量，运输成本以及便捷程度；城际信息联系主要反映城市之间相互发送与获取信息的数量大小与能力强弱，信息交互情况是其衡量指标。［15］动态指标是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日渐受到重视的评价指标，但过分强调动态指标，或者过分强调静态指标都会失之偏颇。

3.双重指标划分法

随着城市衡量指标体系的发展完善，当今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多倾向于将静态指标体系与动态指标体系相结合。前者主要评价城市自身的实力，后者主要用来评价城市辐射能力。这样的综合评价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世界城市群中各大城市的评价。

科尔尼咨询公司的全部排名共有65个城市，其中北美有12个，欧洲有19个，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城市占据了25个，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亚洲城市化进程在原来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经济、政治和人文方面的影响力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其中，中国共有6个城市入选，分别是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重庆。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的评分标准，与其他入选的城市相比，中国城市主要得益于在工商业活动方面的优异表现，当然这样的评价只能代表该公司自己的观点。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弗兰克骑士公司的“全球城市指数”，与科尔尼咨询公司的指标体系相比，“全球城市指数”除了经济活动与政治影响力两项基本相同之外，其他三项指标归纳为生活质量、知识及其影响两项指标。

最后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著名机构是GaWC，它的评级标准比较复杂。GaWC的名册确认了世界级城市的3个级别及多个副级别，由高到低顺序为Alpha级 （下设四个副级别：Alpha＋＋、Alpha＋、Alpha和Alpha-）、Beta级（下设三个副级别：Beta＋、Beta和Beta-）、Gamma级（下设三个副级别：Gamma＋、Gamma和Gamma-）。其中，2010年版GaWC官方名册排名为：Alpha＋＋级别包括伦敦、纽约；Alpha＋级别包括香港、巴黎、新加坡、东京、上海、芝加哥、迪拜、悉尼。①参见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GaWC官方网站.2012年11月21日。

从传统上来讲，城市之间确有层级高低、实力强弱之分，所以排名变化的结果是有些城市上升而有些城市下降，但最终是个“零和的结果”。［16］而今天的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能忽略城市之间联系的稳定性，城市间关系的核心在于合作，共同繁荣，而并非弗里德曼的竞争，这是学界在日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五、结语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具有总体性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当前也正顺应潮流，频频出台政策法规，将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国家战略。当然，西方的世界城市理论研究不可能会与中国特殊的城市发展经验完全“对号入座”，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西方逻辑”与作为特殊经验的中国城市历史无关。［17］因而对待世界城市建设理论的最好态度是“扬长避短”，并尽可能地从西方城市理论资源中获得解释中国城市现实经验的启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提出要在2050年将北京建成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上海也正在朝着建成国际大都市的方向大步迈进，世界城市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正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建设世界城市愿景的提出，不仅只是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认同和建构过程。借鉴国外世界城市建设的理论经验对我国建设国际化城市意义重大，需要继续深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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