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穗冰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0)

“亲社会(prosocial)”这个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威斯伯提出，意指那些与破坏、攻击等反社会行为相对立的行为。自1964年美国纽约发生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至少有38人目击或听到案发，但却无一人报警或相助)后，亲社会行为成为了心理学关注的焦点。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对亲社会行为下的定义是:亲社会行为是由那些对行为者无明显利益，但对接受者有益的反应组成。心理学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类型、发生、发展等方面。

实际上，亲社会行为是综合性的社会行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德育等多个领域。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研究人在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可以说是德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德育理论探讨的“利他”行为，正是典型的亲社会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德育角度探讨亲社会行为，一方面扩大德育“利他”行为研究的范围，使这一行为从“主观利我、客观利他”到“主观利他、客观利他”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拓展心理学亲社会行为研究的领域，使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德育的实际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校大学生。据调查，当代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主要在虚拟社会度过。所谓虚拟社会指的是以符号传递为表征、借助互联网营造的超时空情境。赵苍丽对200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计算机以及网络在大学生中已广泛普及，有72.9%的大学生个人拥有计算机，其中拥有笔记本电脑的大学生占54.5%。除了校园内可供使用的计算机较多之外，96.4% 的学生表示学校周围有网吧等其它有偿使用的计算机提供。［2］(P121)而顾凯等的调查显示，大学生每天几乎不上网的占0.7%，上网1小时以内的占21%，上网1—2小时占39.0%，上网2小时以上的占 34.4%。［3］(P259)对大学生而言，亲社会行为更多地发生在虚拟社会中。

一、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

笔者把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交层次，主要包括三类行为:礼貌行为，如展示笑脸、问候、道别等;赞美行为，如竖大拇指、称赞别人等;亲情行为，对亲朋好友予以支持鼓励等。这个层次的亲社会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在虚拟社会里取得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互惠层次，主要包括三类行为:合作行为，如邀请他人加入网络社群、与社群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等;分享行为，如将自己的知识、信息与众人分享等;帮助行为，如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这个层次的亲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互惠性，大学生在无偿“给予”的同时，期待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别人同样能无偿“给予”。第三个层次是利他层次，主要包括三类行为:公益行为，如倡导环保活动、加入志愿者行列等;利他行为，如捐助灾区，扶持贫困者等;见义勇为，如不顾个人安危网络举报、为弱势群体维权等。这个层次的亲社会行为完全没有个人利益，是纯粹的利他行为，也是德育的最高境界。

现实中，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个层次，多数大学生会在网络上对别人表示友好或是向别人免费提供自己掌握的信息，能实施利他层次的亲社会行为的大学生不多。凌春贤等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为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捐物、义务劳动、义务献血以及支教、红十字会的活动几类亲社会行为中，只有0.4%的人全部参加过;只有7.0%的人同时参加过为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捐物、义务劳动和义务献血;有18.2%和8.4%的人只参加过为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捐物、义务劳动;参加过义务献血的人也只有22.0%。［4］(P94)为希望工程和灾区捐款捐物、义务劳动一般都是全员动员，并且有“硬性要求”的性质，义务献血也常常受到学校和班集体的压力，这类活动大学生参与的比例较高，但是随着自愿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比例快速降低。如果移除政治压力、人际压力，大学生自觉自愿的亲社会行为与德育工作者的期待是有很大差距的。

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层次不高，与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关系。“90后”的大学生有三个特点:一是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受父母溺爱，养成了惟我独尊、自私自利的性格，缺乏互助、合作精神，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别人或集体的利益;二是在激烈的学业竞争环境下成长，具有很强的竞争意识，进入大学后又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在争强好胜的同时也伴随着“自己的事都管不过来”的社会焦虑，导致人际关系淡漠、社会疏离;三是进入青春期，带有明显的叛逆心理，对一味“灌输”的德育尤其反感，对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持质疑态度，这种逆反心理会发展成反社会心理，亲社会行为也就失去了心理基础。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层次不高，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关系。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原则在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惟利是图、斤斤计较、步步设防……一些表面上的“亲社会行为”实际隐藏着商业陷阱，比如一些网站对弱势群体的“大赠送”，在慈善的招牌下却是连环的“强迫消费”骗局;一些表面上急需帮助的人是网络骗子，他们虚构感人的故事并广泛传播来赚取好心人的财物;还有大量的官场腐败行为，在大学生心目中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是因一己之私而对社会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大学生对这类行为的愤慨可能不合适地宣泄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上，由此走向亲社会行为的对立面。用心理学的强化原理解释，由于负强化形成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消退趋势，导致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缺失。

二、影响虚拟社会亲社会行为的因素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产生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他人需要的注意阶段、确定亲社会行为意图的阶段、亲社会意图和亲社会行为相联系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亲社会行为受大学生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行为对象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因素包括个人的知、情、意因素;环境因素指大学生所处的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其中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因素，本文择取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较大的大学生所在的虚拟社群、大众传媒和网络规范三个环境因素进行研究;行为对象因素包括行为对象的亲疏程度、求助明确度、行为态度等，在此不作探讨。

(一)个体因素——认知

艾森伯格认为，个体只有在认知水平达到相应的程度时，才有可能表现出相当的亲社会行为，其中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5］(P849－857)对大学生来说，认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当大学生在虚拟社会接收到他人的需求信息时，这一信息会激起大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大学生把这一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主要的原则是把这一信息与自己旧有的认知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寻求认同的依据。如果新的信息与大学生旧有的认知相一致，这一信息会被顺利地统摄到大学生的道德结构中，一方面为原有的道德结构提供新的合理性支持，另一方面大学生会依据原有的道德结构对这一新的信息做出反应，即用亲社会行为来回应这一信息。如果新的信息与大学生旧有的认知不一致，大学生会产生厌恶感，或者把这一新的信息暂时搁置、遗忘，或者干脆就拒绝这一信息的接收。当新的社会实践使大学生产生新的认知时，大学生会用新的认知来补充、修正旧有的认知，调整自己的道德结构，重新做出行为选择。而新的认知也会在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使得实践——认知——再实践的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推进大学生认知不断深入发展。

可见，认知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认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按照这一观点，人们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的加深而增加亲社会行为，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却有独特之处。研究指出，网龄与网络道德认知、积极情感和道德意向各维度显著负相关，与依从型网络亲社会行为及网络亲社会行为总平均数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越长，网络道德越消极，表现出的网络亲社会行为越少。［6］(P425)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思: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实践影响了大学生的认知，而这些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当大学生刚进入虚拟社会的时候，由于沟通的需要，他们实施了较多的亲社会行为。但是随着网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发现虚拟社会存在着众多虚假信息，于是对虚拟社会的信息产生了不信任感。随着这种不信任感的不断加深，他们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也就越来越少了。

(二)个体因素——情绪

这里的情绪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自己的情绪也包括体会别人的情绪——即移情。

大学生在虚拟社会既有积极情绪也有消极情绪。积极情绪是大学生由于内外刺激、事件满足了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并伴随着愉悦感受的一种情绪。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对亲社会行为有促进作用。［7］(P803－855)促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情绪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愉悦情绪，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有愉快、舒适的体验，当他发现别人处在困苦的境地时，心里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按照消极状态消除模型的理论，为了消除这种心理上的不舒服感觉，大学生可能选择亲社会行为，而当他实施了亲社会行为，得到别人的感激或赞扬时，愉悦的情绪会成倍增加;一种是奋进情绪，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感受，这一感受让大学生乐于帮助别人克服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体会到奋斗的乐趣;一种是成就情绪，这种情绪显著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目的和结果，并且在亲社会行为结束后带给大学生满足感和成功感。

除了自身的积极情绪促进亲社会行为外，大学生的移情能力也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移情的概念原是由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利普斯在理解他人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后来被美国心理学家铁钦纳在与人共感的意义上使用。移情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情绪和情感的心理过程。移情喜悦假设认为，亲社会行为是由帮助者预期能够给他人产生积极影响、自己也会体验到这种积极情感而引发的。［8］(P641－650)移情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主要模式是移情——同情——亲社会行为。

发展现代农业先要转变观念，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业当作工业来管理。在农业耕作过程中，运用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实现自动化智能管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使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

研究表明，大学生多数的亲社会行为是由移情主导的。李翔海等对四所高校的调查表明，大学生主导亲社会价值取向中，属于移情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达到45.0%;规范取向其次，占样本总体的28.5%;利他取向占据第三，有19.7%的被试属于利他价值取向;利己取向排在最后，仅有6.8% 的被试属于利己取向。［9］(P33)

(三)个体因素——价值观

价值观是知、情、意中“意”的主导因素。从德育的角度探讨亲社会行为，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实际上，亲社会行为是亲社会价值观外化的结果，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亲社会价值观指导——亲社会动机产生——意志坚定——亲社会行为决策——亲社会行为实施。

价值观作为大学生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决定着大学生的行为选择。一方面，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使大学生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价值观也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大学生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去同化客观世界、建构客观世界，使得客观世界不断丰富与发展。这是一个知行转化的动态开放系统。如果说社交和互惠层次的亲社会行为不能直接体现出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的话，那么利他层次的亲社会行为则直接由价值观所促动。

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存在差异，归根结底是因为价值观存在差异。德国心理学家普兰格在《人的类型》中提出了六种基本价值观:经济的(重功利)、宗教的(重圣洁)、艺术的(重审美)、政治的(重权力)、社会的(重交往)和理论的(重真理)。据调查，中国大学生拥有经济型价值观的人最多(占53.18%)，其余依次是社会型、政治型、理论型、审美型、宗教型，而价值观的不同类型对亲社会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社会型价值观者绝大多数(88.98%)有亲社会行为，经济型价值观者大多数没有亲社会行为，审美型和政治型的价值观较少导致亲社会行为，理论型和宗教型的价值观较多数导致亲社会行为。［10］(P27)这就解释了当代大学生利他层次的亲社会行为缺失的原因。

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们更容易树立经济型价值观，而对追求真理的理论型价值观不屑一顾。当大学生吝惜自己的每一次亲社会行为的付出时，他们也能看到人生的跌宕起伏、社会的冷漠寡情;当大学生过多地追求形而下的目标却忽略了具有终极意义的超越、关怀、真理等形而上的信仰追求时，他们更会陷入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时的焦虑和既定目标实现后的空虚交织成的怪圈中，无法自拔。这是价值观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乃至对大学生人生的最重要影响。

(四)环境因素——虚拟社群

虚拟社群指以QQ群、NSN、微博等虚拟社区为平台，基于兴趣、求知、从众、交际、娱乐、信仰和消费等的趋同性，通过持续的信息交流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数学化的“人”的集合体。据了解，绝大多数大学生加入了虚拟社群，45%的大学生喜欢加入网络游戏虚拟社群，60%的大学生则喜欢加入人人网、QQ 等“聊天、交友”网络虚拟社群。［11］(P61)虚拟社群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

(五)环境因素——大众传媒

这里所谓的大众传媒不仅包括报纸、广播、电视，还包括网络。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差异。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传播效果有情感层面(关于态度和感觉)、认知层面(与知识和意见有关)和行为层面(关于行为倾向和外化)。数据显示，大学生认为自己在这三个层面受影响的比例分别是 92.6%、86.6% 和 59.7% 。［13］(P94)这是三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按照涵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人们接触媒体的时间越长，其所形成的对社会实况的认知和态度会越接近媒体所呈现的景象。大学生的业余时间主要是在网络上度过的，每天看报纸、听广播的大学生也不在少数。他们对社会实况的认知和态度会接近这些大众传媒所呈现的景象。问题是，大众传媒给大学生呈现了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有编辑做新闻“把关人”，对负面报道的数量、后果有所控制和引导。新兴的网络却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很多人为了抓住别人的眼球专门传播负面新闻，对亲社会行为的报道往往淹没在大量的负面新闻中。此外，大众传媒是后现代主义传播的主渠道。后现代主义充满质疑和否定、强调差异和流动、反对理性主义、反对中心主义的特征契合了虚拟社会的特点，容易诱发大学生漠视传统、挑战权威、抵制崇高、“娱乐至死”的心态。可以说，大众传媒的低俗化使得大学生价值判断感性化、价值选择功利化、价值目标短期化，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

(六)环境因素——网络规范

虚拟社会虽然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仍然是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形态，需要网络规范来保证其健康运行。网络规范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网络规范建立，大学生学习网络规范，在认同网络规范后把网络规范内化，形成大学生内心的道德义务，在大学生面临他人求助的场合时会产生道德压力，大学生在压力情境下做出亲社会行为，于是道德压力得以释放，大学生内心体验到积极的道德情感。

有三种网络规范与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特别相关，它们是社会责任、互惠和社会公平。具体而言，社会责任使大学生为虚拟社会的良性发展承担道德责任，促进大学生用亲社会行为来履行这一责任;互惠使大学生在期待别人提供帮助的同时乐于去帮助别人;社会公平使大学生同情弱势群体，主动维护网络正义。

与现实社会相比，当前虚拟社会的规范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规范意识也十分淡薄，少数人甚至把虚拟社会看作极端自由化的沃土。虚拟社会规范的缺失必将严重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实施，最终导致虚拟社会道德失落、恶性发展。

三、对虚拟社会亲社会行为的德育思考

提高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要从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着手。

首先是认知因素。认知从何而来?实践出真知。涂尔干说:“社会生活消失，道德生活将随之一同消失，因为它将不再有任何目标。”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培育过程应当遵循活动——体验——践行这样一条线索。具体来说就是德育工作者可以在“两课”实践时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志愿者活动，深入弱势群体集中的孤儿院、特教学校、养老院、救助站和社区服务机构，在寒暑假协助团委组织大学生开展访贫问苦、山区支教活动，通过大学生的切身体会加强他们对亲社会行为必要性的认识，通过弱者的感激强化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对于情绪因素，德育工作者应当注重大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德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德育工作者要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尽力为大学生解决学习、交际、生活和就业等各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大学生获得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同时，德育工作者要引入心理学的移情训练法来强化大学生的移情能力。比如鼓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通过角色游戏或戏剧的形式，让学生在其中扮演特定情境中的某种角色，从中学会理解他人的社会角色，体验他人的情绪。

对于价值观因素，德育工作者要慎用灌输价值观的方法。Stuks等人的研究发现，激励亲社会行为的方法中有一种方法是无效的，即命令的方法。他们以大学生为被试来研究强制的志愿行动，结果显示，自愿做出志愿行为的大学生与那些强制做出志愿行动的大学生相比，强制的志愿行动更容易降低其志愿行为意图。［14］(P34)大学生的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逐步发展起来的，既不是单纯的刺激——行为模式，也不是纯粹的主观建构过程。对德育工作者来说，要把握价值观形成的客观规律，面对大学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善于运用价值澄清法，通过直面问题、理论探讨帮助大学生澄清自身的价值;通过全面分析、多角度论证提高大学生的观点采择能力;通过追求真知、言行一致成为大学生效仿的榜样。

对于环境因素，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把握大学生在虚拟社会的生活规律，立法完善网络规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大学生网络行为管理之中;加强大众传媒的自律和他律，使网内教育碎片化、内隐化的宣传与网外教育系统性、引导性的宣传形成互补，减少德育工作的盲区，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针对大学生喜欢加入虚拟社群的特点，加强对虚拟社群的监控，积极构建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支持社群，利用集群效应扩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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